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变味人情”啃噬“扶贫金果”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当前，走出贫困的农村却面临另一种隐忧：虽然甩掉了“穷”帽子，却未能甩掉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人情支出”成为套在村民身上的“沉重锁链”，不仅啃噬脱贫攻坚成果，而且可能成为农民返贫致贫的潜在因素。这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比如，有的农村地区结婚彩礼越来越高，有的动辄几十万元，“天价彩礼”不是让人“结不起婚”，就是让人负债累累；有的农村地区老人过世后，以“喜丧”为名大操大办，请锣鼓队来吹拉弹唱，大摆宴席，一场丧礼下来耗费数万，浪费惊人；有的农村地区不仅婚丧嫁娶办宴，连生日、升学、参军等都要办宴，不仅邀请至亲挚友，连远房亲戚也要拉进来，人情往来的名目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礼金越来越高，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有调查显示，不少农村居民的人情支出仅次于食品支出，超过看病支出。

中华民族自古重情义、讲礼节，素有好客重义的传统。适度的人情往来是促进农村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人的社会关系比喻为以自己为圆心的波纹。如果完全没有人情往来，生活也会一潭死水、毫无波澜。陈志武教授在其著作《金融的逻辑》中，将亲戚间的“礼尚往来”视为一种互助互惠式的隐性金融活动：农民盖房缺乏资金，无处求贷，于是办酒数桌，收些礼金，以此“集资”，解一时之急，等对方盖房时，再将收受的礼金如数还回。然而，当这种金融活动遭遇大摆宴席时，其“集资”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所集资金常常只够吃喝，失去了“金融”的功能。过多过滥的人情消费造成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浪费，挤压了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资金支出，成为农民生活幸福的“拦路虎”，无论从“人情”还是从“金融”的角度看，“变味的人情”都应该治理。

实际上，很多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大操大办之风也是深恶痛绝，可又常常无可奈何。毕竟，农民身处熟人社会，明明知道大操大办不好，但谁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谁也不想“被大家看不起”，只能“入乡随俗”、随波逐流。为了躲避过年前后高度密集的“宴席轰炸”和“红包炸弹”，一些在外打工数年的农民工连过年也不敢回家、不愿回家；为了把送出去的礼金要回来，只能广借由头、巧立名目摆酒席，甚至出现连修猪圈、母猪产崽都要摆酒的咄咄怪事。

打破农村“人情负担”过重的恶性循环，不能指望农民“拽着头发拽起自己”，必须加强“外力干预”。农村人情之风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一些陈规陋习多属道德范畴，常常难以通过行政管控和法律法规的办法加以约束，一旦处理不当，还容易引发抵制和反弹。相对于投资大项目、大工程，治理农村过多过滥的人情风属于“潜绩”，不易量化，很难显示政绩，容易“吃力不讨好”。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强化担当意识，主动作为，积极有为；强化战略意识，从事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大力推进；强化为民意识，忧民之所忧，把农民从沉重的人情负担下解放出来，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强化能力水平，提升治理人情不正之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本领。要加大舆论引导力度，通过舆论造势，形成“大操大办、人人喊打”的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以先进带后进，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促进农村风气的根本转变。要改善乡村治理格局，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监督小组、红白事宜理事会等组织的作用，帮助农民卸下沉重的人情负担，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