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 | 怀旧的时代

本文节选自《怀旧的乌托邦》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1920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创作了一幅名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该画旋即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收藏，后来又取名《历史的天使》（Angel of History）。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本雅明撰写了《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文，深入探讨和揭示了该画所传送的讯息。该文写道：

历史的天使面朝过去。我们认为非常重大的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的天使却认为是场连续的灾难。这场灾难使牺牲者的尸骸不断堆叠，并被掷于他的脚下。这位悲悯的天使想要停下来，唤醒那些死者，修复破碎的一切。但是，从伊甸园刮来的风暴，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双翅，使他无法展翅飞翔。这场不可抗拒的风暴，把天使推向他背对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尸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本雅明对《新天使》的理解真是独到而深邃。在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如果再次玩味和揣摩这幅名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的天使现在又在拼命挣扎。然而，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虽然这一次历史的天使的双翅还是和过去一样，被强大的风暴束缚，“无法展翅飞翔”，但是，他却改变了方向——掉了个头，他的脸从面向过去变成面向未来，他的双翅被风暴向后撕扯。而这次的风暴是从人们预期的和忧惧的未来的“地狱”刮向过去的“天堂”——在失落的伊甸园沦为废墟之后，人们通过回忆想象出来的天堂。

人们也许认为，通过把过去与未来各自的美德与邪恶——克利一百年前画出来的，后又由本雅明所指出的那些美德与邪恶——调换位置，就可以借这幅画来抓住和理解过去与未来。当下，正是“未来”因不可信、不可控而遭受谴责、嘲笑而成为失信者的时候，也正是“过去”成为可信者的时候。“过去”成了（真正的或公认的）值得信任的对象，人们逐渐放弃了选择那即将破产的希望和未来的自由，更不再为之而努力。

正如哈佛大学斯拉夫比较文化教授斯维特拉娜·波伊姆（Svetlana Boym）所言，怀旧病（Nostalgia）是“一种‘损失-替代’情感，也是某个人自己幻想的浪漫”（p.xiii）。在十七世纪，怀旧被视为一种可以治愈的情感疾病。例如，当时的瑞士医生就推荐用鸦片、蚂蟥和山地旅行来“治疗”怀旧。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一直存在的疾病逐渐演变成不可治愈的现代状况。二十世纪始于未来派的一种乌托邦，却止于这种怀旧病”（p.xiv）。她认为，眼下“全球都在流行这种怀旧病，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拥有一种集体记忆的共同体情感，渴望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获得一种连续性”；这种流行病是“身处生活与历史加速剧变的时代中的人们的一种防御机制”（p.xiv）。而这种“防御机制”的实质，在于“承诺重建今天诸多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一味主张的理想家园，引诱我们放弃批判思考，而代之以情感团结”。她还警告，“怀旧病的危险性在于它往往将想象的家园与实际的家园混为一谈”（p.xvi）。最后，她认为，“当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逐渐复兴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是这种怀旧病的‘亢奋’变态，并最具有这种危险性特征。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通过回归及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和神话，有时甚至通过把各种阴谋理论改头换面，而编造一种反现代的历史神话”（p.41）。

我认为，人们对于“其他地方”的事物，总是存在很多不同的情感，怀旧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种而已。不知到底从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但至少自发现人类行为具有可选择性之时起，或者更准确地说，自发现人类行为是且不能不是一种选择之时起，这种情感就开始出现和存在了。而自发现处于某时某刻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通过所有并非自然而是人为的设计、发明和创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数量不可确定的可能世界之一种之时起，这种情感就一直颇为流行，并成为人类状况中难以割裂的要素。所以，波伊姆发现，在当下“全球流行的怀旧病”中，很多人试图寻求一种当下现实世界的替代物。在人类历史的接力赛中，“怀旧病的全球流行”已经接过以前那种“进步狂”的渐进却势不可当的全球流行的接力棒。

然而，这种对过去的追逐还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它可能改变方向，甚至改变跑道，但就是不会停下。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曾试图描述和抓住这种操纵我们的、不可消除的、无法餍足的内在强制（imperative）：

我听到了小号的号音，并问仆人其为何意。他说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什么号音。于是，我要出去。但是他在门口挡住我，并问道：“主人，你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出去，就是想出去。没有别的，离开这里，是我能够实现我的目标的唯一途径。”他又问道：“看来你知道你的目标？”我回答说：“是的，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离开这里——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种强迫症可能将继续如此下去，直至地狱冰封。

早在500年前，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把人类回归天堂伊甸园或在地球建立人间天堂之千年美梦，冠以“乌托邦”（Utopia）之名。而在500年后的今天，这个概念通过否定之否定形成了又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正接近于形成其完整的圆圈。莫尔认为，在那些由一个智慧而仁慈的统治者领导下的固定之地（topos，如一个城邦、一个城市、一个主权国家），才能实现人类幸福。但是后来的人们认为，要实现人类幸福的前景，就必须与这种固定之地相分离。也就是说，只有个体化、私人化和个人化才能实现人类幸福；人类的幸福不再寄托于那种蜗牛式的家园模式，而“附属于”人类个体。但是如今，这种看法又被它们雄心勃勃但未见丝毫成功地否定的东西否定了。现在，各种“逆托邦”（retrotopia）正在从莫尔式的乌托邦的双重否定——被拒绝之后的复活——中出现。前两次人们都是去那尚未诞生、因此尚不存在的未来中寻找人类的幸福，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那已失去、被盗走或被抛弃却未死的过去中寻找各式各样的乌托邦：

根据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看法，当我们到达天使之城、丰饶之地（Land of Plenty）之时，不应就此满足和停留，而应把目光再一次投向那最遥远的地平线，并重新升起船帆向前进发。他写道，“进步就是各种乌托邦的实现”。但是，遥远的地平线一片茫然，天使之城、丰饶之地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静静等候。恰恰就在我们真的要承担起赋予这种富有、安全、健康的生活以意义的历史性任务之时，我们却埋葬了乌托邦。没有新的梦想来替代它，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比我们已获得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事实上，在富裕国家中，很多父母——例如澳大利亚53%的父母、法国90%的父母——都认为他们的下一代以后将比自己更穷更苦，他们的下一代人中的贫穷人口比例也将高得多。

这就是罗格·布雷格曼（RutgerBregman）在其近著《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中所指出的。这本著作出版于2016年，副标题是“全民基本收入（UBI）、开放边界和每周15小时工作制方案”（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当权者鼓吹私人化或个体化就是“进步”的观念，宣扬私人化或个体化地寻求改善生活的实践，并把它们当作“解放”来兜售，因此得到大多数从属者的拥护。当权者说，私人化和个体化可以打破以往严苛的从属和规训要求，使人们获得自由。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私人化或个体化，却是以牺牲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护为代价的。受到蒙蔽的从属者数量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多，但是他们慢慢发现，这种解放始终是福祸参半、利弊并存的，它似乎是一种福祉，但被掺入了相当多的、仍在不断增多的诅咒。对于从属者而言，遭受强制的确让人痛苦，但“解放”与“自由”带来的风险，同样令他们失去体面并感受恐惧和烦恼。现在，他们自我依赖、自力更生成了法定状况，而风险趁机充满其间。在以往的整合系统中，他们必须做出贡献，否则就会担心遭到惩罚，现在这种担心完全被因整合不足而产生的同样恼人的恐惧所取代。随着旧的恐惧逐渐被遗忘，新的恐惧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原来的上升现在却被视为堕落，原来的进步现在却被视为倒退，游戏中那些日益增多的并非出于本意的被利用的炮灰注定——或自我感觉——要失败。这使公众的心态出现了波动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公众从原来十分关注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希望改变未来那明显的不可信任，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仍依稀记得的过去，他们认为稳定、可信任而有价值的过去。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就是未来从希望可期之天堂变成梦魇之地狱。公众担心和恐惧，如果走向未来，将失去工作甚至从属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以及其他生活物品和动产都将被“收回”，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下一代的福祉和声望日益下降而爱莫能助，而自己辛苦学习和掌握的技能被剥夺了市场价值。因此，通往未来的道路如此吊诡地变成腐烂、退化的羊肠小道。人们可能因此乘机走上回到过去的道路，以避免未来的损害，并认为这早晚都会促进自己的福祉吗？

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所主张的，这样一种转变已经产生了明显而广泛的影响，影响了人类共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影响了人类新兴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所暗示和孕育的生活策略。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欧盟所进行的、把国家整合提高到超国家层次的先驱性实验。最近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对这种影响进行了分析。而他的这一分析，只需稍加调整，就可以完全成为所有其他层面上出现的、回到过去的明显转向的深刻写照。这种转向在不同的层面会运用不同的话语和修辞，但都在进行各种极其相似的叙事。

正如索拉纳所言，“欧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怀旧病症状。对‘过去的好时光’——在欧盟被认为可以冲击或超越国家主权之前的时光——的渴望，导致了民族主义政党的出现；而且，欧洲各国的领导人仍在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他还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旧病的原因，并结合最近出现的最剧烈、最引人关注的脱欧现象来阐明他的看法：

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欧盟中那些比较弱小的经济体失业率的急剧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而比较强大的经济体也感受到了要求通过救援陷入困境的成员国家来“显示欧盟团结”的明显压力。当比较强大的经济体在提供那些援助时，他们要求受援国厉行节约，而这又阻碍了受援国的经济恢复。很少有成员国家感到满意，而多数成员国家都责难欧洲的一体化。

他警告说，援助国以及所有成员国目光如此短浅，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欧盟逐渐远离摆脱目前困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希望找到这条道路：

很多欧洲人感受到的经济上的痛苦，肯定是真实的；但民族主义者对其根源的诊断，则是错误的。诚然，欧盟处理这一危机的方式应受到批评；但是，欧盟并非全球经济失衡——及其2008年以来导致的经济动荡——的罪魁祸首。那些失衡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现象——全球化——的反映。有些人借口全球化已被除魅，主张回归保护主义，通过加强国家边界来实现所谓的太平盛世。还有一些人则惆怅地回忆那从未真正存在过的民族-国家，借口国家主权而拒斥欧盟的进一步整合。这两种人都怀疑欧盟统一的基础。但是，回忆使他们失败，向往误导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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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杨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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