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戟：“蛋糕”怎么分才公平？再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詹戟】

前不久，观察者网转发了赵燕菁教授的“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一文，也激起了一轮关于互联网资本、大数据产权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热烈讨论。

最近关于互联网垄断资本的舆情，反映出我国民众对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担忧。贫富两级分化不仅在政治上不能被接受，从经济运行上看，也会导致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抑制生产力发展、压制创新要素、阻碍国民经济内部“大循环”的实现。

纵观世界各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后，贫富两极分化伴随经济增长愈演愈烈。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

中国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变现有初次分配方式中资本“特权”，消除两级分化扩大的土壤，是摆在中国经济体系健康运行面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新自由主义加剧两极分化

资本主义早期，资本的贪婪、无序的竞争时常引发经济危机，加剧了民众的灾难。

上图源自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所著的《拯救资本主义》一书，显示了美国产业工人生产率和收入发展的不均衡：40多年经济发展，生产效率净增141%，但半数美国人收入增长几乎为零，增加的财富都给了上市公司股东和富人寡头阶层。

2016年，美国最富10%人群坐拥总收入的50%及全国财富的80%，而底层50%人群的相应份额却分别为13%及1%，贫富两极分化可见一斑！

面对经济危机和分配危机造成的巨大危害，社会主义者确信：所有危机皆源自人民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将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诠释了资本剥削的来源，唤醒了无产阶级大众共同反对极端不公的分配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改革。

二战后，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新潮流，约1/3国家为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中的左翼社会党人也引入社会主义政策因素，全面改善劳工薪资、安全和福利，甚至连右翼保守党人为拉拢选票也会提出福利政策。

自上世纪70 年代，随着民众生活水平和福利制度的改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模糊，西方各国贫富差距也有很大改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得到缓解。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民生的改善均源自社会主义原则，而非资本变得更有爱心，资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进入90年代，随着民众的温饱类刚需被解决，中产阶级进一步增加福利的压力变小。尤其是苏联帝国体系的突然解体，使得资本在面对社会主义曾有的恐惧荡然无存，更加缺乏提高福利的动力。

西方政治家趋向于顺从资本的诉求。在“经济全球化”、“资本无国界”的大趋势下，资本不再主动分配给员工更多利益，政治家们更不会主动为民谋利！“奶头乐理论”道出一个事实：资本会用娱乐和感官刺激的商品来麻醉被边缘化的民众，使他们娱乐至死，丧失思考能力，从而无心挑战资本主义制度。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真相》一书中披露，“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91%财富都流向了财富最多的前1%精英阶层。”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也没有挡住富人聚财的脚步。根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税收公平协会报告，2020年3月以来，美国亿万富翁们拥有的财富增加了1.1万亿美元，同时有800多万美国人陷入贫困。

彭博社的下图披露，美国最富50人的净资产在新冠疫情中净增25%即4千亿，总额达2万亿美元，这种财富的更快积累与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发放的数万亿财政刺激不无关联。

德法日及北欧等国家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号称高福利社会，相对公平。从表面上推论，这些国家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福利等社会主义成分，因而比美国社会显得公平。

它们在最新一波全球化时代的情况如何呢？欧洲的两极分化虽不严重，但也在不断恶化。在作为西方最成功样板的德国，劳工部2012年报告显示，最富10%人群拥有全国净资产53%，比10年前增加8%；收入阶梯底层50%人群也仅拥有1%（和美国的比例一样），远低于1998年的5%，可见贫者加速走向更加贫穷。

贫富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引起美欧民众强烈不满，对精英阶层和制度丧失信心，民粹主义浪潮随之兴起，出现了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这类黑天鹅事件。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民众长期不满，引发了“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更底层民众还发起了“黑命贵”的BLM（Black Live Matters）运动。

为拯救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有部分美国精英进行了深刻反省，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纲领和改良诉求。比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就认为，美国的症结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主张通过10%的数字智能企业税，给15-64岁的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红利，让每个人都能维持最基本的稳定生活。

民主党大佬桑德斯声称要发动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主张实现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创造一个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代表所有人而不只是1%富人的政府。

斯蒂格利茨显然对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建议失去信心，他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说：“只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做出微调已经不足以完成改革的重任……。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权力……，必须创造一个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的经济体制。”

贫富两极分化溯源

为何“马太效应”——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是成立的？其一是资本对收入分配拥有绝对支配地位，因技术进步而增加的利润归资本家所有，而员工收入只沦为随生活成本和供需关系波动变化的人力要素成本。

若生活成本（与物价指数）基本未变，资本家绝不会主动提高薪酬，这是美国长期通货膨胀率极低、底层收入40年基本不增的原因。

其二是财富有快速增殖的渠道（特别是金融市场），即高收入者能积累更多资本，资本又会带来更多财富。所以，财富的两极分化比收入的两极分化要加倍严重。

上述观点可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得到佐证：

1）近40年来，美国底层50%人口年均收入增长为0%，丝毫未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顶层10%的年均收入增长2.1%；中国的相应数据分别为4.5%和7.4%，显示出在中国的制度下，即使位于底层50%低收入者也从经济增长中大幅获益。

2）各国的底层50％收入增速都最低，且低于经济增速；而顶层 10％收入增速最高，且高于经济增速，说明资本助长了富者更富。

皮凯蒂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自1700年起，全球资本纯收益率是4%～5%，远高于近百年来2%~3%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员工收入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

因此只要仍是由资本主导的分配制度，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就不会改变。垄断竞争下的美国，基于收入和财富的基尼指数分别为0.48与0.87，而“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德国则为0.3与0.67。资本-劳动要素之间的分配不对等是贫富分化的始作俑者，资本的高获利进一步加速了财富聚集。

资本高获利有两大主要途径：一是投资经营实体企业、驾驭更多的劳动和技术成果来获利，二是投资金融类资产，比如股市、债市、房地产、私募等等。前者很好理解，后者在经济学家向松祚所著《新资本论》中有详细剖析。书中披露，多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增速为12%，远超实体经济增速，而且金融类资产规模更大，是实体经济的3.5倍，在美国甚至是11倍！

资本作为金融市场高速增长的推动者获利至丰，由于大资本在金融领域有垄断优势，金融资产暴涨的收益主要被少数富人获得，如此维持了富者恒富、富者愈富的格局。

成功避税也是资本家和高收入者增加财富的手段。据皮凯蒂在书中披露，法国底层50%人口的平均税率为40%～45%，而顶层0.1%人口的税率只有35%。去年《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富豪前总统特朗普身家几十亿，过去15年中有10年没有纳税，上任后的2016年和2017年仅仅付了750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税率几乎为零！

综上所述，资本靠主导初次分配的优势取得最大收益，拉大了收入贫富差距，同时，资本投入并主导了虚拟经济，并通过高速增值获利，使财富差距变得畸高。普通民众无力改变劣势地位，而资本可通过家族传承不断加强优势地位，形成阶层固化和贫富极化。

从学理上驳斥资本超高获利

虽然资本主义有过野蛮积累的“原罪”，但是资本主义市场方式的出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人类的物质文明有了根本性的提高，资本主导下的劳动效率最高。资本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获利手段，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伦理上，合理合法的“分配权利”。

依照马克思理论，利润是由劳动者所生产，且被雇主无偿占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是资本对劳动者的“不合理”剥削。

但依照主流财产权理论，利润为扣除所有其它生产要素成本后的剩余部分，而资本家是“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无利润分割问题，因此对剩余部分拥有完全的索取权（Residual Cla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