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长假，电影《我的姐姐》凭借稀缺题材、绝佳演技和真挚故事，获得超高好评：“看到了国产电影的另一种崛起”。
影片罕见地展现当代女性在家庭、社会等大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境遇，有女性观众直言：“这部电影中提出的问题都太现实了，真实得近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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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委屈和两难
先交代一下故事概要。
由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24岁，在成都当地医院当护士。
工作稳定离家近，完全符合父母对她的人生期待。
但她过得并不幸福，正在谋划一场逃离，要和男友一起准备考研，去北京。
安然还有一个弟弟，安子恒，只有6岁，是她18岁上大学那年，父母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宝贝儿子。
父母是重男轻女的典型代表。
安然小时候，父亲为了生一个男孩，对外谎称她有小儿麻痹症，还逼她装瘸。
为了避人耳目，父亲还把她送去姑妈家寄养。
有一次，安然在家里偷偷穿裙子，被上门检查的人撞见，父亲暴怒，对她拳脚相加。
可恨的是，同一个父亲，有两张脸。
对待二胎儿子，他和颜悦色，偏爱有加。
事发之前，父亲正计划着把原本在安然名下的学区房，抓紧过户给弟弟，生怕宝贝儿子会吃亏。
所有的意难平，她都独自吞下。
如果不是一场意外车祸，她和弟弟，依然是陌生人。
而她，将永远是这个三口之家的局外人，一个无关紧要的看客。
但是父母双双离世，6岁的弟弟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
姐弟俩的命运从此交织。“你的命运，与我有关”。
弟弟失去了父母的庇佑，往日幸福生活难以为继；
安然则陷入两难境地——是坚持自我，把弟弟送人领养；还是按照姑姑要求的，“长姐如母”，把弟弟好好养大。
前者是忠于自我的“冷漠无情”，后者是难以忽视的外界压力。
24岁，生活尚未真正开始，学业、事业、恋爱、婚姻，都等着她去追求，去享受。
但她是姐姐，弟弟只有6岁。弱小无助，嗷嗷待哺。
该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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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姐如母” 万千女性的集体困境
选自己，还是选弟弟，从来不是安然一个人的困境。
影片中，由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不仅是逼迫安然放弃自我的长辈。
她更是“长姐如母”的亲历者，牺牲者。
年轻时候，她和弟弟一起考上大学，但是家里条件有限，只能供一个。
只因母亲一句“我啥都要紧着我儿子，你就别想了”，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也就是安然的父亲。
后来她出国追求理想，没多久又被叫回国。
因为弟弟婚后生了安然，需要姐姐帮他带孩子。
等到自己结婚后，她又围着老公孩子转。
半辈子周旋于家人之间。
而她也渐渐习惯了为家庭付出，甚至将这种付出，视为人生的功课。
站在姑妈的立场，她提出让安然抚养弟弟，担起母亲的重任，并非存心刁难。
她把安然带大，更像是一位母亲在手把手教自己的女儿，如何舍弃自我，为家庭和亲人付出。
如同多年前，她自己的母亲，教给她的那样。
换句话说，这是带着家族烙印的传承。
这样的母亲角色，不论是在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中，都不少见。
电视剧《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安家》里房似锦，人物性格虽有不同，但都难逃“扶弟魔”的命运，被亲生母亲逼着养家、供弟。
各大媒体也时有爆出类似新闻——
“22岁儿子拒养1岁弟弟，被父母告上法庭”
“47岁妈妈背着我生二胎，比我小20岁的妹妹，凭什么让我养？”
“姐姐凑钱给弟弟买房：现实版樊胜美？”
前段时间，有个叫洛洛的女孩上了热搜。她在钱塘江边散步，遇到涨潮，意外去世。
父母闻讯，跑到她生前的公司闹事要钱。
可他们拼命要钱，不是想为逝去的女儿做点什么，是为了给儿子买房交首付。
让人不禁唏嘘，死后尚且如此，活着的时候，女孩洛洛又在经受怎样的压榨和煎熬？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很多夫妻生了二胎。
而在重男轻女思想作祟下，二胎中，弟弟居多。
一些父母因为经济、健康状况不佳，或意外事故等原因，无法亲自抚养二胎，责任便被转嫁到长子女身上。
于是，这些年轻人遭遇了和安然一样的命运，不得不肩负起本不属于他们的生活重担。
电影《我的姐姐》创作灵感，正是源于此。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编剧游晓颖，该片的主创团队都是女性，也更了解女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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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家庭 长姐的幸福谁负责？
《我的姐姐》剧本创作，开始于2016年，那时二胎政策刚刚放开。
编剧游晓颖说，虽然她是独生子女，但是身边许多朋友的父母都要了二胎。
▲编剧游晓颖，凭借《相爱相亲》获得第二十五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此外，她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小组等网络平台，也看到很多二胎话题的讨论。
有一个16岁的网友，父母突然车祸去世，留下一个年幼的弟弟，她觉得很迷茫，不知该怎么办。
看到这样的家庭里，有很多亲情的撕扯和碰撞，她想要探究这背后的原因。
她说，“大龄一胎和二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微妙的情感，特别是姐弟之间，有点像妈妈和儿子的感觉。
个体的选择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促使我写了这个故事。”
本片导演殷若昕也谈到，虽然自己是独生子女，但是多子女家庭的故事就发生在周围，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值得去探讨的。”
▲导演殷若昕，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及导演专业，担任过多部话剧及影视剧的编剧、 导演
在网上涌现的众多影评和留言中，有这样一则长姐留言，引人深思：
“我是90年的，我弟弟11年的，我们差了十一岁，我感觉差了一辈人，我从小机会就是他半个妈。
小时候带他玩，长大工作了有工资要贴补他，一直到我结婚。
他一直都奉行着我是姐姐，什么都要让着他，当然了这和我家重男轻女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宝宝，以后我也不会要二胎，我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再把我做为妈妈的爱分给第二个孩子，我感觉我有两个孩子我也绝对做不到公平对待。
至于很多人说的给孩子留个伴，我的体会是我和弟弟并不是伴，而且有很多次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发红包，过后吓得我睡不着。
我并没有觉得我有个弟弟有什么幸福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是特例，只能算是一个样本。
二胎本无罪，弟弟妹妹能有什么坏心眼？他们也许本性调皮，但出于本心，一定是爱姐姐的。
网友影评里也不乏姐姐们的暖心留言，对年幼的弟弟妹妹盛赞有加。
但问题是，当父母重男轻女的私心泛滥，一碗水始终端不平，谁来为长姐的幸福感负责？
姐姐，是一个称谓，一种身份，一层关系，更是一种责任。
多数时候这份责任是由父母强加给她，越是年龄悬殊，责任越是重大。
姐姐看似自发自愿，实则无奈，自由选择的空间并不大。
而任劳任怨，以柔弱之躯扛起长姐重担的女人，内心其实很委屈。
影片里姑妈，为了弟弟，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国外发展，对母亲、对弟弟一再让渡个人边界，半辈子囿于原生家庭、弟弟的家庭以及自己小家庭的狭窄空间，内心的逼仄和委屈，无人能替。
看似岁月静好，其实并不能释怀。
否则，她不会回忆起当初自己的母亲如何逼她就范。
也不会在主观驱动下，让同样身为姐姐的安然，重蹈她的覆辙。
如同重男轻女的推波助澜者，常常是女性一样，倡导“长姐如母”的人，往往也是长姐。
这不失为女性对自身的围困。
潜台词是，命运本该如此，因为我从了，所以你也要跟随。
而作为“长姐如母”关系中既得利益者的弟弟们，也该重新正视姐姐的付出，看到她的辛酸和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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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身份错位 也会误导弟弟
另一方面，当姐姐毫无保留地献出自我，为弟弟服务，对弟弟也是一种误导。
安然的父亲，从小享受着家庭“重男轻女”的性别福利，所有情感和物质资源，都向他倾斜。
上大学是如此，结婚后生了孩子，还是如此。
自己家生了孩子，当了爸爸，要让远在国外追求理想的姐姐回来帮着带。
自己家为了生男孩，就干脆把女儿安然寄养在姐姐家。
安然被表哥欺负，只是表象。姑妈作为姐姐，自己小家庭的秩序，被弟弟的自私扰乱，才是根本。
影片中由肖央饰演的舅舅，也是在姐姐照拂下长大的弟弟。
他对人没什么攻击性，有点懒散，有点不靠谱，洒脱不羁、爱自由。
看上去他是在被偏爱的幸运中长大，但如果这种偏爱不恰当，反而会他变得没有责任感。
安然6岁的弟弟，安子轩，有点像父亲和舅舅的缩小版。
父母在时，对他娇生惯养，有求必应，导致他性格中有骄纵的一面。
父母走了，他还有长姐。
生气时会他对姐姐吐口水，耍赖的时候，会以“爸爸说，你什么都得听我的”，向比自己大18岁的安然施压。
而上面加框引用的留言也是如此。
如果家庭给予正确的引导，父母一视同仁，不偏爱儿子，弟弟也不会像长姐讲述的那样，索取无度，失了应有的分寸。
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姐如母，对弟弟未必是件好事。
一个家庭中，只有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父母当好父母，姐姐只是姐姐，弟弟才能健康成长，家庭才能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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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们该何去何从
电影《我的姐姐》采用了开放式结局，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正如电影主创者所说，这部电影不是要指导任何人的生活。
“我们还希望把开放做得更宽泛一些，不仅是养不养弟弟的问题，还有姐姐的自我选择，姐姐和家庭的关系，姐姐在成长中是不是拥有了爱。
我们想让观众看到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强者。
她不是随波逐流，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一直说我被伤害了、我受伤了。
姐姐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她的心中有了更多的爱，她愿意把自己建设得更强大了。”
归根结底，又回到了女性对自身命运的主宰上——
你可以做掌握命运之舵的大女主，任由岁月抛来什么，都照单全收，一一笑纳。
同样，你也可以放下包袱，放过自己，不用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去重复和上一辈一模一样的命运。
正如电影的最后，姑妈对安然坦诚的那样：“姑姑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好好走。”
你是姐姐，但你有你的自由。
参考资料：
- 《我的姐姐》讲二胎家庭亲情困境，结局不强行圆满丨专访（新京报）；《我的姐姐》百度百科
-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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