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玉屏山之历史人物（田锡传）

玉屏山脉古名“云占山”，又名“科甲名山”，亦为“永典山”；北起槽鱼滩南至柳江古镇，唐代在佛教传入后玉屏山成为佛教圣地，大小寺院几十处，实为佛教名山；也为“文脉之山”，从古至今，文人辈出，翰墨传承，文化渊源流长……

田锡（公元939—1003年），字表圣，生于五代后蜀广政二年，祖籍京兆（今西安），唐末避黄巢之乱定居四川眉州洪雅徐村（今洪雅县槽渔滩镇），田锡初名继冲，后更名为锡，曾祖父、祖父均为当时洪雅之名士，父名懿，因子锡贵，累赠尚书左司郎中。田锡早年读书在玉屏山半山，风景迷人，清静幽密之中孕育一代文豪。

田锡幼时即聪颖过人，在村后玉屏山九龙灵池发蒙苦读书，年少时求学于县城西北五里的修文山（迄今尚遗洗墨池，修文井），未及而立便为京官，扬名蜀中，洪雅附近的峨眉县令杨徽之，犍为县令宋白与他结为忘年交，诗文唱和引为高山流水，并为之延誉。

在今天槽渔滩镇南约5公里的玉屏山阿吒寺，有田锡启蒙读书之处，后被宋真宗赐名“科甲名山”。昔日田锡读书时的读书楼遗址、洗墨池、乳泉仍保存完好。洗墨池，水在池中，色如墨色，用碗滔起，无色无味，食之青凉，甘甜爽口。乳泉，水在池中，色如母乳，水出池中，而乳色不存。阿吒寺左侧巨岩的宋代摩岩造像、刻大小佛156躯形态秀媚，晚唐风貌至今犹存。

（唐代呵吒寺石佛）

田锡三十岁后游学长安，与后为翰林学士、官至礼部侍郎的韩丕同于长安白鹿书院、河南嵩山太乙书院刻苦攻读，终于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一举登胡旦榜第二名进士榜眼及第，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惊”。
下图是嵩阳书院。嵩阳书院位于嵩山南麓，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初名嵩阳寺，五代后唐清泰时，进士庞士曾在嵩阳观聚众讲学，后周时改为太乙书院，它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

唐代呵吒寺遗址（玉屏山半山）

田锡由榜眼入仕后，历任左拾遗（左拾遗为从八品官职，微不足道。拾遗：以谏为职的官员称作谏官，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但言官亦指监察官员。类似于谏议大夫、补阙、正言、司谏之类的官员，专挑皇帝的毛病。杜甫就当过左拾遗）、河北转运副使，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等职，田锡在政治上以敢言直谏著称，即使是在被贬寂寥时，其好言时政缺失的秉性也不因此稍改，依然秉笔直书，勤谏不讳。把“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古训发挥到了极致。下图是罗坝古镇灵官楼。

（田锡洗墨池）

在25年的政治生涯中，田锡历仕太宗和真宗二帝。宦海沉浮二十五年以“谏”闻名，德高望重，满朝颂服。咸平六年（1033年），田锡病逝后宋真宗阅其遗表后深感遗憾，对宰相李沆说：“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缺失，方在思虑，锡之奏章已至矣。若此谏官不可多得，天何夺之速乎！”。

范仲淹亲撰《墓志铭》曰：“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苏东坡在《田表圣奏议序》中，称田锡为“古之遗直也！”。

田锡的“谏”名为后世所称道，然而田锡还是一位革陈推新，影响后世深远的文学家，被称为宋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玉屏山-科甲名山之石梯）

田锡著有《咸平集》50卷，今已佚，乾隆四十五年《钦定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将明人安磐所集田锡之奏议，以及其诗文合为三十卷录入《四库全书》集部，今犹存。纪晓岚在《咸平集》提要中写道：“范仲淹作墓志铭，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为文操笔者皆天下伟人，则锡之生平可知也。诗文乃其余事，然亦具有典型。其气体光明磊落如其为人。固终非典忍者所得彷佛。”下图是《钦定四库全书》。

田锡的诗声律和谐，平易通俗，气势贯畅，境幽意雅，宛然如画。田锡对宋初文坛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的辞赋，宋初的文坛依然弥漫着五代十国萎糜的文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还沉浸在“春花秋月”，“多少恨”等等使人意志消沉的词风中不得自拔，田锡力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革除文坛的积弊扭转文风，为变革五代以来的文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深深影响了后世。田锡在辞赋创作中追求雄伟、豪放、之美，为宋初文坛创出了全新的路子，为革新文风作出了典范，使得宋初的文坛为之一变。田锡逝世31年后即（1037年），在他的家乡——眉山诞生了一位大文豪——苏轼。
在他的家乡后世学子更是以田锡为榜样，形成了浓厚的诗书氛围，两宋时期眉山共涌现了以“三苏”为首的一千二百多名进士。洪雅县将军乡董氏一门几十年间共出了十三名进士，这在中国科举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难怪宋真宗会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陆游会有“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美誉。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二•田锡传: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幼聪悟，好读书属文。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进士高等，释褐将作监丞、通判宣州。迁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左拾遗、直史馆，赐绯鱼。下图是宋太宗赵炅(939～997)。宋太宗是北宋第二代皇帝，976～997年在位，年号为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他是宋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初名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后又改名炅。

锡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其略曰：顷岁王师平太原，未赏军功，迄今二载。幽燕窃据，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愿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礼，议平戩之功，则驾驭戎臣，莫兹为重，此要机也。

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劳师费财”者是也。臣闻圣人不务广疆士，惟务广德业，声教远被，自当来宾。周成王时，越裳九译来贡，且曰：“天无迅风疾雨、海不扬波三年矣。意者中国其有圣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臣愿陛下务修德以来远，无钝兵以挫锐，又何必以蕞尔蛮夷，上劳震怒乎？此大体之一也。今谏官不闻廷争，给事中不闻封驳，左右史不闻升陛轩、记言动，岂圣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弹奏，中书舍人未尝访以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而无职官，秘书省虽有职官而无图籍。臣愿陛下择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职业修举，则威仪自严。此大体之二也。尔者寓县平宁，京师富庶。军营马监，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轮奂。加又辟西苑，广御池，虽周之灵囿，汉之昆明，未足为比。而尚书省湫隘尤甚，郎曹无本局，尚书无听事。九寺三监，寓天街之两廊，贡院就武成王庙，是岂太平之制度邪？臣愿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职官。此大体之三也。案狱官令，枷杻有短长，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并载刑书，未闻以铁为枷者也。昔唐太宗观《明堂图》，见人之五藏皆丽于背，遂减徒刑。况隆平之时，将措刑不用，于法所无，去之可矣。此大体之四也。

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时赵普为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锡。锡贻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普引咎谢之。

六年，为河北转运副使，驿书言边事曰：臣闻动静之机，不可妄举；安危之理，不可轻言。利害相生，变易不定；取舍无惑，思虑必精。夫动静之机，不可妄举者，动谓用兵，静谓持重。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有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矜捕斩小胜为功，贾怨结仇，兴戎致寇，职此之由。前岁边陲俶扰，亲迂革辂，戎骑既退，万乘方归。是皆失我机先，落其术内，劳烦耗斁，可胜言哉。伏愿申饬将帅，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俘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朔之民，得务农业，亭障之地，可积军诸。然后待其乱而取之则克，乘其衰而兵之则降，既心服而忘归，则力省而功倍。诚愿考古道，务远图，示绥怀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事戒辄发，理贵深谋，所谓安危之理，不可轻言者。国家务大体，求至治则安；舍近谋远，劳而无功则危。为君有常道，为臣有常职，是务大体也。上不拒谏，下不隐情，是求至治也。汉武帝躬秉武节，登单于之台；唐太宗手结雨衣，伐辽东之国：则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则是劳而无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见听，未必蒙福，言而不从，方且虞祸，欲下不隐情得乎？恶在其务大体而求至治也。臣又谓利害相生，变易不定者，《兵书》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盖事有可进而退，则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进，则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缓，则利必从之而失；可缓而速，则害必由之而致。可诛而赦，则奸宄之心，或有时而生害；可赦而诛，则患勇之人，或无心于利国。可赏而罚，则有以害勤劳之功；可罚而赏，则有以利僣逾之幸。能审利害，则为聪明。以天下之耳听之则聪，以天下之目视之则明。故《书》曰“明四目、达四聪”，此之谓也。臣又谓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自国家图燕以来，连兵未解，财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忧，愿陛下精思虑，决取舍，无使旷日持久，穷兵极武焉。书奏，上嘉之。

七年，徙知相州（河南安阳市），改右补阙。复上章论事。明年，移睦州（今浙江省杭州地区建德市）。睦州人旧阻礼教，锡建孔子庙，表请以经籍给诸生，诏赐《九经》，自是人知向学。会文明殿灾，又拜章极言时政，上嘉纳焉。转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鼓院（登闻一词，源于古代鸣冤申诉之“登闻鼓”。最早见载于晋朝，后历代沿袭。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宋代则专设登闻鼓院[鼓院]和登闻鼓检院[检院]，两院均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上书请封禅。以本官知制诰（专职代皇帝撰文告，有的称“承旨”），寻加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年)，京畿大旱，锡上章，有“调燮倒置”语，忤宰相，罢为户部郎中，出知陈州（河南周口市）。坐稽留杀人狱，责授海州（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团练副使（团练使是中国唐代负责一方或一州军事的官职。地位低于节度使，等同于防御使。全称为团练守捉使。此后沿用到五代时期。入宋以后，团练使成为没有实际职权的虚衔，专门授予武官、宗室），后徙单州(山东省单县)。召为工部员外郎，复论时政阙失，俄诏直集贤院（唐代开元中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以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掌刊辑经籍、征求隐逸等事。至宋代，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掌理秘书图籍等；集贤院置大学士，由宰相兼领，并设学士、直学士、修撰、校理等官）。至道中，复旧官。

真宗（宋真宗赵恒， 998－1022，在位25年，年号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乾兴）嗣位，迁吏部。出使秦、陇，还，连上章言，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之役，生民重困，上为之戚然。同知审官院（主管中下级京朝官的中央官署）兼通进、银台（宋时有银台通进司，掌管天下奏状案牍，因司署设在银台门内，故名）、封驳司（也叫门下封驳司，掌封驳。宋朝淳化四年—993年置封驳司，隶通进银台司。咸平四年—1001年改门下封驳司），赐金紫；与魏廷（951-999，字君宪，北宋时大名宗城人。以严明为人称道，刚强果敢，敢于陈述意见，收到皇帝厚待。然而性格邪僻险恶，喜欢中伤他人，士人君子都害怕的他嘴而鄙薄他的行为）联职，以议论不协求罢，出知泰州。会彗星见，拜疏请责躬以答天戒，再召见便殿。及行，降中使抚谕，仍加优赐。下图是宋真宗赵恒。

咸平三年(1000年)，诏近臣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以锡应诏。还朝，屡召对言事。锡尝奏曰：“陛下即位以来，治天下何道？臣愿以皇王之道治之。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臣请钞略四部，别为《御览》三百六十卷，万几之暇，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采经史要切之言。为《御屏风》十卷，置扆座之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诏史馆以群书借之，每成书数卷，即先进内。锡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御览序》曰：“圣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经》则言高旨远，非讲求讨论，不可测其渊深。诸史则迹异事殊，非参会异同，岂易记其繁杂。子书则异端之说胜，文集则宗经之辞寡。非猎精义以为鉴戒，举纲要以观会通，为日览之书，资日新之德，则虽白首，未能穷经，矧王者乎？臣每读书，思以所得上补圣聪，可以铭于座隅者，书于御屏；可以用于常道者，录为御览。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业与尧、舜比崇，而生灵亦跻仁寿之域矣。”

《御屏风序》曰：“古之帝王，盘盂皆铭，几杖有戒，盖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铭于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讲《孝经》，举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宪宗采《史》、《汉》、《三国》已来经济之要，号《前代君臣事迹》，书于屏间。臣每览经、史、子、集，因取其语要，辄用进献，题之御屏，置之座右，日夕观省，则圣德日新，与汤、武比隆矣。”

五年(1002年)，再掌银台，览天下奏章，有言民饥盗起及诏敕不便者，悉条奏其事。上对宰相称锡“得争臣之体”，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杂事，擢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

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遗表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乱。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赠工部侍郎。录其二子，并为大理评事，给奉终丧。

锡耿介寡合，未尝趋权贵之门，居公庭，危坐终日，无懈容。慕魏征、李绛（唐朝名吏，公元764—830年，字深之，赵郡赞皇人。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山南、西道节度使，累封赵郡公，绛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屡为谗邪所中，后为乱兵所害，谥贞）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尝曰：“吾立朝以来，章疏五十有二，皆谏臣任职之常言。苟获从，幸也，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执，治郡无称。

附：《宋史•田锡传》译文: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眉山市洪雅县）人。小时候聪明，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与他很好，为他传播声誉，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初始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欢谈论当世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进献有关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曾赏赐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占据，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藉助武力。希望陛下趁着举行郊祀、籍田典礼之机，评议平定之功，那么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攻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劳师费财”就是如此。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修自己的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辗转翻译来进贡，并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料想是中原大国出现了圣人吧？何不前来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就如获得一块石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养德行以招附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圣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关系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在朝廷上向皇帝竭力谏诤，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驳正皇帝的诏令敕命，左右史也未见他们登临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难道是圣明的美事吗？此外，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员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任用有才之人，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职局休整恢复，那么朝廷威仪自然严肃。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二条大计。

近来天下太平安定，京城富庶。军营马监，无不高大；佛寺道宫，全都壮阔。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建御池，即使是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非常低矮狭小，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三监，寄寓在京城街道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另外修建尚书省与九寺等官署，用来安置各部门官员。这是关系大局的第三条大计。

考察监狱官吏的规定，给犯人戴的枷杻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没听说过有用铁来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明堂图》，见人的五藏都与背部相连接，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隆盛之世，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也不会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当局的第四条大计。

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应该稍稍掩蔽一下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唯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能因为一次赏赐就改改变呢？”当时赵普为宰相，令有关官员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致信，认为这有失公正之道，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使送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国家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易谈论。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种说法，动是说用兵，静是说慎重，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姑息纵容敌寇产生奸恶；该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适宜，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契丹骚乱，大概也是因为守边的官吏们，仅夺取羊马细利作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招来怨恨结成仇敌，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战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撤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是我方失去了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所受的劳烦损耗，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固守，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番邦人口，抚慰并遣返他们，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专心务农，亭障要塞，都可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悦诚服以后就不想着再回去，那我们就既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田锡为宋代名臣也是历史上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在逝世后范仲淹、司马光为其撰写墓志铭，他的刻苦治学精神与刚正不阿为官之道，成为洪雅人的学习典范……

（玉屏山洗墨池遗址）

一生明镜似净池，文脉师表为永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