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社交媒体、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 ——以李文亮微博评论（2020-2021）为例的计算传播分析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钟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时代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规律及治理研究”（20ZDA06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731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324）、上海市科委重点项目（17JC1420200）、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微热点研究院、高威、刘益东、杨程、以及闪雪萌等对本研究的支持帮助。

数字与社交媒体改变死亡与悼念的形态，扩展了传统哀悼与纪念的空间（Brubaker et al., 2013）。网民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构建对自身亲人的数字化哀悼，也会通过与并非亲友的已逝公众人物的社交媒体账号互动表达集体性怀念，可以说，针对公众人物的网络悼念形塑出新的交往空间与情感表达形态，值得分析与研究。正是在这个学术脉络下，新冠疫情中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区成为一个既具有普遍意义又具有特殊性的网络哀悼与情感表达观察样本。本文通过计算传播研究方法，抓取并挖掘分析2020年2月-2021年2月整整一年间李文亮微博下的134万多条评论，以期理解这一特定的网络公共哀悼事件，并藉此探讨网络哀悼与延展性情感空间的普遍理论问题。

一

社交媒体、公众人物的

集体悼念与延展性情感空间

（一）死亡与悼念的历史沿革：从社区化、私密化到公开化、网络化

根据沃尔特（Walter，2015）的概括，死亡与悼念形态随历史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工业化时期的“传统型死亡”，个人在所处的家庭和社区中公开地死亡，悼念仪式是一种社区性集体规范；进入20世纪之后，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社会所对应的“现代型死亡”转向更加私密化的死亡与哀悼经验，个人在家庭、医院等封闭空间内私密地死去，居住的远距离与社交网络的碎片化使得丧亲者悲伤的表达与疗愈局限于私人体验，除非主动讲述难为外人所知；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人们进入“后现代型死亡”，名人文化、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结合为新的集体性哀悼提供了可能，去世的名人或在灾难、事故、战争等特殊情境中去世的普通人，会同时在线下（如灾难现场的鲜花）与线上（如Web1.0形态的纪念网页）得到大规模的公开哀悼与纪念，但这并未改变绝大多数情境下普通人死亡的哀悼依然处于私密的个体化状态；第四阶段则基于以UGC（用户创造内容）为主要特征的社交媒体崛起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对名人和普通人的哀悼都进入大众书写的“网络悼念”时代，沃尔特称其为“社区的回归”——世界变得有点像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的村庄，“所有人都能看到送葬者，所有人都能听到敲钟声” （Walter，2015：14）。

围绕死亡与哀悼的线上空间大体可分为“专设”和“挪用”两类（Sofka，2009），前者指亲友为纪念逝者专门搭建的网页，后者指逝者作为“数字遗产”（digital heritage）自然遗留下来的其生前使用的社交媒体账号。由于后者相比前者保留了逝者生前丰富的话语表达、在线行动与关系网络（如网民从李文亮的生前微博看到了一个爱看《庆余年》也爱吃鸡腿的生动的年轻人），因而提供了一个去碎片化、有机的“哀悼社区”（community of mourning），供亲人、朋友、同事等来自不同背景的“好友”共同表达悲痛与追思，使得哀悼重新成为一种集体体验，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能够扩展哀悼者的范围，纳入更多“弱联系”甚至“陌生人”。由此，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公共哀悼的“表面（Surface）”（Carroll & Landry，2010），不仅具有“可读”的公开性，更具有“可写”的交互性；不仅围绕个体死亡本身，还形成了围绕死亡的社会交往空间。逝者留下的社交媒体账号成为了一个持续开放的留言墙，所有人都可以在此分享逝者生前的往事，来自不同视角的私人记忆交织重叠在一起，共同书写专属于逝者的“人物志”，因此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记忆民主化”的实践（Walter，Hourizi，Moncur & Pitsillides，2012）。

（二）作为哀悼社区的社交媒体：公众人物的网络集体悼念

在互联网时代，普通人之死仍主要局限于亲友之间的悼念与记忆，公众人物的去世则可能激发更大规模的集体悼念。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或偶像明星，其去世及悼念在大众传播时代往往成为“媒介事件”（media event）（如肯尼迪、戴安娜葬礼），但彼时的运作机制是电视媒体与权力机构合谋，经过精心组织与预先编排展现哀悼场景、表达集体哀思、凝聚社会共识。社交媒体则为公众人物悼念带来新的“社交媒体仪式”（social media ritual）（Burgess，Mitchell & Münch，2019）：其表达载体不再是官方媒体，而是公众人物遗留下来的社交媒体账号、以及致哀者自身的个人账号，因此也就有超越官方话语的普通人民间话语；大众无需通过电视间接体验内心之“哀”，而可以直接展示外化之“悼”——对公众人物表达“准社会悲痛”（parasocial grieving）（Bingaman，2020）；公众不再是处于各自私密空间进行分散个体或“想象共同体”式的悼念，而可以直接汇聚到社交媒体的公开空间，发生交互、相互影响和情绪传染的过程（Terzis，2015）；最后，与传统“媒介事件”的短期性不同，对公众人物的社交媒体悼念可以持久延续，成为保存记忆的社会过程。

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对一个人或一群人死亡的表述通常与这种评价关联在一起，传统观念中有“好死”与“坏死”之分（如司马迁《史记》中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即通过对于“死”的解释来建立“生”的秩序。从历史来看，无辜者的无端死亡所带来的悲情与愤怒更有可能使哀悼者聚集在一起（Walter，2015）。在本文的研究案例中，李文亮构成了一个英雄式的悲剧性存在，他的身份原本是普通医生，新冠疫情的特定场景将这样一个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普通人带入公众视野，成为一种集体理想化的象征。他的平凡与勇敢、所经历的不幸与不公事件，激发强烈的公众哀悼与纪念，清晰地展现了公众在围绕“死亡”的解释与意义争夺中所作出的努力。李文亮承载了特定情境下公众情感的出口。

（三）从网络集体悼念到延展性情感空间

本文聚焦社交媒体集体哀悼空间的历时性演变，将基于特定时点生成的“集体哀悼空间”在热点时刻结束后的延续概念化为“延展性情感空间”（extended affective space），代表这一空间的时间延续、功能延展。传统线下世界的哀悼通常存在一种关于时间的社会规范：哀悼应在适当的时间后停止（Gorer，1965），从特殊状态回归正常生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基于“持续联系理论”（Rothaupt & Becker，2007）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提倡建立与逝者持续的精神联系，丧亲者可以将与已逝者的关联融入其日常生活中，维持一种持久的关联。在这种新范式的逻辑中，悲伤是一个持续整合的过程，它将悲伤情绪的表达与疗愈从一个瞬时的、有明确时间段的“任务”变成一个开放的、持续性“过程”。在线社交媒体恰好提供了一个时间永续的悼念空间。

有研究认为，尽管社交媒体提供了用户相互之间交流的能力，但在逝者的社交媒体主页，哀悼者们通常并不相互交流，而是与逝者“对话”（Blank，2009）。在网络空间，一部分留言者似乎认为逝者可以接受到信息，如凯斯特（Kasket，2009）注意到，他们经常使用第二人称（“你”）而非第三人称（“他/她”）与逝者进行对话，仿佛逝者是一个积极的听众，一直在关注着活人世界的变动与来往（de Vries & Rutherford，2004）。

本文认为，随着时间流逝，哀悼者与李文亮之间也存在“对话”现象。不过我们认为社交媒体上与逝者的对话与传统墓前对话或封存书信的私人对话不同，是默认并允许他人观看和读取的（即属于社会性表达），进而也产生悼念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他们不但阅读其他悼念者留下的评论，而且进行互动与对话，创造出新的哀悼与纪念文化（Walter，2001）。概言之，本文将分析在“延展性情感空间”中，网民如何继续与逝者对话，同时展开相互之间的交流，从而延续这一独特的情感交流空间。

二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我们以新冠疫情期间逝世的李文亮医生的微博评论作为观察的窗口。如前所述，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既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公众集体悼念公众人物的普遍性，又具有特定时空场景下承载公众情绪出口的特殊性。他病情恶化到去世当晚，无数人涌入李文亮的微博表达震惊、遗憾与悲痛，使之成为了承载哀思与追忆的互联网“哭墙”（wailing wall）。在李文亮逝世后，其微博并未关闭。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逝者曾经的自留地，几乎每分钟都有新的留言产生。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李”，除了表达问候与怀念，也会与他倾诉自己的心事和烦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文亮的微博作为其所留下的生动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数字遗产”，构成了无数网民哀痛与怀念的“哀悼社区”，也成为了倾听平凡人悲欢离合、浅吟低语的线上“树洞”。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作为在线哀悼社区，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呈现出怎样的总体特征？网民如何展开集体哀悼的表达？又如何演化为延续性的情感空间？不同类型的评论者具有怎样的表达特征差异？我们将基于数据探讨社交媒体如何将更大范围的公众带入“集体悼念”之中，如何延展和重塑个体死亡与群体哀悼的时空情境，为生者与逝者关联的维系开辟新的路径，并为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存在、支持和团结提供新的可能。与此同时，以往研究很少区分和比较不同的哀悼者群体，本文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发展。

我们采集了2020年2月6日21时30分至2021年2月7日23时59分李文亮置顶微博下的全量评论数据，清洗后得到1343192条有效评论数据，包含776449位用户的评论信息。本文主要使用在Python环境上运行的jieba中文分词器对评论文本进行分词和统计；使用MatLab的神经网络模式识别应用（Neural Network Pattern Recognition app，nprtool）对文本主题进行分类；使用LIWC词典进行情绪词的识别与标注，进而对文本进行情绪倾向分类。具体技术细节在报告相应结果时说明。

三

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山川异域，风月同念”：李文亮微博评论的总体特征分析

1.时间分布：全年不息，8次高峰

研究发现：李文亮的生前微博留言区作为在线哀悼社区，将五湖四海的人们纳入集体悼念之中，在其逝世一年间共有77万多用户留下134万多评论，而且从时间线上可谓全年无休“络绎不绝”，平均每天有3014位用户留下3650条评论，日评论数量的中位数为1255条，评论者数量中位数为890人。全年中有154天（42%）的评论数量超过了1440条（相当于平均每分钟都至少有1条评论）。即便是评论量最少的一天（2020年3月8日），也有382位用户留下了443条评论。

期间共出现八次评论量的高峰（以当日评论量超过总体1%为标准），其中的顶峰出现于2020年2月6-7日李文亮病重抢救直至逝世的热点时刻，评论量达到408491条，占总评论量的30.4%，参与评论的用户数达到352197人，占总评论用户数的45.4%。

此后的七次评论小高峰分别为：2020年3月19日撤销训诫书（22136条评论，占总体1.7%），2020年4月2日李文亮被评为烈士（17086条评论，占总体1.3%），2020年4月4日清明节暨国家公祭日（68594条评论，占总体5.1%），2020年6月12日李文亮妻子诞下男婴（17186条评论，占总体1.3%），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召开（102255条评论，占总体7.6%），2020年12月31日跨年（21567条评论，占总体1.6%）和2021年2月6日李文亮逝世一周年（18774条评论，占总体1.4%）。

去除上述单日评论量占比高于1%的高峰日期后，2020年2月至4月的日均评论量2925条，显著高于2020年5月至2021年2月的日均评论量1468条（独立样本t检验，p<0.001），但5月之后日均评论量依然保持在一千以上，且以日期为自变量，每日评论量为因变量，对5月之后的评论情况进行回归分析，日期的影响系数=-1.226（p=0.163），由此可见尽管5月之后评论量不及前三个月，但依然相当高且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显著降低的趋势。

2.空间分布：举国同念，京穗海外绝对量最高

发表评论的用户注册地包括全国全部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海外，即便是评论数量最少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年之间也有1112位用户留下了1770条评论，可谓举国同悼共念。从评论数量和评论用户数的绝对值来看，北京、广东和海外三个地区位居前三，评论数量分别占总体的10.2%、9.5%和8.1%。随后（4-10位）依次来自江苏、山东、湖北、上海、浙江、四川和河南，评论总量占总体的37.8%。

结合微博基础数据，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微博用户评论的相对比率（各地区评论者数量/当地微博用户基数），代表在李文亮网络哀悼评论中的相对活跃度，居于前三的地区分别变为海外、湖北和上海，评论率分别达到0.33%、0.24%和0.23%。其次是陕西、四川、江苏、浙江、山东、天津和重庆，用户评论的相对比率在0.15%-0.20%之间。评论数量绝对值较高的广东和北京，用户评论率均未超过0.15%，表明其评论数量居高主要是由于微博用户基数较大。

3.用户画像：女性、老用户参与度更高

在所有参与评论的77万多用户中，87.2%均为普通（非加V）用户。注册性别为女性的占63.3%（评论量占61.0%）；注册性别为男性的占36.7%（评论量占39.0%）。根据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21），微博基础用户中女性占54.6%，男性占45.4%，由此可见女性用户对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参与度高于男性。

从评论用户的注册年份看，2011及2010年注册的微博老用户对李文亮微博的评论参与度最高，分别占评论用户的15.6%和12.9%。评论用户的平均注册年份和中位数均为2014年，且评论用户数随注册年份的增长呈下降趋势。可见，参与李文亮微博评论的用户更多集中在早年注册的老用户中。

4.评论文本特征：热门词汇与表情符号

对全量评论文本进行清洗（去除“回复@[用户昵称]：”、表情符号、停用词及“李医生”、“李文亮”、“李大夫”等高频的基础称呼词）后进行词频统计发现：词频最高的10个词语依次为“一路走好”（91038次，在前100位高频词汇中占比6.3%）、“希望”（81655次）、“晚安”（74621次）、“英雄”（70246次）、“加油”（68718次）、“致敬”（53510次）、“天堂”（31509次）、“谢谢”（30630次）、“疫情”（25057次）和“世界”（24742次）。

有31.4%的评论文本包含表情符号。对表情符号进行清洗（将使用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和英文版本微博的表情符号均统一为中文简体）后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表情符号依次为“蜡烛”（395771次，占全部符号39.6%）、“泪”（272698次，占比27.3%）、“心”“悲伤”“鲜花”“伤心”“抱抱”“炸鸡腿”“白蜡烛”和“失望”。

5.情感趋势总体特征

针对评论文本的情感倾向，我们使用LIWC词典（张信勇，2015）对文本进行情绪词识别与标注，选取积极、难过、气愤、焦虑情绪词四项，结合案例具体文本添加和调整部分自定义词汇，取四类情绪中命中次数最多的作为一条文本的情绪类别，均无命中的标为中性情绪。分析发现，在李文亮逝世的一周内，难过情绪占评论文本主导（占比70.1%，去除中性情绪后占比74.2%）。而后，随着“加油”“致敬”“晚安”“早上好”等词汇的出现，积极情绪逐渐超过难过情绪。但在一些特殊时间节点，如李文亮被评为烈士的2020年4月初，难过情绪的文本数量依旧超过积极情绪；2021年2月初李文亮逝世周年之际，难过情绪与积极情绪的文本数量基本持平。消极情绪中的气愤与焦虑情绪分别在李文亮逝世的2020年2月初和撤销训诫书的2020年3月中下旬达到高点。

6.评论内容主题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全年百万余条评论文本的具体内容，我们先按评论时间排序后系统抽样了13432条（总体的1%）文本作为训练样本进行人工标注，将评论文本的主题细分为七个类别：1.表达哀悼；2.表达敬意；3.告知事件进展；4.日常问候与思念；5.节日或纪念日问候；6.倾诉个人状况与心事；7.网友之间的相互交流鼓励。然后，使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选取高频出现的特征词汇、评论时间、评论文本长度和是否回复他人评论等总计149个特征，使用MatLab的神经网络模式识别应用（nprtool）对文本主题类别进行分类学习训练。最终测试整体准确率达到96.6%，各个类别的召回率和准确率见下左图混淆矩阵的最底部一行和最右侧一列，F1值分别为：类别1（97.7%）、类别2（95.4%）、类别3（91.0%）、类别4（94.8%）、类别5（97.8%）、类别6（74.2%）、类别7（99.6%）。

从变化趋势看，“表达哀悼”“表达敬意”和“告知进展”这三类主题的文本数量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在李文亮逝世后两个月内数量极高，2020年4月之后逐渐下降，但在2020年9月表彰大会、2020年冬至和2021年李文亮逝世一周年又回升出三个高峰。“日常问候”“倾诉心事”和“网友互动”这三类主题的文本数量则与之相反，自2020年3月开始上升后，持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节日祝福”类文本平日数量最少，但在特殊的时间点会产生较大的波动，呈现出显著的高峰。

下文将基于此特征，具体分析围绕李文亮逝世的网络哀悼的热点时刻，继而分析随时间演化以日常问候、节日祝福、倾诉心事及网友互动为表征的情感延展空间。

（二）“泪飞顿作倾盆雨”：哀悼的热点时刻与周期

从数据来看，2020年2月6日-7日，即李文亮病重抢救直至逝世的两日内，他的置顶微博迅速成为网民集聚的核心平台，人流如潮水般涌入（参与评论的用户数达到36万多，发表评论量超过40万），集体性的情感表达与个体悲伤情绪的相互激发与持续扩散，构成了微博评论区的“奇观”，也开启成为网络集体哀悼的主要空间。这两日表达哀悼的评论文本合计占全年“表达哀悼”类主题文本的76.6%。情感表达以难过为主，难过情绪的文本占比82.9%，占全年难过情绪文本的60.0%。代表性短语“一路走好”在这两天的出现合计超过了全年的90%。与此相对应，表达哀思的“蜡烛”与表达悲痛的“泪”表情符号使用频次最高，在这两日的占比分别合计达到全年的55.2%和77.1%。

在表达哀悼的具体话语中，经过语义网络分析发现：一组具有代表性的语义网络是“辟谣”“微博”“抢救”和“活过来”“醒过来”“奇迹”。评论者纷纷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不愿相信其已经逝世的消息，坚信其仍在抢救之中，会有奇迹发生，请求其尽快发个微博辟谣，表明了网民在刚听闻李文亮逝世时的震惊与不愿相信的激烈情感。第二组语义网络是“庆余年”“更新”和“看不到”。由于李文亮生前曾发微博表示对电视剧《庆余年》的喜爱与期待更新，且在其2月1日发布确诊新冠肺炎的微博下，《庆余年》主演张若昀回复祝其早日康复，因而在李文亮逝世当晚，大量网友回复了张若昀的评论道“他看不到了”。另一组代表性词汇则围绕“欠”“道歉”和“武汉”“公安”。李文亮生前发出疫情提醒时曾被公安以造谣为由给予训诫警告，而当疫情爆发，李文亮的行为却迟迟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新解释与致歉。大量网友为李文亮没有等来道歉就离开人世表达愤怒与遗憾，也希望藉此增加反思与进步。

伴随表达哀悼的是表现出相对积极情绪的感恩与致敬，它们也集中出现于李文亮逝世后的热点时刻。最高频出现的是“致敬”“英雄”“谢谢”等表达敬意与谢意的词汇。与此同时，还高频出现关于“铭记”“不会忘记”“永远记得”等强调保持记忆与拒绝遗忘的表述。与哀悼有所不同，敬意与谢意的表达更体现出长期与分散的特征。尤其是在2020年3月19日撤销训诫书、4月2日李文亮被评为烈士、4月4日的清明节暨国家公祭日，以及9月8日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这几个时间节点，都有大量网友前往李文亮微博向他致敬，对他为抗击疫情作出的贡献表达感谢。

（三）“说尽心中无限事”：从“哭墙”到“树洞”的情感延展

对评论文本的主题和情感分析均可发现，以2020年4月初为一个分水岭，哀悼、致敬与告知进展三类文本逐渐变少，而以日常问候、节日祝福、倾诉心事和网友互动为表现的陪伴与倾诉式的情感表达日益增多。词云和表情符号可视化可见：在李文亮逝世后的前两个月内，评论文本主要聚焦在哀悼与缅怀，2020年4-5月的评论文本最高频词汇则变成“晚安”，此后直到2021年2月，“晚安”都位居前列（除了特定高峰点的最高频词之外），成为网民日常问候的体现；随时间推移，下图中标为红色的积极情绪小黄脸表情个数在2020年6月（李文亮妻子产子）之后也明显增多。

或许是由于这个哀悼社区令人感受到善良与包容的氛围，也逐渐开始有人在这里诉说自己在生活、学习、工作、感情等方面的心事、烦恼与困惑，亦有人欣喜地报告着人生进展，与李文亮、同时也是与社区中的其他人分享好消息。但与前人的分析不同（Blank，2009），在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留言者不但和李文亮对话，而且进行相互对话与交流，创造出新的情感流动空间。

在全部评论文本中，共计87419条评论被他人回复（占比6.5%），其中倾诉心事主题的评论有37370条（占其中的42.7%），这也代表着倾诉心事主题的评论中有26.8%得到了回复。在被回复的评论中，有12930条评论（占比14.8%）包含问号。这说明，网友们在向李文亮诉说自己的悲喜，实则也是在期待其他同在的网友给予鼓励、帮助与解答。

（四）“过客”与“守墓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守墓”是重要的情感符号，代表着忠诚、信任与义气。社交媒体构成“流动”的哀悼社区。在本研究时段内，仅在一天出现的评论者为668096人，占86.0%，即大多数网民只是一次性评论的“过客”。然而与此同时，参与评论30天以上的用户有1316人，累计评论数量133914条，即这些占比不到2%的评论者贡献了总评论量的10.0%。甚至有103人累计留言评论超过100天，其中最频繁的一位在本研究包含的368天中共计出现了190天。他们已不是匆匆来去的“过客”，而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线上守墓人”。下文将比较“过客”（仅在一天出现的评论者）与“守墓人”（参与评论30天以上的评论者）两个群体在评论的行为习惯、内容和用户特征等方面的异同。

对比“过客”与“守墓人”贡献的评论数量在一年中的变化可以发现，“过客”的评论往往由热点事件驱动，呈现出显著的波动与起落。而“守墓人”的评论对于热点事件则相对不敏感，在全年中的数量较为平稳。

具体观察“过客”与“守墓人”的用户特征。他们在地区来源上并无明显差异。“守墓人”中的女性与男性用户分别占比57.1%和42.9%，“过客”中的女性与男性用户分别占比64.2%和35.8%。结合全部评论者的性别占比（女性63.3%，男性36.7%）来看，女性用户相对更多以“过客”的方式参与李文亮微博的评论，而男性用户则更多地留存下来，成为了李文亮微博的“守墓人”。

对比“过客”与“守墓人”微博账号的粉丝数、微博数与关注数可见，“守墓人”粉丝数、微博数和关注数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低于“过客”，其中尤以粉丝数相差最大。由此或许可以推知，除了可能更为年轻外，“守墓人”所属的用户群体在微博社区中是影响力和参与度都相对较弱的群体。因而，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构成了他们问候、倾诉与相互鼓励的一个独特而珍贵的空间。

四

总结：网络哀悼、情感公众与历史记忆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折射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哀悼的基础性普遍特征：社交媒体重塑公众哀悼与情感表达的空间与形态，拓展集体情感体验的社会范围（并非只有亲友），动员与集合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共同表达悲伤；在哀悼表达中，社交媒体构建出一种时间永续、空间延展的理想化情境，为与之相关的情感表达提供重要的空间。李文亮承载了疫情特定情境下公众情感的出口，成为公民表达与参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爆发性网络集体哀悼自发形成的社区情感氛围、“哭墙”意象的传播、国家、网络平台与民意的互动、吸纳与调适、对“象征性符号”的策略性尊重，都共同影响案例呈现出的特殊性。

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作为集体哀悼与延展性情感空间，情感表达和流动是其核心特征。寥寥数十字的评论不能容纳复杂的道理，却足以支撑公众情感的流露。这一情感空间具有双重属性：第一、李文亮的遭遇与逝世，激发强烈的悲伤、同情、愤懑与正义感，公众所展现出的对于平凡但善意的普通人的同情与惋惜，对于社会正义与进步的呼唤，是中国社会具有稳定性的情感结构（Williams，1977）。第二、哀悼空间延展的“树洞”角色赋予无数普通人倾诉心事、相互激励、表达爱、支持与团结的契机，留言中所展现的普通人所共有的在学习、工作、爱情、家庭中的烦恼忧愁、快乐悲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理解与支持的渴望，构成另一个向度的情感结构。正是哀悼空间所形塑的包容与善意，给予后者持续的表达机会，而后者的情感激荡，又维护和延续着哀悼社区的时空。进一步说，社会又何尝不需要这样的情感表达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也形塑出独特的“情感公众”（affective publics）（Papacharissi，2015）——它是围绕特定人物的去世事件生成，通过社交媒体彼此连接，以情感（而非观点）为主要表达形态，公开化、集体性、交往性、流动性的公众集合，他们讲述的是这个时代的故事，他们的情感折射时代的情感。

这种情感公众的形成，也是保存历史记忆的努力。传统哀痛和悼念具有短期性，社交媒体则为情感的保存、也即记忆的保存提供了契机。春来秋往，大众书写下对李文亮的哀悼与怀念，也写下他们自己的快乐与忧伤，“忽报人间曾伏虎”“家祭无忘告乃兄”，网民的集体书写在机构和媒体之外，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关于新冠疫情、也是关于大时代普通人生活的记忆实践。无论是“铭记”“不会忘记”等直接表达，还是早晚“打卡”等隐性方式，都体现出拒绝遗忘、保存记忆的自觉意识，并且是在情感的强烈推动下完成记忆的累积（Levine & Pizarro，2004）。李文亮的微博评论区，因此不但形塑出独特的“情感公众”，也构成社交媒体时代集体记忆基于情感连接性的另类书写实践（Hoskins，2011）。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社交媒体是已逝公众人物的情感寄托载体，也是平凡人们的心灵慰藉之所。转眼一瞬，长久怀念。本文在一年中观察这一样本的演变过程。这一独特的哀悼社区与“延展性情感空间”未来会如何发展，仍值得在岁月长河中加以继续观察。

最后，本文采用计算传播方法分析数据，记录网友评论中流淌的用词、主题和情感，同时我们也结合数据列举网民的具体表达话语，重温普通人的心声，以此作为保存记忆的书写。数据背后是世道人心，数据也是温暖的，我们希望致力于具有公共关怀的计算传播研究。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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