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王小波先生辞世,迄今二十四载。我前后写过三篇关于他的文章:《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为什么要读王小波?》,后汇总为《说理者王小波》,收入《不为什么而读书》。这三篇文章,头尾都是评论,中间则近随感,或者说一封私信,写给一个自由而有趣的灵魂。时值忌日,重刊如下。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情形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憲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同学、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了我对抗他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五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便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奋然前行,百折不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如何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如何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却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写作却更加沉重;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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