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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47

中东及北非穆斯林国家：地缘政治互动、经济利益与区域竞争

作者：迈克尔·B·毕什库（Micheal B. Bishku），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要：在过去数十年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开始积极参与东北非事务。在与该区域内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之余，以上三国还都将该地区视作联络非洲大陆其余地区的窗口，即便驱使它们这一行为的动机并不相同。土耳其在非洲扩张其势力，既是出于对欧盟拒绝接纳其为成员国的回应，也是在为其创造机会，以扩大因近年中东的动荡而受阻的对外贸易。正如沙特阿拉伯那样，土耳其也将东北非视作在当地庞大的逊尼派社群中扩大自身文化影响力的平台。沙特阿拉伯通过投入资金来限制伊朗在该地区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尝试，而土耳其也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来强化自身与该地区的政治及经济关联。近年，由于伊朗介入也门内战，尽管土耳其一直寻求避免卷入也门的政治纷争，但沙、土两国关系逐渐接近。土耳其更多投入在国际维和行动中，以打击非洲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海运航线上的海盗行为。然而，自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因为后者与伊朗的关系而断交，开启外交纠纷后，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也出现了紧张态势。伊朗也希望（红海、曼德海峡、阿拉伯海）海运航线能保持畅通——就像在穆罕默德·里扎·巴列维国王（Shah Muhammad Riza Pahlavi）统治时期那样——同时也希望能对抗以色列在东北非的影响。在政治及经济意义上，土耳其近年在东北非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沙特也在对伊朗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要词：中东；北非；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外交；地缘政治

文源：Micheal B. Bishku, “The Muslim Middle East and Northeast Africa: The Interaction of Geopolitic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Regional Rivalry”, Journal of Global South Studies, Vol. 36, No. 1, Spring 2019, pp. 1-22.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25期，总第25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审校：匡泽玮，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再审：齐雄伸，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一、 介绍

中东与北非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史源远流长。本文首先定义研究地区的范围：中东地区以内的埃及、阿拉伯半岛、伊朗等地；北非则包括苏丹、南苏丹，和非洲之角四国，即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本文还将非洲之角外围地区，即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也纳入研究范围，因为自冷战以来，此三国也在各种程度上参与所在地区政治事务和航行安全治理，也是中东各国扩张影响力的目标。另外，埃及和以色列自冷战以来在该地区的竞争过于复杂，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本文的讨论将侧重于三个中东强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此三大中东主要国家在近年间积极参与东北非及其周边地区事务，但其历史上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方式，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各不相同。比如，冷战结束前，土耳其在非洲的利益着落于北非阿拉伯国家及埃塞俄比亚，而伊朗也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与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建立了紧密联系。进入后冷战时代，尤其是在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i）上台后，土耳其利用与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宗教关联，加大在东北非及其周边地区的投入；伊朗在经历伊斯兰革命后，其非洲战略一度出现空白，直到内贾德（Mahmud Ahmadinejad）于2005-2013年任总统期间，为打破西方国家孤立，在非洲与以色列竞争，才与非洲各国强化关系；在2015年与俄罗斯、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签订核协议后，伊朗在战略及经济层面有了进一步介入非洲事务的动机。不过，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可以利用其较强的国力，来作为大国在东北非地区的补充性力量，为域内各国提供资助，而伊朗不具备这样的力量。虽然如此，沙特阿拉伯在近年于东北非的外交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同时，伊朗也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增强经济关联，并对抗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在有关地区的外交措施。

二、 历史上有关区域间的现代外交往来

在189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Abdul Hamid II）[1]代表奥斯曼帝国与梅内利克二世（Menelik II）[2]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建交，并在哈拉尔（Harar）设立总领事馆。在1933年，土耳其共和国与埃塞俄比亚在两国首都互设大使馆。在1934年，阿卜杜·阿齐兹国王（Abd al-Aziz）[3]和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4]分别代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与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建交。两国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针对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外交行动，以及前者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威胁。在重获独立后，埃塞俄比亚于1948年与沙特阿拉伯复交，不过埃塞俄比亚驻土耳其大使馆却从未关闭。伊朗则直到1950年才与埃塞俄比亚建交。出于对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的怀疑，伊朗也一度与土耳其走近。

自1956年1月，苏丹从英国和埃及共治下独立后，土耳其成为第一个在其首都设立大使馆的国家。这一举动与土耳其在北非争取利益，与埃及展开竞争的意图有较大关系。在1962-1970年间的也门内战中，为了对抗纳赛尔及其领导的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建立了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纳赛尔于1970年去世，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继任埃及总统后，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关系得以改善。与此同时，借以英国撤出波斯湾，苏联海军增加在印度洋活动的机会，伊朗决定将自身的“安全边界”扩展至苏联海军活动的海域。通过阿曼的佐法尔省（Dhofar），伊朗武装干涉南也门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武装叛乱，相应地，以沙特阿拉伯和萨达特领导的埃及为代表的保守阿拉伯国家则为阿曼政府提供金钱支持，辅助其军事训练。接着，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终结了伊朗与西方及诸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在此五年后的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中东及北非的战略平衡。

三、 后冷战时代

（一）土耳其

进入后冷战时代，土耳其利用联合国、北约、非盟等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其周边区域事务，尤其是在非洲事务上，土耳其依据自身情况，发展出了独立、进取的非洲政策。标志着土耳其早期介入对非洲事务的事件，是其参与1993年1月至1994年2月间联合国索马里二期维和行动——土军方为此派出了300人，主要用于防御摩加迪沙（Mogadishu）机场，这是土耳其对非洲外交政策演变过程中颇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

另外，土耳其还参与了1990-1991年间海湾战争中解放科威特的行动，以及波黑内战中在联合国框架下展开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土耳其最看重的，还是自1998年开始，在时任外长伊斯玛仪·杰姆（İsmail Cem）的领导下，作为其本人倡导的全方位外交政策一部分而展开的在非洲扩张其政治经济影响力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首先利用了自身奥斯曼继承国的地位，以及奥斯曼全盛时期对非洲的殖民与交流史，和当前土耳其主要逊尼派国家的地位，对自身在非洲的形象进行了再建构，以此强调其自古以来与非洲紧密的联系以及“良善”（no bad reputation）的交往。土耳其官方甚至还强调，其奥斯曼时期在非洲扩张势力范围，是为了对抗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襄助非洲人民。在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新政府开始执行这一系列计划，并且在其中加入了宗教元素，旨在增强与非洲的逊尼派穆斯林的联系。而之后，由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在2006年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与非洲国家的宗教交流会议，“使得土耳其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宗教交流首次获得平台支持”。

伴随着埃尔多安（Erdoğan）展开的“首脑外交”，和土耳其在非洲事务参与的增加，土耳其在非洲的存在与日俱增。外交方面，在2005年，土耳其取得了非盟观察员国资格，同年埃尔多安访问埃塞俄比亚和南非，土耳其对外合作协调办公室（Türk İşbirligi ve Koordinasyon Ajansı, TİKA）在埃塞俄比亚设立了其在非洲大陆第一个分址；2006年，埃塞俄比亚重开关闭了22年之久的驻土耳其大使馆，同年埃尔多安访问苏丹，且在苏丹时任总统巴希尔于2009年因为达尔富尔问题遭到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时为其辩护；2007年，埃尔多安在非盟发表讲话。

军事方面，土耳其于2009年派出多艘护卫舰，参与亚丁湾护航行动；在2015年，参与了由沙特阿拉伯组织的“伊斯兰国家军事反恐联盟”，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势力，及利比亚、埃及和阿富汗的极端武装；2017年9月，土耳其在索马里设立海外军事基地；土耳其还为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的警察提供训练。

经济方面，2015年土耳其与非洲的贸易额已达到195亿美元；2008年，土耳其-非洲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同年土耳其对外合作协调办公室宣布在十三个非洲国家开启农业发展计划；在2016-2017年间，埃尔多安访问撒哈拉以南各国时，有大量土耳其商务人员随行；土耳其航空开通的往非洲的航线，在各大国际航空公司中处于最多；在2017年初，便有约5000名非洲学生在土耳其留学。

文化方面，土耳其于2017年12月与苏丹签订协议，共同修复萨瓦金岛（Suakin）上的遗址，这一度被沙特阿拉伯指控为土耳其在非洲军事扩张的企图。这一事件表明，即便土耳其试图在非洲外交竞争中避免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对抗，其仍会面对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利益相关国家的紧张关系。

（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

由于经历了伊斯兰革命，伊朗新政府的对非洲外交政策一度出现空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伊朗开始更多通过间接的军事手段，来扩张自己在中东及北非的影响力。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伊朗在苏丹进行了大量军事方面的投入，而当时苏丹政局动荡、经济疲软，客观上为伊朗对其施加政治影响提供了基础条件。据当时《卫报》（Guardian）记者大卫·伊格纳修斯（David Ignatius）报道，伊朗于1992年向苏丹东部派遣了800名革命卫队士兵，以为苏丹政府军提供军事训练。2004年，时任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uhammad Khatami）访问苏丹，当时的苏丹外长穆斯塔法·伊斯玛仪（Mustafa Ismail）将此视作“在商业、经济，文化及政治方面……增进两国联系与合作”的机会。2008年，伊朗与苏丹签订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使得苏丹成为非洲大陆第三大武器生产国。另外，由于哈塔米寻求与沙特阿拉伯和解，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没有因为伊朗对苏丹的援助遭到损害——在1999年他成为自伊斯兰革命后首位访问沙特阿拉伯的伊朗总统。

然而，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阿拉伯指责伊朗鼓动前者东部地区和巴林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动暴力示威，也反对伊朗在2015年往叙利亚派兵扶持巴沙尔政府。伊朗还在2014年扶持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迫使作为沙特阿拉伯盟友的哈迪政府撤离萨那。2009年1月，伊朗还通过苏丹向哈马斯输送武器以对抗以色列，同年与苏丹和吉布提签订经济合作协议。2011年，吉布提与伊朗海军就打击海盗与海上走私展开合作，在为吉布提海军提供训练的同时，伊朗海军也得以将吉布提作为海外维修及养护基地。

即使是在经济方面，伊朗提供的经济援助也伴随着一定的军事成分。例如，伊朗在与索马里政府合作打击海盗的同时，还曾出资220万美元以支持索马里的政府过渡；在2008年，伊朗于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Assab）建立海军基地的同时，其出口发展银行向厄立特里亚汇款3500万美元。对与非洲之角及其边缘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贸易，伊朗也予以重视，以抗衡以色列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这其中也有发展伊朗科研并保障其能源安全的考量——在2005年，埃塞俄比亚与伊朗签订协议，让两国高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伊朗参与了在肯尼亚的水电及油电项目，和在乌干达的拖拉机厂项目；2016年11月，伊朗海军借护航本国油轮之机，访问了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Dar es Salaam）。

（三）沙特阿拉伯

由于其相对更强的国力，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及北非得以施加更为全面的影响力。同样地，域内部分国家的政局动荡，客观上为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国家介入并施加影响力创造了基础性条件。比如，由门格斯图（Mengistu）领导的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在失去苏联支持且面临厄立特里亚解放战争的情况下，便寻求与沙特阿拉伯及保守阿拉伯国家和解，而作为对埃塞俄比亚不在尼罗河用水方面采取单边行动的承诺的回报，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切断了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支持；进入21世纪，沙特及诸海湾国家在苏丹投资增加，不过更多是在其首都喀土穆，这与苏丹国内经济地域性失衡，及其经济相对中东北非各国的疲弱一起，共同构成苏丹的政治经济隐患——自2012年开始，由于与南苏丹的领土纠纷以及南苏丹内战，支撑苏丹经济的石油产业受到极大冲击，而经济与政治上的诸多压力，也使得苏丹进一步依赖沙特阿拉伯的扶持。

如此，苏丹便在诸多对外政策上，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一样追随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1月，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断交后，多个阿拉伯国家随即亦与伊朗断交；在沙特阿拉伯领导下，多个阿拉伯国家组建联军，对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作战。

沙特阿拉伯在多次外交行动中充分运用财政手段以达到目的：在索马里宣布与伊朗外交关系降级后，沙特阿拉伯向索马里政府汇款5000万美元；当苏丹于2015年8月加入对胡塞武装作战的联军中后，沙特方面往苏丹中央银行存款10亿美元；在2016年2月，沙特阿拉伯为苏丹提供50亿美元作为军事支持，并加大了对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农业投资。

不仅如此，据埃塞俄比亚驻英国大使馆所述，沙特阿拉伯对埃塞俄比亚的酒店业、旅游业、采掘业，制造业都进行了投资；埃塞俄比亚，以及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国家的公民大量在沙特阿拉伯居住、工作。因此，这些也被认为是基于沙特阿拉伯在非洲更大政治考量的举措。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及非洲研究中心”（Arab and African Research Center）主任赫勒米·沙拉维（Helmi Sharawi）指出，沙特阿拉伯“自视为中东强国，北非及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领导者，尤其是在经济与军事合作方面”。

结论

位于关键国际航海线上的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对非洲其他区域势力而言，仍是最为关键的战略地区之一。冷战期间，该地区是西方阵营与苏东国家阵营相互争夺的目标。以色列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也将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作为重要的利益之所在，以及在中东之外互相竞争影响力的区域。因此，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将对非洲的争夺视作两国最近在中东竞争的延伸也并不令人意外，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两国目前在也门的利益冲突。然而，近年中东局势的发展，其中尤其是伊朗的核计划以及在中东扩大什叶派影响力的尝试，使得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开始有着相似的针对伊朗的战略考量。沙特阿拉伯还将伊朗的文化中心在东北非的设立视作在该地区传播什叶派思想的尝试。土耳其推进自身的非洲战略，是为了寻求在中东和在与欧盟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并不希望在非洲之角地区影响力的争夺上与其他国家正面竞争。然而，中东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阿拉伯之春”，使得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走近，至少是在2017年6月，沙特阿拉伯因为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而与卡塔尔断交之前。在那之后，土耳其选择捍卫卡塔尔的利益。考虑到土、沙两国在非洲的利益，这场外交纠纷将对土、沙两国关系产生影响几何，将随时间推移而展现。不仅如此，两国还利用自身作为逊尼派国家与其他同教派国家的关联，通过经济和/或技术支持，来强化两国与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在沙特阿拉伯处决什叶派教职人员尼米尔（Nimr al-Nimr），及沙特阿拉伯驻伊朗使馆遭到冲击后，沙特阿拉伯使得非洲之角地区大多数逊尼派国家与伊朗断交，以彰显逊尼派阵营的团结。然而，这种宗教色彩浓重的外交方式也招致了负面评价。在2009年7月的一次连线采访中，时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唐纳德·山本（Donald Yamamoto）警告称，“自‘9·11’事件以来，该国（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文化正被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瓦哈比派佣兵武装攻击”。

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对于东北非国家而言，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都是值得考虑与之结好的对象，但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情况远好于伊朗。从各方势力在东北非的实力对比来看，伊朗之所以处于劣势，是因为它既没有土耳其可以提供的技术支持，也没有沙特阿拉伯可以提供的财政资源。然而，伊朗在相关地区制造问题，尤其是扰乱了沙特阿拉伯维持北非稳定的尝试，甚至利用北非地区作为支持其在也门进行代理人战争的物流基地。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合作主要与后者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有关，这是因为，鉴于当前叙利亚的政治及军事局势，土耳其认为自身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就叙利亚问题与俄罗斯和伊朗合作。土耳其同时也反对沙特阿拉伯针对卡塔尔的禁运，以及沙特阿拉伯对埃及的塞西（Abdel Fatah al-Sisi）政权的政治与经济支持。尽管存在上述因素的掣肘，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成功增进了各自与苏丹这个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成功地与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的其他国家中，人口远少于当地什叶派群体的逊尼派少数群体建立文化关联。

译者评述

本文指出了中东地区与北非地区各主要国家间在外交及其他方面合作的高度互联，译者认为，这也是在提醒所有研究中东内政外交相关课题的研究者用一种“泛中东”视角，在研究过程中将北非各国内政外交也纳入考虑。更何况，中东与北非同属伊斯兰世界，自古以来便高度互联，本文也指出中东各主要国家之间在北非的外交竞争，是其在中东竞争的延伸，更说明了将中东与北非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较为翔实地解析了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如何利用自身国力在东北非施加影响力，其中既有体现为经济援助及文化交流的软实力竞争，更有体现为代理人战争及维和行动的硬实力竞争。历史证明，这一系列竞争客观上都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主要国家间的直接利益冲突，甚至有在区域内引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外交中实现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巧妙结合与应用，同时尽量避免与他国核心利益冲突，实现有着极强正外部性的共赢，是世界各国都应长期研究的议题。

本文还指出，东北非地区是一些国家在非洲扩张影响力的必经之地，起着非洲门户的作用。围绕着红海沿岸及印度洋西岸上演的合作与竞争，背后是东北非及中东复杂而又值得深究的国际关系。而由于非洲各国相对落后的实力，其一方面被中东主要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另一方面，其又能在具备一定实力后，在非洲乃至中东外交中把握一定主动。译者认为，在研究非洲国际关系时，东北非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理解东北非国际关系的内在本质，就为理解近代以来非洲国际关系的本质打下一定基础。

最后，译者注意到，文中提及的三大中东主要国家都在利用自身的宗教影响力，巩固与他国的关系，甚至以此划分势力范围——让外交带有宗教色彩，本身值得商榷，正如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在外交中对意识形态的极度强调一样。但是，中小国家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发挥自身文化影响力，译者以为有着五千年历史且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我国，应当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将自身文化特色与大国外交充分且有机地结合。

注释

[1] 1876-1909年间在位。

[2] 1889-1913年间在位。

[3] 亦称伊本·沙特（Ibn Saud），1932-1953年间在位。

[4] 1904-1948年间在位。

问题互动

问题1、理解中东国际关系和北非国际关系的高度统一，以及东北非的战略地位，对于理解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及历史有着怎样的意义？

问题2、参考本文内容，你认为我国在对非外交及对中东外交方面，应当如何执行积极有为、务实有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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