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6.97亿夫妻携手入狱，妻子却说：“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些数字”

　有期徒刑15年
“你肯定觉得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其实不是。那种状态早在案件审理之初就已经过去了，到了监狱以后，都基本上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一切了。所以你在狱中看到我们一个个每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那并不说明我们就不痛苦，却相反，我们非常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清楚的。”
她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考进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考上了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去了美国。在美国，她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把母亲接到了美国。这在她所生长的小城里，几乎尽人皆知。她被当成许多孩子效仿的榜样。然而，由于家庭的矛盾导致最后的婚变，使得她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之后，不得不留下年仅一岁的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国内。回国之后，她觉得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悄悄把母亲送回老家之后，她又回到了北京。北京毕竟是她读书就学的地方，她的母校没有抛弃她，但是她不愿意再回母校。她在北京的大街上流浪了一整天，找了一间平房租住下来，开始了她真正的漂泊。就在她觉得自己山穷水尽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公司的老板。这个老板比她大8岁，一直未婚。相识三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丈夫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负责办公室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同时兼任公司里的会计。一年之后，她和丈夫同时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案件审理了整整4年。最后因犯诈骗罪，丈夫被判处无期徒刑，她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如今，她在监狱已经度过了整整6年。虽然她的改造表现不错并因此获得了减刑，但是，她仍然有8年铁窗生涯，要她慢慢度过。

采访中，她滔滔不绝
曾莉是南方人。身高也就1米5多一点，身材属于胖乎乎的一类。她的皮肤非常白，且白中透着粉红。眼睛不大，但是睫毛很长。因为她胖乎乎的娃娃脸，总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尚未长成的小女孩。表面上，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这样一个类似未成年的小女人会在性别上占有什么优势。像其他女犯一样，她的头发很短。头发虽然短，但给人的感觉却非常女人。说她非常女人，并不全是因为她娇小的身材，更重要的是她讲话的声音和她的行为举止，那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她讲话的声音，真的让人觉得很柔软。说这样一个女人，诈骗6亿元人民币，没有人敢相信。我是在见到曾莉之前就了解了她的基本案情。管教民警告诉我说，她是研究生。在女子监狱，大学毕业的女生有几个，但是研究生毕业的却很少。而曾莉，不仅是研究生，她还去过美国，在美国生活了整整两年。她的儿子至今仍在美国！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我不禁在心里生出许多的好奇。当曾莉走近我的时候，我发现她比任何一名我曾经采访过的罪犯都要规矩：说话必喊“报告”，回答问题总要先看管教，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整整一上午的时间，她始终双手放在双膝上，很少动弹。我试着以开玩笑的方式提示她，稍微放松一点，坐在旁边的管教也表示同意，但曾莉却说：“没关系，我习惯了。”就那么坚持着，如同她讲话的声音，她始终让人感觉不到她的情绪。即使是提到孩子的时候，她也是一个腔调。我突然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她不麻木，但是她能做到不表现，而那又非同一般人的“老于事故”。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她心里想些什么，更没有人能预料到她能做些什么。当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无法看清楚她的颜面，她的脸上洋溢着热情，而你又分明感觉到她的冷漠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感受？我试着了解她的心理感受，试着了解她在经历了那一系列的人生体验之后，她对人生的看法和势态。用监狱管教的话说，曾莉非常配合了我的采访。我无法说她不配合。在整个采访中，她几乎有问必答，不回避任何问题，但是，她滔滔不绝的大量的语言中，想筛出我想要的实质性的细节并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监狱管教曾对我说，在罪犯中间，那些杀人放火的暴力犯，其实最简单，最容易采访，可是那些经济犯，尤其是诈骗犯，要想让他们说出点真话，的确不容易，您得费点劲。在我采访完曾莉之后，我对这位管教的话有了点相同的感受。从犯罪类型上来说，曾莉是我采访过的惟一的诈骗犯，她能就任何一个小的问题跟你聊上半个小时，而你对她所讲的一切几乎不知所云。于是我打断她的话，不住地打断她，有时候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够礼貌。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她直逼主题，回答问题的实质。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完全尽力了，到最后我甚至觉得她的回答已经有点坦率了。这就是曾莉。她让我明白了，她那么一个小女人怎么就那么大的能量，敢于面对6个亿的资金，面不改色心不跳，在被公安部门抓获之后，还能那么理智的对警官说：我没有罪。不管怎么说，曾莉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人。她的性格里的确有其与众不同的东西，为了了解这些东西，我耐着性子，和她谈了将近3个小时。在那次采访她之后，几乎每次监狱有活动邀请记者参加，狱方安排的被采访罪犯中多数都有曾莉。曾莉真的像一个新闻发言人一样，讲话有理有据，滴水不漏，她不会给监狱，不，她不会给任何管理她的部门或者机构找麻烦。所以，我在多次采访时都有幸采访曾莉，直到我向狱方提出：能否安排别的人？后来，在我采访曾莉稿子见报之后，她的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曾莉对你的报道有点想法，但是她没有说。”我知道她会是这样的反映。因为我自认在多次的采访中，我了解了曾莉，了解了她在任何场合下尽力掩饰或者说不想表现的那一面。她是一个很具特色，值得研究的人。文学作品中，她是一个典型人物，现实生活中，她是一个能给许多人提供人生借鉴的人物。只有二十几岁的曾莉，何以做了那么多、那么大惊天动地的事？
拿婚姻做桥梁
拿婚姻做桥梁铺就出国之路，两年后因性格不和婚姻破裂，丢下一岁幼子，她携老母回国。曾莉1984年考入北京某大学，1988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考上了该校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她嫁了一个具有丰富的海外关系的北京人，于当年以探亲为名顺利的去了美国。依曾莉当时的现状她完全可以不走这样的路，但是，她出国心切，同时又有点急功近利，所以她跟许多没有读过书的中国女人一样，选择了一条极具风险，而且在当时令许多青年女子都艳羡的路。在结婚之前，她的丈夫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曾莉一心想出国，在她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正好当时她的一位老师的朋友的儿子在美国，想在国内找一个妻子。经这位老师的介绍，曾莉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那个在美国工作很多年的中国人。在结婚之前，她和丈夫其实没有见过几次面，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他们只能靠鸿雁传书，交流感情。可以说，双方赖以结婚的基础是双方对彼此的硬件的认识。一个想找个中国女人，一个想找个在美国的丈夫。各方面条件比对，双方都比较满意。于是，在曾莉研究生毕业的当年，他们办理了结婚登记。在她把国内的一切安顿好之后，便以探亲为由，顺利的去了美国。到美国的一刹那，曾莉并没有想过要回国。因为当初她对国外的生活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虽然那些希望没有太多的现实依据，甚至带有一定的幻想成份，但是，丈夫及其家人提供给她的良好的物质生存基础，使得她不可能去为自己在美国的生存状况担忧。然而，一切都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在美生活了两年之后，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婚姻解体。曾莉决定回国。应当说当时回国并非是曾莉的本意。她对我最直接的说法是：当时没有办法，只能回来。至于离婚的原因她说是因为夫妻感情出现裂痕。而所谓的裂痕，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她说主要原因“应该是性格上不太合得来。”曾莉说，丈夫家里一向条件好，所以他的个性里有一种很强的依赖性，而且心胸太窄，遇事像个女人，没有大丈夫类的大度。而曾莉的个性是一个相当要强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男人是个大丈夫，是个有力量的人。两个人性格里都有一种不太兼容的东西，互相之间一点也不谦让，彼此要求都比较苛刻。明明知道是骨子里的东西，两个人却都希望对方改变，结果发现谁都没有办法改变，实在无法继续一起生活下去。曾莉说，诱发她最终决定离婚最直接的原因，是丈夫不计情面，跟她的母亲争吵。在生了孩子之后，为了家里有老人照应，曾莉把母亲接到美国。曾莉的母亲原来是教师，退休之后待在家里，本来女儿一个人到了美国老人就有点不放心，正好借生孩子的机会她便同意去美国照顾女儿。从曾莉母亲的角度说，老人对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个老人家，岁数大了本来就不愿意离开故土，而且她还有一个儿子在国内需要照顾。虽然儿子比女儿大几岁，也已经结婚成家，但是做母亲的那分惦念永远无法改变。老人想，既然女儿已经生了孩子，那就先去帮助照料一下，等孩子太了，女儿在美的生活也适应了，她再回来。从心里，老人并没有想过要久留美国。到美国后，母亲和曾莉住一起。丈夫每天上班，回家后一般的家务都是由曾莉的母亲料理。由于两人在结婚前没有太多的时间一起相处，彼此许多个性尤其是生活细节都没有太了解，曾莉和丈夫都同时感到了一种不适应。遗憾的是结婚不久他们就有了孩子。过早的有了孩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烦琐的小事。曾莉的丈夫在家里是老小，他的家人早就到了美国，到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他的家族在美国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家庭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生活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丈夫从小就在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下度过了幼年童年和青年，读完大学后就在自己的家族公司里工作。在曾莉看来，丈夫从小衣食无忧，生活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人生经历也相当简单。他的单纯和幼稚是曾莉无法容忍的。于是夫妻俩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吵架。因为和母亲在一起，他们每次争吵母亲都看在眼里，做母亲的不能不为女儿担忧。丈夫爱喝白酒，而且经常喝过量，本来他的脾气就很暴躁，喝了酒以后就更加不可控制。母亲为女儿的生活担忧。在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母亲把女儿劝回屋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女儿说：“实在过不到一起就别在一起对付了。”没有想到这话被丈夫听到了，他不顾一切去跟母亲理论。母亲向他解释说，并没有要拆散的意思，只是看到他们两个天天争吵，对感情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好。她只是劝自己的女儿把事情想清楚，那是每一位母亲都会有的良苦用心，但是丈夫依然不依不饶，直至失态竟然对母亲破口大骂，大声争吵。连老人的情面都不顾及了，曾莉觉得丈夫的行为无法原谅，于是她决定离婚。对曾莉来说，这次离婚有点迫不得已。当时她在美国，已经生了孩子，她离婚的时候，儿子还不到两岁。她为了照顾孩子，把母亲也接到了美国，她在美国的一切都是仰仗丈夫和他的家人，没有丈夫和他的家人的关照，她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两年，但是两年的时间，她几乎没有机会和美国的社会接触。到美国没有几个月，她怀孕待产，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除了被动的接受全家人的关心和照料，她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个时候她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健康、为了孩子的聪明。生了孩子以后，她还可以给自己找出待在家里的理由，即抚养孩子，照顾家庭生活。曾莉说，对那一次婚姻，真的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不懂珍惜。其实当时她的生活状态是最好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她都生活在一种良好的状态下。她不应该那么草率的结束她当时拥有的一切，这一点她非常后悔，她觉得她之所以当时那么不冷静的做出了那么不理智的选择，主要原因是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过容易了。太容易了就不知道珍惜，这是许多人都具有的通病，曾莉说这个错误对当时的她来说是没办法避免的。在她提出离婚的时候，丈夫一家人曾经极力挽留，孩子的爷爷奶奶、叔叔大伯全都劝她，劝她好好想想，别耍小孩子脾气。全家人劝她留下来最好的理由是她幼小的儿子。孩子的爷爷耐心的对她说：“你来这个家已经两年了，孩子那么聪明，全家人都喜欢。他爸爸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但当时，曾莉就象是着了魔似的铁了心，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曾莉说，在她回了国之后，她真的后悔了，她想孩子，离开那么小的孩子自己回国，她觉得自己真是太过愚蠢，对孩子是太不负责任了。可是，她已经走了，已经离开了那个家，她不能再回去了。在曾莉回到北京以后，丈夫的家人曾经两次带孩子回国，但是那时候她已经被抓关押起来，家人无法对一个小孩子说：“你的母亲犯了罪”，更不能对他说“母亲在监狱里，不能见面。”所以，虽然那两次家里都想办法告诉了她孩子的行期和日程安排，坐在看守所的硬板上，曾莉想着自己的儿子在他大伯和父亲的带领下，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她是多么想和孩子一起啊，可是她连给孩子写封信的资格都没有。2001年国庆节，孩子的大伯又一次回国，经过多方努力，他带着孩子的照片来到了监狱。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孩子大伯特别挤出时间，还和她一起吃了团圆饭。那天大伯来，一方面为了看看她，了解一下她在监狱的生活情况，另一方面，他带来了孩子的照片，主要跟她商量一下孩子的教育问题。“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孩子是非常可怜的，”大伯说：“小孩子虽然很小，但是他好像很懂大人的事，他从来不跟他父亲问起妈妈，特别想念的时候，他就跟大伯或者大妈问‘别的小孩都有妈妈，我的妈妈哪里去了，为什么老不回来？’”说到这里，大伯的眼里充满了泪花。他对曾莉说：“家里人还都希望你将来能回美国，孩子的爸爸也一直没有再婚，你在家里的一切都给你留着。”大伯的一席话让曾莉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说那一天她对自己离婚的懊悔达到了最高限度。虽然回国后她曾经不止一次的有过短暂的后悔，但是，心里的那分难受，对自己所做的无法补救的事情的后悔，令她心胸压抑。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丈夫在气头上表现的有些失态，有些过分，但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她的母亲当时也不是那么的强硬，非要求她离婚。只是她自己觉得母亲那么大岁数了，为了她不惜到异乡忍受生活习惯上的不适应，她不能让母亲忍受委屈。而从当时各方面的情况看，如果当时曾莉不那么快的回国，她和丈夫的关系或许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转机。而她当时在美国靠自己生存下去也应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从曾莉自身的客观条件来说，她是无需别人帮助，也能在美国生存的。她是读完研究生以后去的美国，凭她的学历找份工作，自已糊口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她离婚以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把母亲送回国，因为母亲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她不能让母亲跟她一起过漂泊的生活。离婚以后，她肯定不能在丈夫的家里继续住下去，虽然全家人都不会赶她走，但是自己觉得已经不是一家人了，再在一起住下去不伦不类，她不可能那么没有骨气。而她搬出去自己租房子，母亲怎么办？暂时找个住处没有问题，可是她要出去找工作，让母亲在身边眼看着她出去找工作，出去奔波，母亲怎么能受得了？和母亲商量之后，她决定回国。母亲希望她一同回国，是因为让她一个女孩子留在那里母亲放心不下。而那么远的路程曾莉不可能让母亲一个人自己回来。而从美国到北京的机票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美国的两年多，曾莉没有自己工作过，加上母亲虽然帮助她带孩子，各种消费加起来也是不少花钱，问题是她自己没有固定收入。在完全依赖丈夫的生存状态下，离婚后的曾莉当时没有太多的选择。眼看着自己的女儿离了婚，母亲不可能放心的让她一个女孩子在美国独自闯。而对曾莉自己来说，虽然可以找工作打工像别的出国人员一样从最苦最累的工作做起，但是她自己不想把自己搞得太过辛苦，母亲也不愿意把她一个人留在了美国。因为她曾莉首先提出来离婚，在百般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丈夫全家要求把孩子留下，而当时凭曾莉自身的条件，她的确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曾莉决定回国，并把还不足两岁的儿子留在了美国。曾莉说，当时回国的主要考虑是因为母亲，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想好自己将来回不回美国。对于回国以后的生活她几乎没有一点的心理准备。

赌气回国，闪电再结合
她带着一种类似赌气的情绪，茫然回国，成为“北漂”。意外遇知音，闪电结合。回国以后，她把母亲送回了湖北老家，自己又来到北京。没多久，曾莉被一家合资公司录用了。不管怎么说，两年的美国生活经历对她那段时间在北京的谋生，提供了最好的资本和条件。虽然她的语言并没有完全过关，英语对她来说有点半生不熟，但在合资公司里做文秘，一些日常的会话曾莉还是可以应付的。在第一家公司她干了不到三个月，她就跳槽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应该说在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上，这两家的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她跳槽的公司也并没有给她更好的薪水。之所以跳槽只是因为她觉得公司的办公环境差了点。她觉得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事，感觉上不舒服。那种情况下，曾莉先后换了四五家合资公司，基本从事的都是文秘类的工作。她没有觉得在北京的生活有多难。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就那么漂着，曾莉也没觉得太大压力。偶尔想起孩子，但是多数时候，她觉得自己一个人生活要比在一个家庭里负那么多的责任要轻松得多。她感觉自由的没有负担的日子挺好。那半年的时间，她白天上班，傍晚下班以后就自己去逛街。她的月收入接近2000元，最少的时候是1800元，在当时虽然不算最高，但也属于比较高的收入了。
她没有想到那天她和她一个要她女同学的意外相逢，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了那么大的转机。那次相逢不仅使她结束了在北京的漂泊生活，使她过上了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同时她自认为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她追求了很久都没有遇到过的真正的爱人。那天，在一家商场闲逛。她自己在街上吃完了小吃，一个人漫无目的沿着一条熟悉的街区漫无目的的走。突然有人从她的背后拍了她一下，回头一看，是她最好的女同学张丰。“是你吗？”张丰犹豫的对曾莉说。“是啊，当然是我！”曾莉一眼认出张丰。“你不是去美国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跟我联系？！”“已经快半年了！”张丰跟曾莉原来是本科时候的同学，那时候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学生宿舍，张丰住上铺曾莉住下铺。毕业后，张丰参加了工作，曾莉读了研究生。张丰就留在北京某单位，后来自己辞职到了公司打工。那天，曾莉和张丰一起回了张丰的公司，两个人聊了好半天。曾莉说，刚开始她想去找张丰，但是，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那么稀里糊涂的回了国，她觉得自己混得太惨了点。当初她出国的时候，大家一片艳羡。几十名同学没有人不知道她出国了。那分自得她至今难忘，可是现在不同了，两年多的时间，她在美国还什么都没有做，就回了国，她真觉得自己没法跟同学见面。两年的分别，她们彼此都没有感觉到距离，同学的情义是比较可靠的。得知张丰在一个比较不错的国内公司已经做到了部门主管，而曾莉当时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她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张丰说：“你们公司缺不缺人？我给你去打工吧！”张丰说：“太好了，正好我们公司最近在招聘呢！。”于是张丰把曾莉介绍给了她当时的老板陈劲。无论是曾莉，还是张丰，她们都没有想到一切会是那么顺利！陈老板一眼看上了曾莉，当即拍板决定录用曾莉。与老板一见衷情，那是曾利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三个月以后，他们结婚组建家庭，曾利对这个家的感觉非常好。在曾莉的眼里，陈劲是一位能够干成点事的男人。她觉得他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有追求，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陈老板时留下的印象。陈老板的公司当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公寓。那家公寓当时最火的合资公司聚集地，在那家公司里办公的公司都是效益相当好的热门公司。“我觉得他干的事情很大。而且，他一直干事业，都40岁了也没有结婚。我想，跟着他在国内，也不会比在国外差，所以当时就这么定了。”陈劲的公司是做通讯类生意的。曾莉刚到公司的第二天陈老板便将原来的办公室主管辞退了，正式聘用曾莉做了办公室主管。这使得曾莉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味道。不管怎么说，她在北京混了将近半年，半年的时间，虽然她是拥有硕士文凭，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没有费太大的劲就被录用了，但是她所做的职位都是最底层的职员，她已经适应并习惯了打工。而陈老板，在没有试用一天的情况下，就把公司里那么重要的岗位交给了她，她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他，她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大男人，男人就应该像陈老板那样敢做敢当，果断决策。她对陈老板的好感，搅得她心里痒痒的。虽然在形象上曾莉不属于那种让男人一见衷情的女人，但是她身上的女人气，她聪明的头脑，也足以让她喜欢的男人关注她。她是一个能够让她喜欢的男人也喜欢她的女人。陈老板对曾莉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他觉得这个女孩与一般的女孩有区别。区别在哪儿，一开始他并没有搞得太明白。因为感觉到了一种区别，所以陈劲决定留下她。自从上大学以后，陈劲的身边曾出现过许多追随者，但是他是那种在女人的问题上没有太多热情的男人，他希望自己成就事业，他希望自己“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他最瞧不起的男人是靠女人发家，他相信那位哲人的话，他相信好的男人一定是靠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的。所以，毕业工作几年来，尤其是他下海以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全部放在了工作上，虽然不时的有一些漂亮女人向他表示好感，但是他都没有太动心。他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男人，他对家庭，对女人的责任意识很强，所以，虽然那个时候他也和女人来往，有时候也产生过冲动，但是，他坚守着他自己认定的不能逾越的那一关，他自认自己是一个有约束力，或者说是有自制力的男人，他能在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把住自己，不做那件他认为很高尚的事。他甚至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他始终认为，一个男人如果他把住了女人这一关，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关口把不住了。已经40多岁的陈劲，就这样约束着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绝对的洁身自好。不能说他没有沾过女人，但是，最终他没有付出自己。究竟他是怎样看上了曾莉？又怎样和曾莉走到了一起？下面是我和曾莉谈起他们这段感情时原始对话：问：“在你的生活还处于一种漂泊状态的时候，你遇到你现在的先生，你的感情又重新找到了寄托？”我问。曾：“是的。我当时觉得这次我是找到真感情了。”她答。问“他是哪里人？什么地方这么吸引你了？”曾：“他是南方人，是江苏的。性格属于那种心胸很开阔，很男人。他的脾气比较好，对事业很有追求。”问：“与你前任先生相比？”曾：“是的。”问：“你现在还这么认为么？”曾：“虽然他现在进了监狱，但是，我觉得从性格上来说，他还是属于那种人品、才华都具备的人。当然他做的事，触犯了法律，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现在看来，他的性格里有很多弱点，这以前我没有看到。问：“什么弱点你没有看到？”曾：“他很狂妄。做事不太实际，有时候胆子太大，平时无所顾及，所以他走到了现在。”问：他以前结过婚吗？曾：没有。问：对你很好？曾：对我应该说还可以。问：所以你觉得自己又找到了一种依赖？曾：这是一种感觉。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事业狂。我觉得能帮他做事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因为他为人很大度。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小的方面的隔阂。问：算是志同道合？曾：也不是。其实我是没有什么事业心的，所以想找一个特别有事业心的。对他这种想做大事的人，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问：你前夫没有这些吗？曾：我前夫是那种没有什么上进心的人，他喜欢比较安逸的生活。问：现在怎么想？曾：入狱以后，我对自己和我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都做了一些反思。我觉得像我先生那样狂妄，老想做大事的人，不一定能做成什么事。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曾莉当时对陈劲感情似乎带有一些崇拜的味道。这或许跟她的第一次婚姻有关。她和前夫虽然结婚之前就认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但是两个人几乎无法接触，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当时的感情的培养都有点基于现实的需要。而曾莉在那个年龄段，无论如何对感情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和浪漫色彩，只不过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暂时放弃罢了：她太想出国了！所以，在结婚以后的生活中，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生原则性的矛盾，一些生活琐事竟然导致了两人的不可调和。

夫妻携手入狱
共同的“事业”，两人恩爱有加，夫唱妇随。一年以后，夫妻携手双双入狱。在陈劲的公司，曾莉负责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这是她的长项。虽然性格里，她不属于非常周到的人，但毕竟是女人，而且做了母亲的女人。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一个人在北京漂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她自己认真照料，她不能不变得周到一些。在来到陈劲的公司之前，曾莉已经先后在四五家公司里干过，她频繁的跳槽某种程度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说，每换一家公司，她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就多一分，她变得不仅能够和公司里的主管级员工友好相处，同时她更学会了如何与老板相处。与老板相处让她从根本上领略了切身利益的好处。所以，当她来到陈劲的公司的时候，她几乎学会了让所有她喜欢的男人喜欢她。而恰恰在这种功力下，曾莉一眼看上了她的老板。不能说曾莉做人不够义气。她的同学张丰介绍她到了公司以后不久就离开了这家公司。而在那之后，这两位最要好的同学便没有了任何联系。曾莉在公司里做着事务性的工作。在工作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打杂。办公室的工作本身就非常琐碎，全都是公司里的一些杂事。表面上，她是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虽然给了她办公室主管的位置，但是公司里的一些大的决策还是由老板陈劲和他的合伙人去决策。而据曾莉说，其实当时他们的公司只有陈劲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他特别信任的人都和她一样是打工的。从业务类别上说，陈劲的公司是做通讯类的业务的。但是，曾莉发现他们的业务并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做有关证券方面的业务。曾莉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凭她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最起码那应该属于超范围经营。但是她想，自己在公司里只是一个打工的，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她的天职，她不应该去管那些她不该管的事。她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心里有一种侥幸，更重要的是她对陈劲的信赖。她觉得陈劲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男人，他要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他的工作狂式的工作作风曾一度令她倾倒，他相信他能够摆平所有的事。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曾莉协助陈劲在公司里大刀阔斧的干了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他们创下了令许多人扼腕叹息的大事。为此，曾莉被判了有期徒刑15年，她的老公兼老板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曾莉究竟做了什么？在我和曾莉交谈的几个小时里，曾莉完全回避她所做的事。因为业务性相对比较强，我无法了解曾莉在整个案件的操作中具体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我在她的判决书中读到了下边这些文字，我想，这些文字基本说明了她在整个案件中的角色，同时也告诉我们她最终因为什么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她的判决书中有关案件一部分是这样描述的：曾莉，女，1967年某月某日出生，北京某通信开发中心办公室职员。本市朝阳区某公寓某座某号，因涉嫌诈骗于1995年9月30日被羁押，1996年2月17日被逮捕。1994年7月至1995年间，借一家银行西安某公司委托陈劲帮助办理申请加入某自动报价系统之机，持该公司提供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营业执照、委托书等加入报价系统之后，遂采取私刻公章、私设证券业务部、伪造授权书等手段，且未经该公司的允许，冒用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国债回购，先后骗取报价系统内的会员某某公司、某某公司等80余单位的资金共计6.97亿元人民币……，……我问曾莉：“这么大的资金，你怎么就做了？不觉得害怕么？”曾莉说：“你可能不知道，在公司里做久了，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些数字。”“即使是数字，6亿多也是太大了呀！”我还是不能理解。“难道你做的时候不知道那是违法的？！”“我们公司平时就做代理别的证券、信托等金融公司做国债回购的业务，然后高利息的借出钱。这个代理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原本是开发通讯项目，做国债回购是超范围的。”曾莉说得异常平静。“你在公司做业务吗？”我问。曾莉想了想，然后对我说：“其实在我认识他之前，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我到公司之后主要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管理一些文件等等。之所以最后也给我定了罪，是因为他们派我到银行去划过款。”“到银行划款应该是公司财务人员的事，你在办公室做文秘，怎么会去让你处理钱的事？你这么说该不会是在为自己开脱吧？”我笑着说。很担心她会因为我的直率而感到尴尬。曾莉并没有因为我的不客气而有丝毫的情绪变化。她说：“我们公司在很多事情上做得不太规范。可能这么说我是有点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但实际上，我至今仍然觉得我做的事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真的不懂他们的业务，所以我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上诉结果怎么样？”我有点急迫。“被驳回，维持原判有期徒刑15年。”曾莉的情绪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从她对整个事情的叙述上看，曾莉从心里不服法院的判决。但是，她平静的举止神态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其实我当时也觉得他们做的事有点悬。”曾莉第一次主动的说。“我当时想，我又不是决策人。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就算是出了事我一个只是跟在后面跑的人，也不会有太大的责任。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便我忽略了自己的危险性。”“可是跟你一起干的是你的先生啊！你就不怕他出事？！”我的语气里充满惊奇。“公司里的事，他从来不听我的话，所以我也很少说。”曾莉说。我明显的感到她的言不由衷。因为曾莉的个性，虽然她自己一再表白她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作为的人，可是她做的事分明都是有着强烈成功**和成就追求的女人才会做的。“那你跟你的先生平时都交流些什么？按你所说的，我看不出你和他的感情像你说的那么深厚！”我觉得我的话是带着刺儿的。“你肯定和他一起做事，而且他肯定会非常在意你的意见。”我的口气颇有种不容置疑的味道。曾莉不回答，也不生气。她笑笑，对我说：“也许你说得对，我自己都糊涂了，我不明白自己，真的搞不清自己了。”“感觉上你是属于那种性情比较温和的人。”我说。“其实这是一种外表的错觉。我的外表可能让人觉得我很温和，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相当急躁的人。至少过去是这样，我属于外柔内刚的那种人。”曾莉自己说。“你一直说你是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从你考上大学、读研究生，又出国，包括你回国以后的再婚到最后犯罪，根本就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柔弱’和‘没有追求’。”我实话实说。“可能您说的比较对。”我觉得曾莉从这一刹那开始真正切入自己。这是我与她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第一次出现的状态。

【本文节选自《狱中白领》，刘晓玲，作家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