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麻离青与郑和下西洋

苏麻离青与郑和下西洋

发布时间：2007-07-19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 杨明生

【摘 要】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我国瓷器生产的发展。青花瓷在烧制上，得到了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出现了自元代末期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元青花在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首次对传世的元青花瓷器进行了研究，几十年来，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元青花钴料产于何处，从哪条通道传入中国的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在此前提下将元青花钴料和“苏麻离青”认定为一种矿物的论点是不严谨的。“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特定产物，学术界没有理由将其混淆。

【关键词】 郑和下西洋　苏麻离青　青花瓷 永乐、宣德（1403-1435年）

Abstract: In Yongle and Xuande year of Ming Dynasty, the sea route traffic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Zheng He's Seafaring, and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porcelain production. On fir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eople used “Su Ma Li Qing” as ceramic glaze which Zheng He brought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products are extremely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it appeared the second development peak since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s ripe in latter stage of Yuan Dynasty. This period known as the" golden ag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Yuan Dynasty was not record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In 1929, Englishmen Hobson first researched ancien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these decades, ceramic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n long-term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search it. Where the cobalt of Yuan Dynasty’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riginate? There was no convincing scientific evidence which routeway turn into China. At this precondition, take for cobalt of Yuan Dynasty’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and “Su Ma Li Qing” as one material is not precise. “Su Ma Li Qing” is the special production of Zheng He's Seafaring period, there is no reason to have it obscured in academia.

Key Word: Zheng He's Seafaring Su Ma Li Q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Yongle and Xuande year of Ming Dynasty (1403-1435)

600年前，我国少数民族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浩荡七下西洋，遍及亚非30余国和地区，谱写了中国洲际远航和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航海是许多科技门类成就的先进技术在航海上的集成与综合运用，航海科技的水平，反映出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最高点。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是人类造船史上的奇迹，即使现代复制也绝非易事。据《瀛涯胜览》等历史文献记载，最大的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度为十八丈，经换算船长125.652米，排水量达11700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学者对此长度提出质疑，目前争论较为激烈。据1937年发掘的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永乐三年（1405）将领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2003年8月南京博物馆对位于南京钟宝村的明代宝船厂遗址中的（六作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两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质舵杆，两根分别为11.02米和10.1米。经郑明课题组换算船长61.2米，排水量1170吨，航速2—6节，其推断与出土资料记载的二千料宝船说法相符合。笔者在南京明故宫光禄寺采集的永乐青花瓷碗上绘制的五桅宝船图也与二千料宝船有相符之处。[1]宝船厂已经陆续出土了三根超过10米的舵杆，出土文物证实南京宝船厂曾经制造过多艘一千多吨的宝船，而晚于郑和下西洋80多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旗舰只不过才250吨。在南京举办的《2006·航海日学术论坛》上，有学者假设哥伦布提早80年与郑和的舰队在海上相遇，那将会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郑和航海图》“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学的海图”。“它集航用海图与航路指南于一身，使用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的针路系统，既它不是以往那种两点之间单一航向的简单针路，而是内涵复杂、航向多变、连续不断、聚散有致、并迭加沿途航区的地文、水文、气象、天文等诸自然因素的综合针路”。“其次，吸收了阿拉伯的航海术，建立过洋迁星系统。在天文导航方面，元代中国的航海家就已引进阿拉伯传统使用的迁星板和迁星术。郑和下西洋时，进一步将之与中国传统的量天尺观测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中西合璧的过洋迁星术”。[2]

郑和下西洋，就是依靠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航海科学力量和统帅众多的科学技术人员，才保证郑和率领的庞大的宝船队胜利地完成七次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使命。由于这方面的著述众多本文将着重于论述郑和在青花瓷生产方面的突出贡献。

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以至于在英语等外国语中“瓷器”与“中国”是用一个词来表示的。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一条海上航线，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贸易活动，通过贸易的大发展来促进陶瓷的外销。从大西洋沿岸各国出土的陶瓷标本来看，大多数为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器物，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明代海外陶瓷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西洋以前销售于海外的，主要是龙泉青瓷和东南沿海一带的仿龙泉制品，而青花瓷尚未大规模地烧制出售。下西洋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拓展，使得发展起来的制瓷业受到了海外市场的刺激，大量的商人华侨出海贩卖瓷器。另一方面，青花瓷在烧制上，得到了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用于青花瓷生产的青料“苏麻离青”

永、宣时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作“苏麻离青”（又叫“苏泥麻青”，“苏泥渤青”，“苏渤泥青”等）的青花色料。其特点是发色明艳，呈色稳定，其晕散现象更是新颖别致，俨然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焦墨技法的奇特效果。尤其是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而被民间称之为“青花之王”。在曹雪芹的著作《红楼梦》中描写的“鬼脸青的花瓮”就是永、宣时期“苏麻离青”青花瓷。［3］

关于“苏麻离青”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王世懋的《窥天外乘》“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万历十九年（1591）高濂的《遵生八笺》则谓：“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以后清代唐衡铨《文房肆考》（1778），朱琰的《陶说》（1774）以及兰浦的《景德镇陶录》（1815）等均称“苏泥渤青”。我们现在所称的“苏麻离青”“苏渤泥青”“苏泥渤青”等，为永宣时期进口的青花色料同一词的异译。

永、宣官窑青花瓷对于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经国内外古陶瓷界多年来的考证研究基本赞同“苏泥渤青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也有人认为从伊斯兰引进。至于“苏麻离青”料的确切产地，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依据，历年来国内外古陶瓷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古陶瓷专家叶文程先生通过对东南亚出土的中国瓷器研究后认为：在菲律宾发现的永乐压手杯，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从苏门答腊和渤泥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烧制的花瓷，压手杯为永乐朝特有之器物，因其烧造量小，工艺复杂，逾十年到了成化时期，已成为极其难以得到的名贵之物。这样珍贵的瓷器流到国外，一般认为系官方赏赐赠送所致，民间贩卖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把这批瓷器看成是郑和带出并非毫无道理。［4］

明朝万历年间文献记载的“苏麻离青”“苏勃泥青”从字面上看可以解释为产于某地的青料。“苏麻离”已无从解释，但“苏渤泥”如果解读为苏门答腊和渤泥国还是解释得通的。《明史》载，苏门答腊的使节分别于1426、1430、1433和1434年携带回回青和其他贡物来到中国。［5］在梁、隋时代，渤泥国称婆利，唐代早期称婆罗，后称婆泥。及至以后，宋代称渤泥、佛泥，元代称渤泥，浡泥，明代称浡泥、文莱而名之了。在各种著述中，名字亦有差别，宋代赵汝适《诸蕃志》作渤泥、佛泥，元汪大渊《岛夷略志》又作渤泥。

据马来西亚著名学者刘子政先生考证：渤泥是英语BRUNAI、BRUNE、BURNAI、BURN的音译，所以中国史籍有婆利、婆罗、渤泥、泥渤、勃尼 、佛泥等不同写法，至近代，演变成为BURNI，译作汶莱或婆罗乃，而今习称汶莱。［6］

不仅如此，在英语中，china 既是中国的意思，也是瓷器的意思。如果将英语china音译为中文，那既不是中国的意思，也不是瓷器的意思，而是昌南。景德镇最早的名称是新平镇，新平镇在昌江之南也称为昌南镇。如果用江西方言读昌南，其发音几乎与英语完全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语翻译出现演变、变异实属正常，如果我们能够追根寻源总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船员是从全国各地招集的方言有差异也就不足为奇。这正是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带回的一种青料而同时出现了几种名称的原因所在。因此无论这种青料产于何地，“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的已成公认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不断有人将永、宣时期的“苏麻离青”与元代进口青料统称为“苏麻离青”。刘树林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发表了《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文中提出了，从大都城的元代青花瓷和上海硅酸盐所对元、明青花瓷片标本测定也说明，使用苏泥勃青料，并不是从明宣德年间才开始。所谓“苏泥勃青料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元代这种青花料已作为青花的着色剂而问世。［7］

以至一些古陶瓷专家在提及“苏麻离青”时是这样注解的：苏麻离青　绘制青花瓷器的原料。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器多用此料绘画。一称“苏泥勃青”。经化验，这种料除含钴外还含铁，产于波斯。用苏麻离青料绘制的瓷器，蓝色浓艳有银黑色的结晶斑。《事物绀珠》“永乐，宣德窑”条记载“……以苏麻离青为饰……。”最近，广东省博物院的冯素阁、王恩汉先生发表了《苏泥勃青与景德镇》一文。文中同样将元青花进口料与“苏麻离青”作为同一种原料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具有张冠李戴之嫌，这种研究结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古陶瓷专家所接受。［8］

元末明初青花瓷及“苏麻离青”独有的时代特征

去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笔者认为有必要将郑和下西洋引进的“苏麻离青”与其它不同时期的进口料予以区分。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南京明代初期功臣墓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将无法断代，许多无纪年款的元代、永乐、宣德青花瓷也将无法分离，因为元末明初青花瓷的鉴定主要一点是以青花瓷不同钴料的发色而区分的。

1963年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发表了《中国瓷器史上存在着的问题》一文。“近来谈到青花瓷器，由于肯定了元代前后期的青花瓷出品的情况以后，更迫切地需要认识一下宋代初期的青花瓷器是怎样的？可是宋青花瓷始终是一个谜！因此对于此后宋墓葬的出土物尚有密切注意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青花瓷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同时对于所谓１４世纪的青花瓷器，也很含糊不清。因为14世纪是从元成宗的五年既大德四年庚子（1300）开始，到明惠帝二年即建文二年（1400）止，其间跨过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是明初的朱元璋整整三十一年的一个时期。所以世称14世纪的中国青花瓷器，实在包含着这个朝代兴替的重要时期。本来洪武一代的瓷器是瓷器历史上的一个空白点，究竟包含在14世纪时期内洪武一朝的青花瓷器怎样的呢？是必须要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时期墓葬的清理，显得非常重要。此外明初的青花瓷器，宣德时期较为明了，永乐的已有些恐怕可能有洪武所烧制的计算在内了，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代，就是从公元的1436－1464计有28年，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是不清楚的，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墓葬的发掘也要注意，否则宣德青花瓷如何递变到成化时代的情况，就无从说明了。以上都是青花瓷器发展上重要关所在。”［9］

陈先生将青花瓷发展中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行了科学的空间划分，很显然是将元青花瓷、洪武青花瓷、永乐、宣德青花瓷、以及空白期青花瓷予以了时代区分。其中除了洪武朝以外，其它各朝都使用了进口料即所谓的“苏麻离青”。如果要研究元末明初青花瓷的发展史，首先必须搞清楚洪武朝官窑青花瓷，这是一道分水岭，是必须要解决的。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不是瓷都，却胜似瓷都。 地下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青花瓷标本，其年代从元末明初到清末形成了完整的时代序列。尤其以元青花、洪武青花、永乐、宣德青花等形成了完整的物证链。

一.　元青花瓷

元朝在南京分别设有江南诸省行御使台、行中书省、江淮行枢密院等军政机构。史称元文宗图帖睦热尔在即帝位前，曾于泰定二年（1325年）正月被出居建康，直到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又被迁居江陵。他在南京前后住了4年之久。同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九月，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大明殿，改元天历，是为文宗。次年三月，他下令改其潜邸所在之“建康曰集庆”。同月稍后，又“命改集庆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10］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元代枢府卵白瓷、釉里红，和进口料青花瓷。进口料青花瓷标本有鱼藻纹大罐，莲池鸳鸯碗，白地青花龙纹玉壶春瓶，龙、凤纹青花高足杯等器物。这些器物的共同特点是，其色调清新，釉色莹润，色彩艳丽，底釉清亮透明。纹饰繁复，致密，整个器物给人以瑞丽、雄浑的感觉。元青花的钴料为低锰、高铁、微量砷，被认为是波斯进口料。大部分呈色青翠，有一部分过烧的青中泛紫，欠烧的则青中带灰。色均浓郁而无晕散，有明显的迭加笔痕。青料凝结处有深青色下凹斑点。其中一些精品达到了元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南京地下出土的元青花瓷片为元青花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　元末青花瓷。

1356年，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攻下元朝重兵驻守的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在此称吴王。旧址即现在的王府大街，这一带出土的元代国产料青花瓷标本可以明确断定为元朝末年。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占领景德镇后，进口料的来源已完全中断。这个时期地层中出土的瓷片绝大部分为粗糙的龙泉青瓷及少量的景德镇白瓷，国产料青花瓷标本极为少见，纹饰一般为莲花、月影梅、人物画等纹饰。同时出土的钱币为元末朱元璋时期的“大中通宝”。南京旧王府及其附近出土的的青花瓷片是解决元末明初青花瓷断代的重要证据。

三.　洪武青花瓷。

1368年1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至1398年，洪武一朝共31年。永乐（1403~1424）一朝22年，永乐皇帝朱棣从其侄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以后，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北京，南京作为陪都，为安抚南方一批宗室和官僚，仍维持南京朝廷和六部的规模。南京明故宫光禄寺出土陶瓷标本中的精品，代表了明朝初年陶瓷的最高水平。

40多年来，南京博物院文物工作者对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及周边建筑工地出土瓷片进行过多次考古收集整理工作，取得许多科研成果。首次发现了洪武官窑瓷片，这对填补陶瓷史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实物证据。著名的古陶瓷专家王志敏先生，通过这批资料的研究解决了古陶瓷界的一大难题，空白期的断代问题（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南京博物院专家对洪武官窑瓷片的确认，为洪武官窑青花瓷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到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远离闹市区的古青溪和燕雀湖畔营建皇宫。南京明故宫出土的古陶瓷标本基本排除了元代的干扰。元末朱元璋在城南王府大街驻扎过十几年，无论从时空还是从地域来划分，都成为元末明初古陶瓷断代的隔离带。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官窑瓷片绝大部分为印花白瓷和龙泉青瓷，官窑青花瓷片极为罕见，还没有发现元代进口料的青花瓷片。南京博物院收集的小块洪武青花瓷片的纹饰与洪武白瓷中的祥云纹饰完全相同。青花瓷片上的龙纹为五爪，碗的内、外壁上的龙纹相互对称与南京博物院收集的红彩龙纹瓷片相同，青花瓷花卉纹饰与元青花瓷有些相似。洪武官窑青花瓷的特点是：青料是用精选的国产青料，颜色较深沉，釉面厚无玻璃光，为玉石般的亚光。纹饰工整细腻，模印纹饰清晰。洪武青花瓷没有发现有纪年款的瓷片，我们通过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永、宣“苏麻离青”青花瓷标本与其进行排比，同样可以确认洪武官窑青花瓷的时代特征。我们将元大都遗址、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与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进行比较，元末明初青花瓷的发展轨迹就十分清晰了。由此可以认定元青花瓷进口料，从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于光占领景德镇前后到郑和下西洋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中断的。

四.　明永乐、宣德青花瓷。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首发地，船队装载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青花瓷器。朱琰《陶说》载：“永乐始置瓷库于南京”“宣德中以营膳所丞专督工匠。”郑和常常亲自深入烧制御瓷的官窑督办，从选料、烧制均过目。许多流传海外的永、宣官窑青花瓷器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有所谓“诸料悉精，青花最贵”的说法，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永乐和宣德所制青花瓷，制作年代贴近，工艺方法因袭，颇多相似之处，因而仅能从比较中加以区别。永乐早期的官窑青花瓷在使用国产料时与洪武官窑青花瓷是难以区别的。在使用了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引进的“苏麻离青”后，这种青料含锰量少，因而烧成的青花不含紫、红色而为纯正的“宝石蓝”色。同时由于这种青料含铁量高，因而烧成往往有下凹的黑铁斑。永乐时期的青花瓷，瓷质洁白细腻，釉色深蓝中带黑，所用釉料富于发散性，烧成后青料渗透胎骨，生动灵活，不露丝毫笔痕，有的如纸上泼墨，画意极浓。

宣德青花瓷胎，用麻仓土，洁白细腻。青花原料使用了“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发色清晰鲜丽，色性稳定，散晕在瓷器胎釉之间，青翠明艳，淋漓尽致。如用料偏浓，则墨势浑然而庄重；如用料偏淡，则色泽鲜浅而雅致。更主要的是绘瓷艺人们吸取了前期的制作经验，能纯熟地掌握青料的性能和绘瓷技艺，下笔奔放，浓淡适中，层次清晰。《陶雅》载：“宣窑青花为明窑极盛时代杰出产品，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堪称瓷、色、画三绝。”

宣德官窑青花瓷许多带有“大明宣德年制”纪年款。这为永乐官窑青花瓷的年代鉴定提供了参照物。“苏麻离青”的使用有一个从试用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无款识的“苏麻离青”瓷片中可以分离出永乐官窑青花瓷标本。

元青花与“苏麻离青”化学成份的差异

元末明初青花瓷包涵了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至正型的元青花，另一个就是黄金时代的永乐、宣德“苏麻离青”青花瓷，它们中的共同点就是使用了进口青料。元青花进口料由波斯引进学术界已基本认同。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青料由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引进，有历史文献记载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如果说元青花进口料与郑和下西洋引进的“苏麻离青”同产于一地或者说是同一种金属矿物质目前并没有可信的文献予以支持，更没有考古资料予以佐证。从时间段来看其中间有一个洪武青花瓷低潮期，南京明故宫至今没有发现一片具有元代进口料特征的青花瓷片，因此进口料中断了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刘树林先生在《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一文中唯一能够证明元青花进口料和永、宣青花为同一种进口料－“苏麻离青”的证据就是其化学成份分析结果。“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景德镇湖田窑青花瓷残片所作的化学成份分析表明，进口青花料含锰量极低（MnO／CoO为0.01—0.06之间），含铁量较高（Fe2O3／CoO为2.21—3.02之间），且含有砷，与国产料含锰量高（MnO／CoO为3.74—16.19之间），含铁量低（Fe2O3／CoO为0.11—3.74之间）的测定数据截然不同。”附表中有详细的数据，锰的含量分别为：元青花大盘碎片0.01，元青花碎片0.05，元大都青花碎片0.02，明宣德青花碎片0.68。铁含量分别为：2.45、2.70、2.21、2.50。

附表（1）：

编号

时代和品名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Y—1

元青花大盘碎片

0.01

2.45

Y—2

元青花碎片

0.05

2.70

Y—5

元大都青花碎片

0.02

2.21

M—6

明宣德青花碎片

0.68

2.50

文中只将元青花和宣德青花一同与国产青花进行比较。却没有将元青花与宣德青花的锰含量作个比较，经计算宣德青花锰的含量是元青花的13～68倍。将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两种金属元素比例如此悬殊的矿物质用同一种名称命名是不科学的。元青花瓷与宣德青花瓷上的青花发色有经验的专家用肉眼就能予以区分。不能因为它们同为进口料就统称为“苏麻离青”。

张浦生、程晓中先生《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一文中列举了历代青花瓷青料的化学分析数据。元青花和宣德青花的锰含量与前面相同。宣德青花铁含量高达5.81为历代青花含铁量之首，因此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可能形成金属光泽的黑斑。因此“苏麻离青”不同于我国传统的青料，这就印证了史籍的记载。［11］文章中有更为详细的附表，数据基本相同。

附表（2）：

出土地点、年代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扬州唐代青花瓷片

0.22

3.60

龙泉北宋青花瓷片

10.25

0.61

元大都青花瓷片

0.01—0.06

2.21—3.02

明宣德青花瓷片

0.81

5.81

明成化正德嘉靖青花瓷片

1.82—6.08

0.17—1.91

清康熙乾隆青花瓷片

5.54—6.83

0.36—0.88

附表（3）

产地及品名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云南珠明料（原矿）

7.35

1.15

云南珠明料（拣炼）

3.75

0.47

云南钴土矿（拣炼）

4.34

1.48

浙江钴土矿（原矿）

16.19

3.74

江西赣州钴土矿（原矿）

15.90

3.69

江西上高生青料

7.20

1.30

云南宣威生青料

4.92

1.33

浙江江山生青料

11.03

2.43

浙江江山生青料（已煅烧）

7.06

0.22

云南嵩明青料（已煅烧）

4.42

0.11

经过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界几代人的研究，一致认同元青花使用的进口钴料、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嘉靖前后的回青料（回青料数据暂缺）是从国外引进。青花瓷发展历史上曾三次从国外进口青料，除了元朝和永宣时期，还有一次就是有文献记载的正德时期回青料，它们各自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青花釉料本身就是矿物，其形成时环境和条件以及形成之后的发展史，成为矿物的“指纹”。我们在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考证出他们确切产地之前还是不要将其混淆为好。

我国在元朝、永、宣时期及正德时期都进口过青料，目前还是将三者分别按传统的命名为好。那就是元朝的“进口料、” 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和嘉靖前后的“回青料”。　

结束语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首发地，这里留下了许多与郑和有关的遗迹和文物。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的遗留物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踪迹。自从元朝突然出现了成熟的青花瓷以后，学术界就一直试图能够找到唐青花瓷、宋青花瓷(所谓的宋青花已经被确定为明朝晚期生产)。其实青花瓷在元朝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其必然性是中国瓷器特别是白瓷到了元朝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釉下彩绘画工艺从东吴到元朝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有完整的发展体系。在从国外进口青料的同时用于生产青花瓷的国产青料已经被找到，在景德镇湖田窑的元代地层中同时发现了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片，正是由于引进了优质的青花钴料，元朝青花瓷的质量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其偶然性是元朝的南侵冲击了南方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文化，蒙古人崇尚白色，元代的枢府白瓷为成熟的元青花瓷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元朝疆域的扩展为在国外寻找到更适合生产青花瓷的青料提供了大的环境。青花瓷的产生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习俗与南方文人士大夫传统文化碰撞和相容的结果，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由于国家文物政策的开放，国内外古陶瓷学者以及民间收藏家加入了青花瓷的研究工作，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许多人到郑和当年活动过的区域寻找资料和证据。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加入到古陶瓷的研究行列中来，各种科学手段和科学仪器不断更新，青花瓷的研究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

郑和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七下西洋向海外输出大量中国瓷器的同时又从国外找到了生产青花瓷的优质钴料“苏麻离青”。使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为中国青花瓷之冠，官窑青花瓷器从此被宫廷所接受。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互动改变了“海上陶瓷之路”原来的格局，青花瓷成为主流产品走向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国内陶瓷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一枝独秀，许多古代名窑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精品。在郑和下西洋所到沿岸各国的古代遗址地下，都埋藏着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和下西洋对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特定产物，学术界不应该予以混淆。

注 释

［１］ 杨明生 南京明故宫光禄寺出土青花瓷画五桅宝船图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 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 廖大珂 从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到航海日的确定 《2006·航海日学术论文集》 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

［３］ 王业友　论《红楼梦》中的瓷器　《安徽博物馆40年——论文选集》　（1956－1996）黄山书社。　文中引：《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时误将鬼脸青花瓮解释为宋以前的青瓷。　孙彦　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三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明青深翠，青瓷器品大抵阴沈如鬼脸，故奥人有鬼面蓝之称。”

［４］ 叶文程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陶瓷的外销 《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５］ ［英］哈里·加纳　著　叶文程　罗立华译《东方的青花瓷器》　引自《明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６］ 杨新华、杨建华编著《渤泥国王墓探源》，南京大学出版社

［７］ 刘树林　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紫禁城出版社

［８］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　紫禁城出版社

［９］ 陈万里 中国瓷器史上存在着的问题 《文物》1963年第1期

［１０］ 丁国范 关于元大龙翔寺的旧址问题 《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１］ 张浦生、程晓中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