三星堆启示录：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是中原主干还是区域接力？

3月27日晚间，澎湃新闻转发了一篇采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的文章。文章引用王先生的话说，“古蜀文明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强烈影响”，并再次举出了他曾经在央视直播时提到的玉琮问题，认为三星堆的玉璧、玉琮“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再传播至三星堆”。对于这个观点，笔者曾发文进行批评，质疑王巍先生对三星堆考古材料缺乏了解。

三星堆博物馆外景

2009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单位主编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出版，书中明确提到：

1991年、1995年、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三星堆城墙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在“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处的城墙进行发掘时，又发现大量龙山时期的房址压在下面，同时发现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1]

该书同时指出：

根据出土的文物标本和地层叠压分析，三星堆遗址古城墙的时代距今约4000年。[2]

除此之外，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文物还有玉锥形器和骑虎人像等[3]。这些证据都有力地证明了三星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有良渚文化的进入。因此，三星堆在本次发掘中再次出土玉琮是非常正常的。

三星堆和良渚玉琮比较图（摄自三星堆博物馆）

我们知道，在中原地区，被目前学术界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晚期后再经过新砦期之后才出现的。而早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年实验室有关专家已经测得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735-1530年。[4]这一测年结果也收录到了二里头的考古报告中。[5]据此可见，良渚文化类型玉琮出入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不要说商文化还没有出现，二里头文化同样也没有出现。

二里头遗址

目前，不少学者在谈到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关系时，常常乐于讲三星堆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似乎旨在证明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或旨在强调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核心地位，而几乎不见有学者谈及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反馈作用。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连续存在2000多年的大型遗址，正如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先生讲，“这个现象中国仅见，世界罕见” [6]，李伯谦先生明确认为这个论断“符合实际”[7]。而反观二里头遗址，其存在仅二百余年（前1735-1530年），郑州商城（始于前1509年）、殷墟遗址（前1300-1027年）的存在也只有二百多年。并且，从城址规模来看，二里头城遗址约10万平方，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三星堆城址面积则达3.6平方公里，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考虑到每一个考古文化的出现都有一个兴起、发展、衰落的过程，因此，这种单方面强调三星堆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的论调，令人匪夷所思。

三星堆址城址平面图

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大量玉制礼器、铜制礼器包括着大量的龙形图案，以及前几日笔者曾发文谈到的三星堆八个祭祀坑呈北斗形的布局符合“夏正建寅”的记载，还有大量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夏人之祖颛顼生于蜀地若水、夏人之宗大禹生于蜀地汶川以及《史记》以蜀王为黄帝之后的记载，均明确表明三星堆无论是否受到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都可以证明它是实实在在的中华文明。三星堆青铜神树出现的龙形图案以及纵目面具，均与《山海经》相合而不见于中原地区，这说明我们对中华文明构成的理解（考古学角度）恐怕还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而不是非要通过证明三星堆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强烈影响才具有了中华文明的身份。

带有龙形的三星堆青铜大神树

我们知道，自殷商以下，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原地区（古代中原包括关中平原、豫西地区和晋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龙头地区、核心地区。但自殷商以上，中原地区是否具有龙头地位，从考古文化来看是存在疑问的。比如，在大约5000年前，我国率先进入文明门槛的是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2000年），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大城近300万平方的规模以及发达的祭祀文化，足以使良渚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媲美。

在良渚兴起后，石家河古国随之兴起。江汉平原古城星罗棋布，是中国史前文化中古城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中，城址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到120万平方米。很快，成都平原的古代城市群也随之兴起，其中面积最大的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再其次，黄河流域的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先后崛起，其中陶寺古城面积达280万平（前2300-1900年）、石峁古城面积更达到惊人的420万平（前2300-2000年）。

良渚博物馆（图源：pconline）

良渚、宝墩、石峁、陶寺被称为中国史前四大古城，其中前两个在长江流域，后两个在黄河流域，真正居于中原地区的仅有位于山西襄汾地区的陶寺古城。当前，“多元一体”是学术界的主流共识。考古发掘证明了多点起源、逐渐汇流、形成一体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路径。因此，正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长城学者易建平先生说：“如果大家继续坚持中原中心论，又怎么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么可能打破困境来证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呢？”

谈到中华文明的形成，笔者有一种认识，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似乎存在着争夺占有“中华文明主导地位”的话语权的问题。这种行为的典型说法，就是把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用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发展路径来解释，把中原地区称为主干、核心[8]。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大一统的文明在形成之前，是可以有若干个区域文明齐头并起的。实际上，早在2000年时，赵辉先生在讨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这个课题时，就把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彩陶文化圈”、“筒形罐文化圈”和“鼎文化圈”三大区域，而并无中原文化区。[9]李新伟先生亦认为：“庙底沟类型核心地区聚落和人口的锐减，确实使得‘中原’处于一种空虚状态，引领作用无从谈起。”[10]因此，在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把中原文化的发展路径描述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是不符合事实的。

赵辉绘公元前5000-3000年文化格局示意图无“中原区域”（图：南方文物）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但从年代上来说，早于二里头的齐家文化已经出现二百多件青铜器，且二里头文化只存在二百年稍多一点（前1735-1530年），且最兴盛的三、四期主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商代纪年之内，并且随后在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高水平发展的青铜文化，如广汉三星堆、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阜南台家寺、郑州商城等，在殷墟兴起不久，盘龙城、大洋洲、台家寺等青铜文化衰落的同时，湖南宁乡铜器群、汉中盆地城固洋县铜器群、陕北铜器群、金沙遗址等一批青铜文化又出现。

从三星堆文化呈现出来的特征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区域文化的交流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反映在三星堆文化身上的对中国各区域文化的接纳甚至超过殷墟文化。因此，如果三星堆文化在当时还不算代表中华文明的核心的话，那把与三星堆年代相当的殷墟视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又有多少说服力？因此，笔者认为，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期总体上还是处于进入大一统之前的百花争艳状态，只不过，这一时期离中华文明的大汇流时间越来越近，所以才会出现三星堆和殷墟这种在当时属于“强中之强”的青铜文化，但二者仍不具备“中央王朝”的实质。进入西周以后，中国各区域的关系在进一步拉近，以至进入春秋战国后，在中国思想界正式出现了“大一统”的理论，从而才为秦王朝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提供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并不具备“中原主干”的特征，而更近于各区域竞相发展的“接力式”特征。因此，把握中华文明早期的发展路径，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少谈点“中原文明”，多一点“中华文明”的整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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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成都：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2] 同上书，第316页。

[3] 程世华：《良渚文化的余辉在三星堆文化中闪烁》，《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第12-23页；赵殿增：《骑虎铜人像与玉琮线刻人像——兼谈三星堆、金沙与良渚文化》，《成都文物》2004年第3期，第11-15页；王方：《试析古蜀玉器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成都考古研究》2013年。

[4] 仇士华等：《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 321-324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18-1236页。

[6] 李晓东、危兆盖：《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实物标本》，《光明日报》2016年7月26日第9版。

[7] 李伯谦：《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8期

[8]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

[9]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10] 李新伟：《第一个“怪圈”：苏秉琦“大一统”思想束缚论的新思考》，《南方文物》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