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出了，北京文学青年的命 | 单读 Pick

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罗丹妮，

她推荐的书是作家止庵的

首部长篇小说《受命》。

单读编辑罗丹妮的推荐语

单读编辑罗丹妮的推荐语：

非常幸运在新书上市前拿到了试读本，春节假期的几天读得放不下手。好像回到了 1984 年的北京，跟着书里的角色们一起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

故事的母题很传统，一个以伍子胥为榜样、想为父报仇的牙科医生陆冰锋，偏偏与仇人的女儿祝叶生阴差阳错产生了暧昧的情愫。遥远的历史、近处的过去，是无以名状的、无法忽视的疼痛；正在嬗变的现实、铺满鲜花的未来，则像极了引诱他背叛初心的诱饵。在妥协与摇摆之后，陆冰锋最终选择了最初设计的了结方式，却又没有做到。

与以往许多符号化描述 80 年代的作品不同，止庵以不徐不疾的笔调，极为准确地复刻了 80 年代初的北京：生活节奏单调、缓慢，人的出行范围基本围绕着二环，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关心着戏剧、诗歌、美术展等跟艺术相关的一切，并火热投身其中；普通人则惦记着彩电、冰箱、电风扇这些实实在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可见的器物，被它们激发起对财富的向往。

止庵在这本小说中，对两种事物的精雕细作让我非常喜欢：一是对北京不同地方的各色植物在四季变幻中的描写，玉兰、榆叶梅、洋槐花、泡桐树、流苏树……二是对小说中不同的人着装服饰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短短几年中人群的阶层分化——比如，你很难想象，高干子女在 30 多年前就已经穿着 Dr.martens 了。

这部小说像隐藏着一个压缩文件包，解压之后，你能看到 1984 到 1986 几年间文学青年读的书、写的诗、看的剧，几乎是一部完整的“启蒙文化史”。他们平时骑车或乘坐公交车的路线，常去的书店、饭馆，还有书与各样吃食的价格，在阅读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代入，那些地名既让在北京生活的我们熟悉，但对比书中的描写，又让我们感到陌生，恨不得手边能有一幅当时的地图，对照出城市容貌的变换。

更重要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在我看来，几乎是影响了 40 多年来我们所有人当下生活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们承受的是同一个“命”——然而，又像奥威尔的那句“历史在此时就像是一张白纸，被不断地擦干净写上新的内容”，这故事发生的时空历史，在后来集体记忆、意识形态的层层叠加、编织下，变得面目模糊，只剩下六个点的省略号，省去了“麻烦”，也省去了“真相”。在这种“省去”里，陆冰锋们进退失据，无论选择牢记或遗忘，通向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局。

大巧不工，重剑无锋。朋友说，在沉重的过去和轻佻的未来之间，所谓的结构、技巧，都不重要。今天，能读到这本书，是我们的福气。

受命（节选）

撰文：止庵

冰锋下了车，叶生很快也到了。她推着自行车，走在他的身旁。前面十字路口，每个街角都有一两个烤羊肉串的长炉子，小贩们穿着油污的白大褂，快速地翻动着炉子上架着的一串串插满羊肉片的铁钎子，不停往上撒佐料。肉滋滋冒着油，滴落在炭火上，烟雾缭绕，膻味扑鼻。他们用显然是模仿的口音吆喝着：尧尔达西，请尝尝！叶生丢下车跑了过去。冰锋喊，我不要！她已经掏钱买了。冰锋说，你看那铁钎子都锈了，别是用自行车车条磨的吧？

叶生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举着好几根烤得乌黑，撒满细盐、辣椒面和花椒粉的羊肉串，边吃边说，刚才我想，我还可以演孙子练兵时，因为不够严肃而被杀的吴王两个宠姬里的一个，或许同时演她们俩，正好我挺缺心眼儿的，也喜欢笑，只可惜长得不太漂亮。在伍子胥的故事里，女人很少有善终的，其中死得最无谓的，就是这两个美人了。《史记》里孙子的传记用了十分之九的篇幅写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挺无聊的。你不是说伍子胥的故事被后人一再增添修改吗，这里是否也改写一下：她们应该可以活下来。女人的肉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终能够征服一切。当然这对你的诗剧来说未免跑题了。孙子让人用鈇锧把她们斩了，我查辞典，鈇锧就是铡刀，是腰斩的刑具。她们的下场，都是一刀两断啊。

伍子胥复仇，鞭尸楚平王

冰锋说，还有吴国和楚国连年战争中死的那些兵，还有老百姓呢？这两位宠姬确实死得很惨，但好歹吴王还替她们难过，那些人的死活又有谁管呢？在冰锋的笔记本上，关于吴王二姬写道：“被扼杀的生命是最美的诗”

那么他是要叶生在自己的故事里，也成为类似她说的诸多女子中的一个么？她帮助他，并誓死保守他的秘密……他也觉得，这种想法或许有些牵强，但还是打算告诉她全部真相。他要把她领到那间地下室。要拉着她的手一步步走下台阶，推开那扇门，走进应该已经是昏朦一片的房间，在父亲惨死的那个地方，按照自己当初知道这件事情的顺序，一一讲给她听。还要指给她看，墙上曾经存在的父亲用指甲留下的痕迹，把着她的手去摸那似有似无的凹痕……

他们已经来到了那里，但那里已经不复存在——所有的几栋楼，都被拆光了，成了一个巨大的、几乎连成一圈的基坑。甚至搞不清地下室原本所在的位置。只剩下起先院子当中那几棵银杏树，满树的叶子都黄了，像一面面小扇子，每一面都有金子的质地，精致而坚实。在基坑围绕着的瓦砾堆上，就像是舞台布景。树根附近落了不少果实，表面有层白霜，用糖腌过似的。这些树都不够老，大概很快也会被砍伐掉吧。

冰锋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什么都在变化之中，什么都将不复存在。现在关于父亲只剩下自己的点滴记忆了，那些记忆因为丧失了它在现实中的媒介而变得不大可靠，连自己都会有所怀疑。正因为如此，地下室被拆除了，对他来说是一种心如刀割的痛，甚至比母亲的死，还有贺叔叔的死，更令他有强烈的丧失感，一种虚无的、真空般的丧失感。进而因此隐约有所预感，就连祝部长很快也将不复存在。最后只剩下他了，守着自己那千疮百孔、四处流失的记忆和信念。现在他什么也不想对叶生说了。

叶生始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再问，这是哪儿啊？是你住过的地方吗？冰锋只觉得眼泪要流下来了，为了掩饰，他胡乱地指指那孤零零的几棵树，偷偷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叶生发觉冰锋情绪变坏了，赶紧说这说那，想法儿哄他开心。她提到过些时候就可以看见哈雷彗星了，而下一次看，要到二零六一年呢。但他根本没听进去，只勉强地应了一声。两个人回到街上，冰锋就匆匆跟她分手了。

冰锋正坐在书桌前读新近从内部书店买到的《1984》，院里传来一阵脚步声，他走到门前，隔着玻璃窗看见叶生来了。她戴了顶黑色的毛线帽，围着条酒红色的毛线围脖，穿着那件黑色的牦牛绒大衣，下面露出石磨蓝的牛仔裤和一双侧面带拉链的黑色中跟短筒棉皮靴，人显得很挺拔。右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双肩包。外面并没有刮风，她一进屋赶紧把门关上，还是带进来一股寒气。

叶生随手把双肩包扔在椅子上，冰锋似乎听见包里钥匙轻微的碰撞声。她的身上也带着浓浓的凉意。拿起那本《1984》翻了一下，说，啊，这本书也翻译过来了，我读过英文原版的，正好是在一九八四年读的。如果开列人生必读书的话，我会首先列上这一本。对了，告诉你一件事，有同事到天文馆去看过哈雷彗星了，说是像一团棉花，只有彗核和彗发，看不到彗尾。还有啊，咱们好久没去看电影了，下个月演日本片《幸福的黄手绢》，不能错过。今年的地坛庙会，也要一起去逛。冰锋说，还早呢，着什么急。

电影《幸福的黄手绢》剧照

叶生说，我出去一趟，有人从美国给我带东西来了，去取一下，就不拿包了。 冰锋说，你大概去多长时间啊？ 我 可能要上街买点菜。 叶生说，就在中医研究院，我跟他聊一会儿，问问美国的情况，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吧。 她出了屋门，绕过铁丝上挂着的冻得支支棱棱像铁板的床单和衣服，消失在门洞了。

算准过了五分钟，冰锋拉开那个双肩包口上的拉链，仔细翻检起来，尽量不把里面的东西搞乱。有一本香港版的《书剑恩仇录》上册，封面是黄冑画的一位新疆女子，一个蓝色的眼镜盒，一个黑色的真皮钱包，一个红色的小化妆包，再就是那串钥匙。他取下其中最大的一把，捏在手上，急急忙忙离开了家。与叶生一起去她家的时候，曾瞄见她用这把钥匙开的门。出了院门左右张望一下，她早就没影了。

冰锋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胡同西口，那里有家修锁配钥匙兼修鞋的小店，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正在埋头干活。冰锋递上那把钥匙，镇静地说，配一把。锁匠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说，搁那儿吧，晚上头下班来取。冰锋说，可不可以加急啊？我马上要。锁匠这才抬起头来，一张口，有股浓重的口臭：那价钱可得加倍啊。冰锋说，行。

锁匠看了看钥匙，叹口气说，还有槽儿呀，有点麻烦。冰锋不知如何回应，只好默默地忍受着他的口臭。他没再说下去，取下挂在墙上的一大串钥匙模子，一把一把地挑起来，很仔细，也很慢，其间冰锋偷偷看了两回手表。锁匠挑中一把，取下来，与钥匙比了一下，长短、宽窄和厚薄都正合适。把它夹在面前一个小虎头钳上，瞅一眼钥匙，用锉刀锉一下，几把锉刀从大到小依次使用之后，又把它和原来的钥匙放在一起，已然很接近了。再把它们对齐了固定好，用最小一号锉刀细细地锉正在制作的那把。冰锋尽管着急，但眼见进展显著，心里也就踏实了。锁匠终于停下手来，又把它们放在一起比了比，呼出一口气，似乎那恶臭是他精巧手艺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动力。然后两只手各拿一把，递给了冰锋，笑着说，你还挺着急啊。没问题，我配的钥匙，从来没人找回来过。

冰锋交了钱，正要离开，锁匠说，如果不放心，在钥匙上抹点铅笔芯末儿，再往锁眼里捅，但其实用不着。冰锋答应着，没有回头，出了门。站在街上，将两把钥匙合在一起，除了原来那把上面刻有厂家名字，简直不失毫厘。他快步走回家去。冬天的阳光晒在脸上，柔和，轻松，甚至有些软弱。路边的槐树叶子都落光了，枝条纹丝不动。偶尔有轻风吹过，阳光并不能消除冷感，只是减弱了这种感觉。这时觉得吸入的空气特别新鲜，比一年里其他季节都新鲜。但一旦走进墙边的阴影，立刻就感到寒冷了。

回到家，冰锋将钥匙加回钥匙串，将钥匙串放回双肩包，又调整了一下里面东西的位置，还将包重新摆了摆。然后拿起那本《1984》接着读，却读不下去了。大概过了半小时，听见叶生的脚步声。她推门进来，又带进来一股寒气。手里提着两个大纸盒子，一个褐色的，短高；一个黑色的，长扁，有通常鞋盒四个那么大。冰锋站起身来，问，什么东西啊？叶生说，是一个包，一双靴子。冰锋说，靴子还用到美国去买？叶生抬起腿，让他看脚上的靴子，说，可不是在百货大楼买的四五十块这种啊。

她脱下大衣，里面穿了件杏色的堆堆领毛衣。把褐色的盒子放在小圆桌上，盒盖上印着一行黑字 “LOUIS VUITTON” ，打开，里面有一层薄纸，再里面是一个米黄色的布袋，上边印着同样的外文字。从布袋里取出一个水桶包，大红的皮面上布满金色的水波花纹。她把包挎在肩上，在大衣柜的镜子前来回扭了扭身子，问，好看吗？大川他们送给我的毕业礼物。二川说这是 LV 最新款的 EPI 皮具系列。不过是不是太张扬了？好啦，结束。她按原包装把包收好，没有再打开那个装靴子的盒子，只是说，什么时候咱们去骑马吧，稻香湖公园和圆明园去年都开了跑马场。冰锋说，这得多好的交情啊，从美国给你带这么大的东西过来。叶生说，都是二川，特地嘱咐原包装一定要保存齐全，好在分量不重。

她从大衣兜里掏出一盒录音带，递给冰锋，说，这个可能更珍贵，是托二川录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咱们听吧。他那么有名，我还从来没听过呢。冰锋把卡带放进书桌上的松下录音机里，按下 PLAY 键。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旋律，接着杰克逊开始唱了，两个人诧异地对视了一下，叶生说，怎么像是猫叫啊。继续听下去，她盯着录音机上闪亮的指示灯，忽然喃喃地说，啊，美国。

听完一曲，叶生按了 STOP 键，说，先别忙着做饭，我跟你说点事。她拉着冰锋在床边坐下，稍显严肃地说，我现在又有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二川也在帮我办自留。我还在犹豫，公派就还有个回来的问题，但凭我的托福成绩，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奖学金都有资格申请。再说大川他们也说了，不缺这个钱，不会让你去端盘子。其实我知道留学生没有不打工的，我也想锻炼一下自己。冰锋不禁浮想联翩：与自己同一代的几个人，Apple，杨明，大川，尚芳，芸芸，铁锋，还有小妹，都在各自的现实人生里向前迈了或大或小的一步，现在叶生也跃跃欲试了，只有自己还停留在原来的阴影里，说到底还是人各有志吧。他苦笑了一下。

叶生接着说，其实我还没想好将来干什么，我只是想知道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尤其因为写毕业论文，读了不少黑色幽默的作品，有的还没翻译过来，那里描写的美国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更想亲眼看一下。也许看一下还不够，需要真正生活一段时间，体验一下，所以我很想去留学。当然，没准还能亲眼见到约瑟夫·海勒或小库特·冯尼格本人呢，可以请他们给我签名。海勒想请他签《二十二条军规》，冯尼格想请他签《五号屠场》，当然要找英文初版本了，我听二川说，纽约公共图书馆或者什么书店，经常举办作家的朗读会。冰锋听了，完全插不上话。美国是他的世界之外的一个地方，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叶生拉住冰锋的手，她的手有些骨感，但热乎乎的。她说，我考虑的是你，是怎么和你一起去。冰锋想，怎么她也变得跟芸芸一样了呢？只不过态度和蔼些，温柔些，不那么咄咄逼人，像是下最后通牒罢了。叶生的语气转而沉重起来：我总担心我爸爸二次心梗，那就完了。说实话，他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冰锋还是第一次听她这么说。叶生接着说，等爸爸不在了，我是想去美国的，那时你可以跟我一起走，咱们俩共同创造新的生活。冰锋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她谈论父亲病情的话里，仿佛自己整个人都被吸进去了，四周一片黑暗，寂然无声；她后边的话没听进去，也就没有回应。

叶生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等，我可以让大川或尚芳回来替我，现在咱们就一起走。其实也不耽误他们公司的生意，反正好些事要在北京办，办事处也得有人盯着。二川在美国关系多，出国手续他给你办，担保什么的都没问题。冰锋的注意力已经回到她身上了。看得出来，叶生讲这番话，肯定下了很大决心，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又尽量说得轻松，简单，好像还是去一趟天津那种地方，当天就能往返。

冰锋说，我一时还去不了，还有件事情要办。叶生说，什么事，能告诉我吗？冰锋这句话，自己听了都吃了一惊，突然有种图穷匕首见的感觉，仿佛有一束强光从头顶上投下来，单单把他们俩照亮，周围都笼罩在黑暗中。他笑了笑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叶生哦了一声，没再追问。

隔了一会儿，叶生重又一脸认真地说，那么出不出国呢？冰锋说，我知道你对我的好，很感谢你。叶生似乎认为他已经同意了，微笑起来。冰锋明白，她实际上是被自己强行留在了这个时代。他说，不是要去海南岛看哈雷彗星吗？叶生说，是啊，但现在我爸爸这情形，我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另外好像说法又变了，改成四月下旬到五月底在南方低纬度地区适于观看了。其实咱们去美国，也能看得见吧。冰锋没有说话。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叶生用手轻轻摆弄着那个双肩包，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冰锋说，你想不想跟我结婚呢？不等他回答，又说，我今晚住下不走了吧。她做出撒娇的样子，还带一点潇洒；他却觉得，她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她甚至根本就没有失态过，对此他也有些难堪，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她的包恰巧失手掉在了地上，动静还不小——大概只是被自己弄得有些手足无措而已。她边起身弯腰去捡，边故作轻松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叶生说这话时，正好背对着冰锋，他也看不到她的脸。她的毛衣后襟下缘没有拉好，被牛仔裤紧紧包裹着的屁股对着他，裤子大腿根处有几道横褶。冰锋发现这段时间叶生忽然长大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凸出了，也结实了。她变得茁壮了，就像一只雌性动物。他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读到的话：对女人来说不是成长，而是诞生。一个生命在另一个生命里站立起来。

叶生戴上毛线帽，毛衣领口露出细长的脖子，胸脯看着又宽又厚。她把围脖搭在脖子上，用低得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我对你真的没有一点吸引力么？她的话，她的神情，都很天真，也很诚恳，但能明显看出内心的焦渴，就像她是赤身裸体站在他的面前。她从来没有这样过。冰锋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绝望。

叶生没来得及围好围脖，也没系上大衣扣子，突然凑上来亲吻了他一下，那动作不像一个人，倒像一只猫——他首先感到她的领口处冒出一股热气，仿佛是生命的气息；接着她的两个高高的乳房顶在他身上。接吻，这在他们的关系中还是第一次——叶生显然有备而来，除了凑近冰锋的动作有些跌跌撞撞外，短暂的时间里，这个吻实在太充分，也太完满了：她的嘴本来就大，把他的嘴整个给包住了；吻得又是那么用力，简直像是要把他嘴里包括舌头在内的所有东西都给吸走。叶生的这个吻，似乎酝酿了很久，期待了很久，它的意义也将延续很久；冰锋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被搞得很狼狈，也就没有相应的反应。

看到冰锋的反应——先是愕然，继而是无所反应，叶生相当尴尬，脸一下红了，即使在黯淡的灯光下，也能清晰看到。她匆匆地说，对不起。眼睛里充盈着泪水，只是没有流下来。她抓起两个纸盒，仍然没系上大衣扣子，拉开门出去了。冰锋又愣了一会儿，然后追到院子里，除了自家门与窗户投出的光线，其他地方都在黑暗之中，已经看不见她的踪影了。院门口传来几下搬动自行车的声响，接下来一片沉寂。

冰锋感到一种压迫，又觉得莫名其妙，而这已足以化解所有的压迫、障碍、惶惑和难堪了。回味起来，叶生那一吻给他的感觉，是自己仿佛站在一个松垮的沙丘边上，脚下的根基正在坍塌。他只记得她嘴唇的丰盈，柔软，湿润，味道清新——是那种青苹果的芳香，不是面的，而是脆的苹果，而且丝毫没有苹果完全熟透了的微微的酒味。这是以前跟芸芸接吻时感受不到的。而在那一吻的后面，叶生身上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蓄势待发，这竟引起他些微躁动。在迄今为止与叶生的交往中，冰锋一直回避着“性”的问题，彼此只是握握手，轻轻拥抱一下，她对此似乎已经很享受了。在冰锋看来，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就没有辜负她，没有损害她，他们也就可以各自全身而退。现在叶生突然将它横亘在他们之间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觉得饿了，打算做点吃的。打开冰箱，拿出一个鸡蛋，放在桌上。转身去拿挂面，鸡蛋自己在桌上转了个圈儿，到了桌边有瞬间的迟疑，接着就一下子掉到地上摔得粉碎，连蛋黄都散了。整个有如自杀的过程冰锋看在眼里，却来不及出手挽救，脑子里只冒出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对此他不是惋惜，而是同情。但随即就厌烦起自己身上莫名其妙沾染的这种文人积习了。他一边收拾地上那个碎鸡蛋，一边提醒自己，重要的是做而不是想，尤其不是什么也不做。

******

Apple 说，那我陪你走一段，正好说个事。你知道吗？叶生为了你，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这是多大的牺牲啊，如今谁不梦想出国呢，何况这孩子还是公派的。冰锋想，或许还不如自己与叶生没有重新相遇呢，那么就不至于耽误她了，她也就可以有自己美好幸福的未来。但他却说，她是为了她父亲，走不开吧。Apple 说，呸！你真有脸说这种话。

冰锋接着想，其实叶生出国，倒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她也就离开了这是非之地。她这么纯洁善良的人，原本不应该卷到这种事情里的。Apple 说，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对她好，千万别欺骗她，她可是那种痴情女子啊。本来刚才就想说的，但我怕她不好意思，你们毕竟到现在也没有把关系挑明。冰锋无言以对。

Apple 换了种语调，仿佛不只说给冰锋，而且面对更多听众：世上有一种女人，她所渴望的是爱情，或者说她所爱上的是爱情本身，而未必是真的爱上了哪个人。她渴望在爱情之中改变自己，满足自己，而不是在与什么人的关系之中。这样的女人对平庸的人生肯定不屑一顾；但一旦有个人处在她爱的对象的位置，有可能给她带来的伤害也最大。然而假如无人理会，爱情兴许在她心中熄灭，她也从此消沉下去，幸运的话，还可以做个寻常人；否则就自暴自弃了。冰锋听她说这些，就像是在背诵一本他没有读过的书上的话，需要慢慢琢磨才能理解。

他们走在东交民巷，沿着同仁医院南楼的墙根拐进崇文门内大街。楼上楼下都熄着灯。路过医院大门，里面的中楼也是带半地下室的二层欧式建筑，左右对称的多边形角楼各有一个高高的尖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身边缓缓驶过一辆电车，一个老年乘客，隔着车窗漠然地看着他们。Apple 说，你别以为她一味的随和，没有主意，她只是尽力抑制自己的大小姐脾气，未必真的是个滥好人。她其实自信得很，而且一门心思，认准的事情轻易不会放弃。记得跟你说过，上大一时她妈妈病了，后来去世了。学校以为她功课准得拉下，结果门门都考了全系第一，让大家刮目相看。其实她平时成绩就很好，但她不张扬，样子懒懒散散的，别人就以为她不用功，而且她是高干出身，长得又挺招人的，就当她是花瓶了。她这种相貌、这种出身的人，根本用不着努力；努力了，别人也看不见。

《受命》手绘地图

见冰锋不说话，Apple 接着说，刚才你提到她爸爸，他们的感情比她跟她妈差得远了。只是因为她妈死了，才对爸爸多了些依恋；她又是个孝女，当初怎么伺候妈妈，现在也怎么伺候爸爸。妈妈爸爸都不在了，她会觉得特别孤苦伶仃，等熬过去了之后，又会变得非常坚强。说实话她不是不能离开，她哥哥嫂子在深圳，随时可以回来一个。他们全家都宠着她，她要是非去美国不可，谁敢说个不字？

他们走过东单公园。公园已经关门了，隔着铁栅栏，看见里面的假山，山上的树，都被月光照亮了。一阵风刮过，片片落叶越过栅栏，纷纷飘到便道上。Apple 继续说，我说过这孩子太不现实，你猜她怎么回答，她说自己不需要现实。我还是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大本事，能让她这么为你牺牲。扶助和仰慕本来多少有所冲突，爱情却将二者奇怪地变成了一回事。你穷，你没有多大出息，你什么作品都没写出来，还有你不会骑车，在她那儿也许都成了优点，或者是她需要为你付出的，补足的。爱情这玩意儿，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的看法是，性爱是真的，爱情是假的，未必蒙得了别人，但肯定会把自己给蒙了。冰锋想，自己过去大概误读了 Apple 的诗了。

过了东单路口，Apple 站住了脚，说，我去坐 108 路电车，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我再说一句你听着可能认为庸俗的话，他们这种人家，谈婚论嫁讲究的是门当户对，她大哥二哥找的人家都是部长级的，祝大川的岳父比他爸爸的级别还高呢。尽管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冰锋听着，觉得岂止如其所说庸俗而已，街道上的老娘儿们恐怕也难说出这种话。何况叶生家有谁认为她要谈婚论嫁了呢。Apple 可是个诗人啊，而且是很了不起的诗人。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截然对立的两面呢，而且庸俗的一面几乎要压倒高雅的一面了。

城市的冬夜非常安静，那些房屋，树，道路，偶尔驶过的车辆，都像是打着盹，或者是梦游者。只听见 Apple 格登格登的脚步声，路灯照亮了她穿的皮裤和皮靴，步伐像个机器人。她往北走远了。想到今后大概再也不能见面了，冰锋隐约有些惋惜，虽然他也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并无地位，肯定将在她首批遗忘的故国人士之列。但是 Apple 毕竟是他认识的最有才华的人，尽管他对写作已经不感兴趣了。

北京东单公园

冰锋沿着建国门内大街向东走去，24 路汽车站就在前面，孤零零一个站牌子。他又想起刚才读的《风云人物采访记》，卡里略那些话说得多么有力，但又是多么无奈。能够理解他的只有法拉奇了吧——当然她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置身事外——但这种理解显然无济于事。卡里略需要的是一个事实。想到佛朗哥在他讲这番话之后不久就寿终正寝了，冰锋觉得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只剩下绝望了。

他上了车，售票员之外，只有两位乘客。车开动了。他又想，不对，卡里略与佛朗哥个人之间并无冤仇，完全是一种有关正义和公正的观念使然，说得大一点，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事情，佛朗哥被视为敌对阶级的代表，卡里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伍子胥则与此无关，他只是报仇雪恨而已。冰锋突然感到，在他一向苦苦思索的一切之上，有什么要更广大，也更深刻；相比之下，他和伍子胥的追求似乎稍嫌低了，小了。

但他随即想到，卡里略那种出于观念的复仇要求，很容易得到化解——只需要观念更新就行了；而伍子胥和自己才真是没有退路的人。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体会到自己与伍子胥属于同一命运，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渴求一种伍子胥式的复仇。无论如何，卡里略的意思里至少有一部分与这种复仇是重合的，仅仅这一部分已经深深打动了他，那里说的正是他想说的话。书中那段文字给予冰锋的刺激，或许比来自伍子胥的故事的更大，因为实际上道出了伍子胥最终的遗憾所在。楚平王死了，他的掘坟、鞭尸之举，无疑都是这种遗憾的反映。一切都昭然若揭：历史为自己得以存在，既选择了陆冰锋，又选择了祝部长；就像许多年以前，既选择了伍子胥，又选择了楚平王一样。

下了车，街上空无一人。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高悬中天，周围黑沉沉的，黑到不透气的程度，看不见一颗星星，也没有一丝云彩。仰头望去，有种置身井底的感觉。他想起来，今天是下元节，一个已经废弃的祭祀祖先的日子。

叶生早就和冰锋约好，跨年之际，找个地方去迎接新的一年。听说大钟寺元旦零点敲钟，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还要敲，但去的人一定很多，而且是在庙里，没有多大意思，不如另外挑选一个有大钟的地方。冰锋说，那么只能去电报大楼，或者北京站了。叶生说，去电报大楼吧，也让我拿一回主意。

冰锋乘 24 路汽车到了东单，还没下来，就看见叶生推着自行车，站在一盏路灯底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穿了军棉大衣，都显得很臃肿。她身上那件特别新，显然是头一次穿，前摆还有折叠过的痕迹，在橘黄色路灯照耀下，原来的军绿色变得接近于黄色，前襟两排棕色塑料大圆扣，每排五个，一排是装饰，另一排系得严严实实。后面束腰带上也装饰着两个同样的扣子。头上戴着一顶很大的水獭皮帽子，相当有型，跟她的身材和面部轮廓很相称；毛皮是深褐色的，泛着一种高贵的光泽，看去松软、轻柔，恰与她穿的军棉大衣粗糙的棕色栽绒领子形成鲜明对比。叶生见冰锋盯着她的帽子看，说，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冰锋想，她的一家一直过着那种幸福、舒适、有秩序的生活，这一秩序甚至不因某个成员的离去而受到破坏。心中不禁生出些微反感，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笑着说，你这打扮，像个白俄军官。叶生说，嗯，我是个女匪徒。

已经过了十一点，没有公交车了。叶生跨上自行车，冰锋侧身坐在后座上。她还是老样子，屁股悬空，直着身子，站在脚蹬子上骑了起来。等她坐到座位上，他才伸出双手轻轻搂住她的腰，虽然隔着厚厚的棉大衣，也感觉不到那里是腰。她的棉大衣下面露出两条被牛仔裤紧紧裹着的强健的小腿，脚上还是那双马丁靴，靴口有一截黑色的毛线袜子。坐下来骑车时，双腿蹬车的动作有些机械，像是连杆快速地牵动轴承旋转一样。叶生一路顶风向西骑去，不时就要采用那个站着的姿势蹬车。她的身体形容起来应该是“娇小”的某个反义词，反正把迎面刮来的风都给遮挡住了。每到一处路口，赶上红灯就踏踏实实等着，绿灯则下来推车走过去，虽然街上既没有警察，也很少见到行人和汽车。

到了电报大楼，还有几个人也站在人行道上守候，一起仰望着顶层钟楼上那座四面都有白色钟盘的大钟。可惜过了十点钟就不响了，但当短针和长针在十二点处重叠的那一刻，冰锋仿佛听见自己心里响了一声。他的手和叶生的手拉在了一起，身边有人欢呼起来。其他人随即离开，只剩下他们俩。叶生还在望着大钟，忽然说， “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

诗人艾略特

冰锋问，你说什么呢？叶生说，这是艾略特的两句诗：“去年的话用的是去年的言语，来年的话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是我随口译的，翻译家会有更好的译法吧。冰锋说，写得真好。除了那次问起诗剧的事情，叶生这阵子不大跟他谈论文学了。冰锋想，大概文学之于她，好比小时候得的一场热病，过去也就过去了。现在忽然听她背诵起诗来，好像又成了那个文艺女青年。

叶生说，前几天我想快到新年了，忽然记起这两句诗，感觉其中有个意思，很怪。冰锋说，是什么呢？叶生说，这里的 last year 和 next year 都基于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按照一般的逻辑，在 last year 和 next year 之间应当还有一个 this year，就是今年。只是因为这里的 this year 等于零，所以 last year 过后直接是 next year 。你看，只有我们两个是活在今年的人。冰锋略感意外地说，哦，今年等于零。

叶生开始讲去年和前年自己怎么过的新年，冰锋却还在想她刚才念的诗，以及她和自己的对话，心里忽然沉重起来，感慨地说，只怕我们还没有找到来年另外的表达形式，就已经忘掉了去年的言语。叶生没有搭茬儿。冰锋又说，在我们的一生里，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叶生沉思了一下说，也许人类历史也有这样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间点，我们置身其中，还以为是一个时代。

这回轮到冰锋沉默了。但叶生像是并未察觉，又说，我希望以往的一切随着去年的过去而结束，未来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而开始。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听起来是一句最俗气的话了，但这时候还是想说一遍。你知道吗？明年连粮票、米票和油票的计量单位都要改了，原来的斤和两，改成千克和克了，真有意思。冰锋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上班又特别忙，有点犯困，想提议不如各自回家，又不愿扫她的兴。

叶生说，报上说日本芙蓉财团要投资建造一座四百米高的北京塔，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变成现实。我见过东京塔夜景的照片，很漂亮，是不是也要建成那个样子呢？冰锋想，这未免太遥远了，自己简直无法企及。叶生说，你大概会笑我幼稚吧。我对类似这样的事情，确实总是诚心诚意地期待着，甚至有种小小的激动。我经历过的事情很少——除了我妈妈去世，但这件事对我来说，还只限于一个巨大的打击，一种没法忍受的悲伤。生与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界限，或许还得过些年，等我活得久一点，才能真正弄明白。我小时候简直无忧无虑，家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无论小学、中学，都没留下深刻的记忆。再加上我又比你们小几岁，错过了很多事情，你上大学时的一些事，我都没赶上。冰锋说，这些我也都没有参与啊。

东京塔夜景

叶生说，是吗，为什么呢？等到我上了大学，这些都过去了。你们那时候读萨特，读尼采，读弗洛伊德；我们呢，读琼瑶，读三毛，读金庸。说到这里，她自嘲地说，其实我读金庸，还挺上瘾的。我也向往三毛的生活，对我来说，好比是一间幽闭的房子开了一扇窗户，窗外有大海，有蓝天，有沙漠，有橄榄树，当然，还有她的荷西。冰锋偷偷打了个哈欠，叶生没有看见。她提到的这几个人，他只读过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并不怎么投缘。

叶生稍显激动地说，我讲这些，在你眼里可能更幼稚浅薄了。但我对这世界，对我们的生活，对未来，总还是愿意抱着一种善意的态度。善意是我活下去，并且争取好好活下去的动力。比起恶意地看世界，善意地看世界其实要困难得多。因为善意像是棵小树苗，根扎得很浅，一阵风吹来没准就动摇了，而这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与我们有关的，无关的，往往构成对我们心中的善意或大或小的打击。相比之下，恶意简直是一棵大树，它根植于整个历史，整个现实，又高又壮，实在太结实了。但我在乐观与悲观之间，还是愿意选择前者。我们班上有个同学非常悲观，说过一句话：假如我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我根本不会出生；假如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人，我早就死了。我对他说，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想做世上第一个乐观的人，最后一个善良的人。虽然我也知道，只有睁开眼睛，善良才不会变成迟钝，甚至愚蠢。她停了一下又说，恨与爱也是这样。我承认，作为一种情感，恨看起来比爱深刻得多，丰富得多，当然更强大得多。但我还是认为，这世界所需要的是爱而不是恨，最终爱可以化解一切。记得我和你谈到过《呼啸山庄》，如果让我挑选的话，我既不想当那里的希刺克厉夫，也不想当凯瑟琳。我想当小凯瑟琳和哈里顿·恩萧，他们多少修补了被希刺克厉夫破坏了的那个世界。

电影《呼啸山庄》

他们走到马路对过，一幢楼顶有些错落的二层楼房，高大的上层墙面正中竖着手写体的“首都电影院”，“院”字被横悬的宽银幕立体声电影《超人》的广告牌遮住了一半。大门里黑洞洞的，最后一场电影早已散场。叶生说，咱们走走吧。冰锋又想说回家吧，但还是没说出口。路过西长安街邮电局，也黑着灯，玻璃窗上反射着路灯的光。来到北新华街口上，叶生往南指了一下说，音乐厅已经盖好了，挺漂亮的，星期天我来看了一下。一月四号首演式，曲目是《黄河大合唱》和《欢乐颂》。可以搞到票，但我想你不会愿意凑这热闹，还是过些天再来吧。记得上次来这里还是个大坑呢，这期间咱们分开，又重新在一起，它居然已经盖好了。要不要过去看一眼？冰锋说，不了，找时间去听一场好了。叶生说，那得等有更好的曲目，更好的乐团，更好的指挥。交响乐当然可以听，但我想听的是室内乐，像钢琴三重奏或弦乐四重奏什么的。冰锋对此是外行，只能随声附和。

叶生接着说，其实咱们在一起，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三四月份一起去海南岛看哈雷彗星吧，兴许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冰锋问，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说那时北京能看到哈雷彗星么？叶生说，说法又变了，北京那时就看不见了，要去海南岛，那里还能看到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在北京，那个尾巴始终看不明显。我知道了这消息，对北京就有点失望了。隔了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要看最完整的哈雷彗星，因为这辈子只能看一次——下一次是七十六年之后，咱们都不在了，就是在，眼睛大概也看不见了。我也想要最好的人生，因为只能活一辈子。

两个人继续沿着西长安街向东走去。叶生一路推着车，车链子偶尔发出轻微的声响。他们走过新华门对面那道西洋式花墙，路灯照耀下，墙上朴拙而又不失华丽的花形雕塑看得清清楚楚。墙上方那排窄长的缝隙里，露出了晴朗的夜空。这条路他们不止一次走过，现在谁都不出声了，似乎要一起好好欣赏那长长的花墙，宽阔的人行道，路边一棵又一棵国槐。走着走着，都站住了脚，仰望伸向夜空的光秃的树冠，淡淡泛着白光的每一枝都那么舒展，那么漂亮。背后一盏路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前面一棵树的树干上。而另一边，是安安静静的大街，偶尔有车辆悄悄驶过。冰锋忽然精神起来，想起他们在电报大楼下面说的话，觉得身处此情此景之中，却有如一个梦境，而且昙花一现，应该特别加以珍惜——譬如拉住叶生的手，拥抱她，亲吻她，要她记住这个地方，这个夜晚；但又明确有种预感，一切行将不复存在，不免暗自悲哀起来。

（上文摘自《受命》）

▼一个重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