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宝墩古城遗址的发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陆续发现了一批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史前城址，包括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等等。而位于成都新津区的宝墩古城遗址，以其在同类遗址中位置居中、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特点，成为这一系列史前城址群中的典型文化遗存。研究者遂取其名，将这片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分布图

宝墩古城遗址，位于成都市新津区西北约5公里，处于西河和铁溪河的交汇处，地跨宝墩镇宝墩村、双石村、龙马村。这座古城址年代距今约4500—4200年，面积约276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城址之一，是成都平原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同时也是长江上游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那么，这座被誉为“长江上游文明之源，古蜀文明之光”的千年古城遗址，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说起宝墩遗址，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罗永祚。罗永祚，生于20世纪10年代，解放前曾担任过郫县、眉山县警察局的副局长，之后回到新津做了一位民间医生，曾师从新津前清增、贡生李澄波。

作为中国最后的一批秀才，李澄波（1872年-1961年）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的造诣很高。他解放前曾担任志诚法政学校、四川大学农学院教师，1912年任《大汉国民公报》主笔，1953年被四川省文史馆聘为文史馆员。李澄波一生爱好收藏文物，作为他的学生，罗永祚在历史、考古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据罗永祚晚年在《新津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新津县宝墩村古遗址发现的经过》一文，他最早关注到宝墩遗址是在1935年。当时，罗永祚路过龙马乡（现宝墩镇）宝墩村真武观，庙观里有小学一所，他的同学郭作朋在此担任教师，遂留他吃午饭。罗永祚发现庙观墙砖多为汉代花纹转和“建初元年”、“章和元年”、“永初元年”的纪年砖，由此引起了他的注意。饭后，罗永祚沿着真武观土埂子，发现周围残缺汉砖随处可见，还在一条沟内捡到了一块石斧和一些陶片，凭借对文物的敏感，罗永祚认为这些东西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回到家后，罗永祚立即执笔写下了一篇关于这些文物的文章寄给川大历史系，可惜未得到回音，此事也就作罢。

宝墩古城出土的石斧

1956年，正值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当年10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徐鹏章、陆德良二人到新津做文物调查，去往李澄波家拜访，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关于新津文物的情况。李澄波随即将罗永祚推荐给调查组，做他们此次文物调查的向导。

罗永祚将调查人员带到宝墩村真武观遗址，并将之前在此拾得石斧和陶片的旧事重提，这引起了调查组的重视。此后，他们在这片土埂子及其周围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得出了“土垣并非自然形成，当系人工筑成，土垣被东汉砖室墓打破，其时代当不晚于东汉”的结论。自此，宝墩古城遗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位从乡下返城的知青经常到罗永祚家做客，这位知青叫汤玉玖。汤玉玖是一位痴迷文物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常常到罗永祚家听他讲宝墩土埂子、石斧、陶片等等事情，内心对宝墩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好奇。于是，他在闲暇之余便经常到宝墩土埂子转悠，也捡到了许多夹砂陶片和石器。据说，20多年间，他去过宝墩上百次，每次回来都要做考察记录。

1984年11月，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现成都市考古研究院）赴新津开展文物调查，汤玉玖拿出几件从宝墩土埂子收集到的磨制石器，并将调查队带往发现这些文物的土埂子。调查队员对在此发现的灰白陶片和磨制石器十分震惊，但因当时国内对于史前时期是否存在“城”的观点还有争议，所以不敢断定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墙遗迹。这次调查，仍未采集到早于汉代的文化遗物，不过在土埂上发现有大量汉代砖室墓打破其下层夯土，考古学者们据此推断出这些土埂子的年代最晚也能到战国至秦时期。

汤玉玖撰写的《十年来新津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1983-1993）》

1994年11月，汤玉玖在《新津文史资料》上发表了《十年来新津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1983-1993）》一文，详细介绍了10年来他在铁溪乡、修觉山台地等沿南河地区以及龙马乡真武观古城遗址发现的石斧、石锛、陶罐、兽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并且大胆提出了龙马乡真武观古城遗址“从残存土埂和地层的陶片，可以认定这里是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或古寨堡”的观点。宝墩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初露端倪。

1980-1981年，四川文管会在三星堆遗址进行大面积发掘，首次在成都平原古代遗存中区分出早于夏代的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1985年开始，三星堆大型祭祀坑的陆续发现，让三星堆文化震惊世人。而三星堆文化的典型器物为灰白陶，这使得人们对早年在成都平原的新津、都江堰、温江等地调查发现的灰白陶器有了更加确切的认识。在此之前，人们对这些遗址的年代断为不早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三星堆的发现，无疑证明，包括宝墩遗址在内的大量出现与三星堆同类遗物的遗址年代至少与其同期，应当属于史前遗址。因此，对成都平原早期古城址群的发现和发掘工作成为一种必然。

早在198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毅即受命参加当年11月赴新津的调查工作，那时汤玉玖拿出的几件磨制石器使他大为震惊。此后的十多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和在宝墩多年来调查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遗物，再次引起了已经担任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一职的王毅的关注，他认为很有必要去深入触碰这片古遗址。于是，对以宝墩古城遗址为核心的成都平原一系列史前古城址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王毅的主持下，开始轰轰烈烈地进行。

1995年1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新津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调查队，对宝墩遗址进行了一次较为详细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133平方米的考古试掘，这也是宝墩遗址历史上开展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1995年，王毅在宝墩遗址发掘现场做指导

这次考古工作，不仅在真武观、余林盘等土埂上发现了史前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陶片和石斧，还对蚂蝗堆一处城墙遗址进行解剖，证实了土垣为人工夯筑的城墙。这一重大突破，体现了宝墩遗址面积大、保存完好、遗址文化面貌独特的特点，并且推测出“它是川西平原早于三星堆的一种新的早期文化遗存，像这样时代早、面积大、又保存有夯土城墙的古遗址在四川尚属首次发现，对建立四川早期文化的序列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说，这次科学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让人们对宝墩遗址的分布范围、时代和文化性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廓清了以前一些人对成都地区可能存在大型史前文化遗存的怀疑。成都平原面积最大的史前时期城址逐渐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随着宝墩遗址发掘工作的成果披露，这一史前城址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996年春，在王毅的统筹、协调下，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到宝墩古城遗址的发掘工作中，王毅担任由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联合大学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及新津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队长。这次发掘，确认了宝墩遗址城垣范围和走向，一座距今约4500年左右、约当于中原龙山时代、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显现在人们眼前。1996年，以宝墩古城遗址为核心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发掘宝墩遗址现场

基于宝墩遗址的成功发现，从1997年开始，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开始对成都所属县市进行调查，最终确认了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成、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村古城等一批古城址的文化性质，这些古城址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脉相承，时代更替先后相继。由于宝墩遗址规模宏大，是这批同时期古城址的典型代表，因此考古界提出以“宝墩文化”来命名这批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2001年2月，成都平原大型青铜器文化遗址——金沙遗址的发现，成为新世纪中国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随着对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此发达的商代青铜器文化，不应为无水之源，而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对重新构建成都地区史前史，建立古蜀文化发展脉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毅认为，对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不能忽视。

2006年，法国文化部国家遗产局文化专家、

考古学家参观宝墩遗址

2009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课题的前期调查工作中，将宝墩遗址列为其中的重点项目开展。当年随即发现并确认了宝墩遗址外城墙，宝墩古城址面积扩大至276万平方米，仅次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这奠定了宝墩遗址作为拥有内外城墙、并且为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的地位。

2009年至今，每年的9月至次年1月，为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宝墩遗址的发掘期。随着多年来不断开展的发掘工作，这座大型史前城址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鼓墩子等多组大型建筑基址、田角林中心聚落、罗林盘小城、环内城土路等遗迹，早期宝墩先民使用的尊、罐、壶等陶器，石斧、石锛、石凿等小型生产工具以及水稻、粟等农作物种子等陆续发现，无不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宝墩人就在此有着稳定、有序、繁荣的生活，这些文化遗存为我们构建了宝墩先民的生业形态和宝墩古城的社会结构，证明长江上游的文明曙光开始闪现。宝墩遗址也因此成为了成都平原迈入文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2012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在宝墩遗址现场

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成都平原为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关键证据，对研究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起源及早期国家发展轨迹具有重大意义。

2019年10月，中国第二届考古学大会在成都召开，探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三大考古学领域最新课题。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对宝墩遗址的发现意义高度概括道：“宝墩遗址的出现，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将成都的历史带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进程，长江上游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代表，如果没有宝墩，那这一块就是一个空白。宝墩文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2020年4月2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宝墩古城遗址保护规划》，宝墩古城遗址的具体保护范围得以全部划定，宝墩遗址的保护利用有了科学的统筹规划。

宝墩考古工作站效果图全景

未来，集考古研究、展览展示、学术交流为一体的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即将建成，宝墩古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报工作即将启动。宝墩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

宝墩考古工作站效果图

信息来源：方志新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