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头看花｜安迪：以赛亚·伯林的初恋

伯林画像（安迪绘）

一
英国作家和藏书家J. 罗杰斯·里斯（J. Rogers Rees）1886年出过一本《书蠹乐趣》（The Pleasures of a Bookworm），其中有一节叫“献辞的浪漫和现实”（The Romance and Reality of Dedications），开头便说：
在“献辞”（dedication）中，我们能发现何种风流韵事以及欲盖弥彰？它往往是爱的标志，或是友谊的申明——不，它偶尔也带着悲伤和苦涩。老迪斯雷利（D’Israeli the elder）常常坦承自己总是从前言中拾欢集趣，同样我也得坦承，我时常通过仔细阅读作家的献辞，窥探他们的灵魂，以此获得更多的乐趣，而不是像作家们所希望的，关注他们的“作品”。（陈琳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5月北京第一版，88页，上引译文据原文稍作改动）
我托青年朋友在旧书网上淘得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英译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初版本，为的就是书前伯林的那句献辞。

伯林英译《初恋》初版书影

伯林英译的《初恋》（First Love），1950年由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Hamish Hamilton）出版，与另一位（Alec Brown）英译的《罗亭》（Rudin）合为一册，戴维·塞西尔爵士（Lord David Cecil）撰序。
伯林那句献辞印在“初恋”书名页的背面，仅一句，分两行：
This translation is dedicated to
P. de B.

初版《初恋》上译者献辞

“谨将此译本献给P. de B.”，看似不动声色的一句话，却不仅包含着“爱的标志”，“也带着悲伤和苦涩”。
二
认识伯林的人，都知道这位P. de B.是谁。
Patricia de Bendern，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夫人。婚前姓道格拉斯（Douglas），十一世昆斯伯里侯爵（11th Marquess of Queensberry）的女儿。奥斯卡·王尔德的恋人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是她的叔祖。
帕特里西娅的祖父九世昆斯伯里侯爵，阿尔弗雷德的哥哥，是个投机商，投机失败破产，1920年死于南非约翰内斯堡。
父亲弗朗西斯（Francis），风度翩翩，热爱文学，是丘吉尔的朋友，二战中他曾鼓励阿尔弗雷德叔叔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献给丘吉尔，丘吉尔回信表示感谢。弗朗西斯一直很照顾他的这位迷人的诗人叔叔。
帕特里西娅生于1918年圣诞夜，母亲是个小有名气的音乐喜剧演员。六岁那年父母就离婚了，她跟祖母一起生活。在初入社交舞会之前，她像个男孩子一样顽皮。但在一次夏季舞会上看过帕特里西娅跳舞后，摄影家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在日记中这样写她：“穿着薄薄的百褶白雪纺衣服，直发童花头。看上去苍白娇弱，我真担心她随时会消失。我跟随她到阳台上，看看她到底是不是月光的产物。”

留童花头的帕特里西娅

帕特里西娅与她的丈夫德·本德恩伯爵

二战爆发后，以赛亚·柏林“为英国情报处进行的多次新闻调查极为成功”，1942年春，“英国外交部要他到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去为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加拿大]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144页）。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三十三岁的以赛亚·伯林遇到了二十四岁的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伯爵夫人。
三
在华盛顿的一次午宴上，以赛亚·伯林正巧坐在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夫人的边上。以赛亚觉得她“极富魅力”：
深蓝色的双眼，柔软的棕发梳成下卷的齐肩发型，衬着她冶艳的面容，身材苗条而纤细，散发出诱人的女性气息。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大多数贵妇一样，她也没有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但十分机智，而且欣赏聪明的男人。很明显，她并不爱自己那位好脾气的无足轻重的丈夫，当以赛亚问她为什么跟他结婚时，她回答说：“噢，因为别人全都那么可怕。”（《伯林传》，147页）
帕特里西娅喜欢卖弄风情，以赛亚陶醉其中，午宴还没结束，以赛亚就被她征服了。那个周末，帕特里西娅邀请以赛亚去她公寓，但是“没有发生任何与肉体有关的事情”。很快，以赛亚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爱河，接下来他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帕特里西娅家和她一起度过。以赛亚不在身边时，帕特里西娅一定会给他写封温柔的短信，把他召唤过来。然后，她自己又是极不靠谱，订下的约会随意取消，有时甚至几个月不见踪影（同上，148页）。
帕特里西娅不仅身边围着一批向她献殷勤的聪明伶俐的哈佛学者，而且绯闻不断，声名狼藉。1943年夏天，她迷上了一个在哈佛读研究生的漂亮有钱的年轻人，名叫雅克·阿布勒，兼有法国和古巴血统。很显然，尤物般的帕特里西娅喜欢和聪明的脑袋调情，和漂亮的脸蛋做爱，伯林只是前者。《伯林传》里讲了一件事，这年12月间，帕特里西娅、阿布勒和以赛亚一起去纽约观看歌舞剧《俄克拉荷马！》，当晚住在同一家旅馆，以赛亚的房间紧邻着帕特里西娅和阿布勒的，隔壁房间里做爱的声音不断透过墙壁传入他耳中，让他一夜难眠。第二天早上结账时，他偷偷留下了房间的钥匙，终生都没有丢弃（148-149页）。

伯林（1943年）

但在以赛亚1943年12月16日写给美国剧作家伯尔曼（S. N. Behrman）的信里，是这样表述的：“我温顺地排着队，轮到我的时候，两张票匆忙地塞进我的手心，表明我的伙伴也没有来。之后，一连串更加复杂的不幸降临到我头上，包括大量长途电话、解释、眼泪，等等。”以赛亚在这里加了一句说明：“（这部分的叙述虽然不是真实，但也可以称其为非艺术的夸张。我对真相兴趣不大，打算略去不提。）”伯林书信整理者加了一条脚注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这也许是看完了《俄克拉荷马！》的演出之后的事情，伯林在他的酒店一夜无眠，饱受隔壁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与她的法国和古巴混血情人雅克·阿布勒所发出声音的折磨。”在这封信的最后，以赛亚说：“我的天，不过这真的是最痛苦而又最享受的一天，出于许多理由，我将永远都不会忘记。”（《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陈小慰、叶长缨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557-558页）
但这并不能让以赛亚对帕特里西娅的痴迷有所减弱，只是增加了痛苦。1944年年中，帕特里西娅的丈夫从意大利战俘营中逃出，逃到瑞士，发电报给妻子要她回英国相见。帕特里西娅回英国后继续给以赛亚写信，“这些信巧妙地让伯林保持在一种活状暂停式不省人事的痴迷状态中，让他对将来的一年抱着无望的期待”（《伯林传》，149页）。

热恋时期的伯林

次年二战结束，以赛亚回到英国。这时帕特里西娅正和丈夫分居，7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以赛亚到她的乡间别墅共度周末，在草地上跳了一曲快步舞后，“她以迷人的坦率提出要和以赛亚结婚，这一次他发现自己终于可以说‘不’了。从跟她的感情纠葛中解放出来以后，他登上了一架飞往柏林的飞机”。《伯林传》在此处加了一个脚注说是“根据对伯林的访谈”，但从以后两人的关系看，以赛亚似乎并没有解放出来。
四
随后，以赛亚·伯林去了莫斯科，次年四月回到牛津。与帕特里西娅的关系，《伯林传》很简略地叙述了一下：
战后四年时间里，她继续和他保持着那种令他恨到极处又爱到极处的微妙关系。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她写来几封信，向他表达了相思之情，同时又卖弄风情地责备他用俄国的神秘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回国的时候，发现她正深陷在某次新的罗曼史当中。……但是每当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快就会跑到一个更性感的男人那儿去。这种情况变得让他无法忍受，他发现自己只有不再见她，才能够保持镇静。（282页）
帕特里西娅给以赛亚的信不知道有没有留下，《伯林传》一封都没引用。但这一时期以赛亚写给别人的信里，还会提到帕特里西娅。这些信收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 卷二 启蒙岁月：1946—1960》（陈小慰、叶长缨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中。
1946年8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以赛亚说：“我在巴黎过得很愉快……第二天又和几个美国人一道吃了午饭，其中包括德·本德恩夫妇，我和她的关系已经结束，目前和平相处，公开坦荡、心境平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伤口愈合后竟然一点痛的感觉也没有，真是奇妙。”（17页）当然这是为了安慰他的父母，他父母不赞成他对帕特里西娅的迷恋。书信整理者在此页加了一条脚注，说当时德·本德恩夫妇正在巴黎，伯爵是英国驻法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的私人秘书，以赛亚只是路过巴黎。而帕特里西娅那时正迷上伯林的牛津同事、哲学家艾耶尔（A. J. Ayer）。
艾耶尔1977年出版的自传《部分人生》（Part of My Life）中，提到1946年在巴黎，“对一个以前在牛津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国女孩，怀有突然而狂热的激情，她已婚，有一个孩子，正怀着另一个，但她答应我，等她离婚，就会离开丈夫和我在一起”（转引自《星期天电讯报》上Forbes的纪念文）。这个女孩当然就是帕特里西娅，但这个计划并没实现，什么原因艾耶尔可能自己不会说，上文提到伯林书信的那条脚注透露：“艾耶尔那年年初同时与帕特里西娅和她的密友佩内洛普·菲尔金交往，这个秘密在两个女人交谈时穿帮。艾耶尔怪罪伯林背叛了他，伯林否认自己的责任，同时因为帕特里西娅与艾耶尔的关系结束而心中暗喜：‘我是无辜的，但我并不因此而生气，因为我依然爱着她。’”这是伯林晚年接受伊格纳季耶夫采访时说的，但伊没有写进《伯林传》。

艾耶尔自传《部分人生》

1947年10月，帕特里西娅寄来一张明信片，劝他说话要三思之类，最后说：“我真的很想念你，希望有一日你能来和我们一起，我们开车过来，沿途悠然穿过几个很是美丽的小城。我爱意大利——无比热爱。”以赛亚在这张明信片上回了一封长信，写不下了又在一张碎纸上继续写，仍未写完。信中说道：“因为我对你无尽思念，成天长吁短叹，扰得鲍拉博士心烦。啊，我对你的思念比起你对我的，要深切多少？可你就是置之不理，有意与我作对……我的确生气，感觉受到背叛和抛弃。然而，我的不幸却是因为没能见到你，我的挚爱。”还说自己生活在白日梦里——“日日念叨自己很快就会幸福无比，只需稍费苦心，因为好事总是多磨。把同伴们都稿疯了——可至今尚未如愿，我的挚爱。”（《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70-71页）虽然在一开始就说“我不想保留这根蜇人的小刺”（指帕特里西娅寄来的这张明信片），但这封信还是没有寄出，可能另外寄了一封信。而这也成了伯林书信集里写给帕特里西娅的唯一一封残信。
五
以赛亚·伯林1945年下半年访问苏联几个月，对俄国思想和俄国文学兴趣大增，尤其喜欢赫尔岑与屠格涅夫。伦敦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得知后，建议他翻译几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以赛亚1946年5月中旬致汉密尔顿的信中说：
我想我很乐意翻译屠格涅夫的中篇杰作《初恋》，也相信它的确物有所值。你一定听说过这本书，大概一百五十页的样子（我模糊记得）。这是屠格涅夫最感人、最抒情、最知名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自传式的小说。我打算重译此书，不受任何旧译的影响。……加内特夫人曾经译过，但译得不好。如果你觉得可行请来信告知，我会开始认真准备。（《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第7页）
这里说的加内特夫人指康斯坦斯·加内特（Constance Garnett，1861-1946），小说家戴维·加内特的母亲，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早期中国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很多是从加内特夫人的英译本转译的，汝龙译契诃夫，黄裳译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等都是，平明出版社1954年出版萧珊的《初恋》译本，也是根据加内特夫人的英译本并对照俄文本翻译的。
伯林的信里还提到“戴维·塞西尔应该会愿意为这部作品写序言，但我尚未跟他说起，只是在我们不时谈到时都很欣赏”，塞西尔是伯林的牛津同事，也是好朋友，伯林在《个人印象》一书中称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慧、最具魅力、最有才华、最令人愉悦、最机敏、最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之一”（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版，160-161页）。后来塞西尔确实为英译本写了序言。
这一年12月，伯林给出版商写信说，他会在1月底之前完成一部，4月底之前完成另一部。事实却是，完成的日期一拖再拖，原来说译两部后来也只译了一部，正如伯林书信整理者按语所言：“在学术界，这种拖延司空见惯。可到了翻译《初恋》，伯林便成了出版商的噩梦（并始终如此）：他的译文质量的确是高，但要拿到他的完稿却困难重重，因为他总是拖了又拖，出版的最后期限只能一次次半途而废。”（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34页）
到1948年9月，伯林还在向出版商解释自己“已尽其所能”，完成了译稿，但还要请他的助手协助整理，而助手正忙着别的事（同上，94-95页）。这年12月，伯林说自己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对塞西尔施以威逼，终于拿到了“情真意切、文笔优美”的序言，他在给出版商哈密什·汉密尔顿的信里提出：
我想将此书献给“P. de B.”（她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一目了然，你就自己去想吧）。（同上，118页）
但是，出版商回复他说“没有资金也没有空间”安放献辞。伯林向助手透露，献给P. de B.，“这是我此次翻译最初的动力”（同上，128页）。他给出版商回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先是说“译者题献向来司空见惯，从勒墨脱斯到斯科特-蒙克里夫（他甚至写了一首诗作为献词），以及早期的屠格涅夫译本——显然不是指加内特夫人……”（这里提到的前一位是《堂吉诃德》的英译者，后一位是《追忆逝水年华》的英译者），随后写道：
我心境凄凉，你的铁石心肠更会让我一头跌进绝望的深渊之中。你已成功地让我收回了其他（毫无疑问愚蠢的）建议，但这最后一点既合情合理又微不足道，只需在左手页——必不可少的标题页的反面——写上一些话就成，即便书的前后没有空白页也无关紧要。（同上，130页）
说得如此卑躬屈膝，出版商很难再拒绝了。1949年6月10日，伯林写信问朋友：“这本译著献给帕特里西娅·西比尔·德·本德恩夫人，这么做没错吧？”还说他给帕特里西娅“写过明信片，要她关注《初恋》中的某个部分——如果你见到她，一定要提醒她”（同上，167页）。
伯林英译的《初恋》终于在1950年5月出版了。果然在他说的那个位置排了一句献辞。
六
读过屠格涅夫《初恋》的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伯林何以会选择翻译这部小说。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作者本人），一厢情愿地爱上了邻居一个比他大的女孩，这个女孩虽然身边围着一圈年轻绅士，但她的心却另有所属。有天夜里，他发现女孩爱着的人居然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居然用马鞭抽打了女孩的手臂，而女孩居然“默默地看了父亲一眼，慢慢把手臂举到唇边，吻着手臂上发红的鞭痕”（萧珊译文，《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183页）。
究竟是伯林读到小说的这段情节，想起自己在纽约宾馆里听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在隔壁做爱的声响一夜难眠，还是在纽约宾馆的那个夜里，想起《初恋》中少年看到的这个场景？我们无法揣测。但小说中少年幸福而痛苦的心情，几乎就是伯林自己的感受——“只要这些秀美的手指敲一下我的前额，我愿意马上抛弃人世间的一切”（同上，116页）。“我说过，我的热情从那一天开始，我还可以加一句，我的痛苦也是从那一天开始。”（139页）“我心灵里所有的花朵一下子全部摘下来，丢在我身边，散在各处，任人践踏了。”（117页）“我不希望将来我再有这样的感情；然而，要是我一生不曾有过这样的感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幸的了。”（180页）少年心事，正是伯林的心声。
书中第七章有这么一场，少年与五个青年绅士同女孩玩“摸彩”游戏，每个男士发一张票子，女孩是给奖人，谁拿到“幸运”的票子，就能吻女孩的手。少年拿到的票子上，天啊，写的是“接吻”两个字。“女孩两眼发亮，柔媚地望了我一眼，我的心……”伯林后来回忆说，这是整本书里最难的一处翻译，伯林告诉他的助手，“我的心扑扑直跳”是纳博科夫先生的建议。据书信整理者的脚注，伯林显然不满意纳博科夫的建议，又写信给助手要求改成“我的心瞬间无所依靠”，但在正式出版的书稿中，这句话变成“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148页脚注）。
《伯林传》里也说到了这句话的翻译（283页），这里引用董桥在《耳语》一文中的复述，伯林翻译这句话时征求女助手的意见：“深情的一眼引来对方第一次的回眸，应该说你的心turn over（神魂颠倒）还是说你的心slipped its moorings（心里没主）？译本最后用的是my heart leaped within me（我怦然心动）。”（《从前》，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6页）
查阅手边的英译《初恋》，1950年初版这一句是：“my heart slipped its moorings”,1956年再版时改为：“my heart missed a beat”（我的心暂停了跳动）。
不知道加内特夫人英译用了什么词，萧珊的中译直接就是“我的心跳起来”（《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中册，132页）。
七
不管是《伯林传》，还是伯林书信集，都看不到《初恋》出版后帕特里西娅的反应。而伯林自己，就在《初恋》出版后一两个月，爱上了一个好朋友的妻子，并在四十一岁那年有了第一次性生活。几年后，伯林的感情又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也是同事的妻子，他在1955年11月写信告诉母亲：“我正在幸福地恋爱着。这是一种极其惊人的情感，它与我和帕特里西娅长期的纠缠不同，当时我们的关系狂热而可鄙，同时还歇斯底里……”（《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874页）这一次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于1956年2月结婚，这一年伯林已四十六岁，从此过上了幸福的后半生。
也就在这一年，哈米什·汉密尔顿重版了《初恋》单行本，并请画家弗瑞兹·韦格纳（Fritz Wegner）配了插图。

《初恋》韦格纳插图：“我的心跳出来！”

但是，那句献辞却不见了。
以赛亚终于摆脱了帕特里西娅，结束了那段初恋。
帕特里西娅依然风流不断，又和著名的时尚八卦记者阿利斯泰尔·福布斯（Alastair Forbes，就是《星期天电讯报》上写纪念文章者）、贵族雕塑家赫尔曼（“马诺”）·霍纳克（Hermann ‘Marno’ Hornak）发生过恋情，1950年与德·本德恩伯爵离婚后，1952年嫁给了后者，这段婚姻维持到1960年。帕特里西娅于1991年1月21日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初恋》出版后，帕特里西娅渐渐淡出伯林的生活圈，1957年6月，伯林受封爵士，因为“伯林没获得过什么荣誉，这使得帕特里西娅夫人认为伯林受封爵士是因为其‘非凡的谈吐’（信的日期不详）”（《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1008页脚注）。
伯林晚年，每天细读《泰晤士报》，最关注的是讣告版，曾感慨说：“到我这样的年纪，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有一次他读到的讣告是他爱过的女人，他的目光在她的照片上流连，说道：“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伯林传》加脚注说明：“他指的是帕特里西娅·德·本德恩。”（《伯林传》，第3页）伯林接受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采访时，还说了更多，但《伯林传》很厚道，只引用了部分，《伯林书信集》卷二后附“重要人物生平”，在介绍帕特里西娅时引了更多伊格纳季耶夫采访录音：
她放荡不羁；满口谎话，是天字第一号说谎精。没有一句是真话，我是说她随时随地都可以瞎编一气。……她谈吐机智……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观点，毫不忌讳。她为人挑剔，特立独行。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交女郎。……她热情似火，发自内心。喜爱读书，得趣其中，极具悟性；同时对绘画和音乐也心有灵犀。她最欣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评论起来头头是道，如行云流水。换言之，这个女性非同寻常。（《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二，1349页）
这可说是以赛亚对帕特里西娅的盖棺定论。这样的女人，当得起伯林把《初恋》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