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评军衔：让衔、降衔的各有谁？许世友“争功”碰钉子

说到开国元勋，除却中央领导人外，人们最先想到的肯定会是那些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们。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在他们评定军衔时，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有的人执意推辞评定给他的军衔；有的人则为自己获得的军衔等级感到非常不满，认为相关部门“看低”了自己；亦有两位特别人物荣获了军衔。

那么，这些将军都是谁？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余下那两位特别人物又“特别”在何处？

01，谦让军衔：因昔日一念之差，徐向前选择避嫌

1950年7月，时任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宣布“设立军衔”准备工作正式开启。

同年9月，朱德再次强调部队等级制度必须尽快建立；12月，解放军总干管理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言明欲将来年首要任务定为评定军衔。

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此事不得已推迟，直至1952年年底，这项任务方才基本结束。

1953年，军委召开会议表示推迟军衔制度。次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宣告，军衔制度将在1955年实行。至此，一波三折的军衔制度设立总算告一段落。

当前任务转变成评选军衔，谁知，此项工作也与军衔设立“际遇”相似，充满万般“坎坷”。

首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纷纷辞让军衔：毛主席固辞大元帅一职后，周总理、邓小平亦紧跟着辞让了军衔。

接着，诸多听闻此事的将领们几多思考后，也“效仿”主席等人高风亮节，开始提出让衔、降衔等“意见”。

首当其冲的是徐向前。他亲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辞让信件，说：“如今革命已然成功，当不当元帅、有没有军衔不再重要。”

其实，徐向前主动让衔的理由并非表面那样“简单”，而是同避嫌有关。

红军长征途经草地时，总政委张国焘坚持红四军南下，以此来保持红军实力，实现他控制整支队伍的野心。毛主席持相反意见，他在某天夜晚特地拜访徐向前，询问徐向前如何想。

徐向前是红四军创建者，对红四军具有深厚感情，他不愿意“切割”两路军，遂“放任”情感战胜理智，给了一个含糊答案：“当下两军已会合，分开恐怕不妥当。”

毛主席立刻领悟徐向前的潜在“台词”，不再强求，沉默告辞。当日深夜，一贯有主张的毛主席独自一人悄悄率领红三军往北方行进，远离了红四军的控制范围。

待到张国焘“倒台”，毛主席渐渐成为我党领袖，徐向前回忆往事，愈加“后悔不已”，他明明清楚毛主席的来意，却还是婉言拒绝了毛主席的“邀请”，留下遗憾终生的“错误”。

徐向前很清醒，倘若他不主动“避嫌”的话，一定会引起某些人“针对”，给自己的未来留下“隐患”。如此不如主动退让，“保后来平安”。

第二位主动让衔的是主持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大军功，不足以担任元帅一位。

但毛主席却非常欣赏罗荣桓，说他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典范，是秋收起义便走上井冈山的老同志，数十年中不争不抢，默默协助林彪取得辽沈、平津两场战役的胜利，理应得到“回报”。

第三位是大将中的许光达。他得知自己评定“大将”的消息比较晚，因为那时他正在忙碌接见苏联代表的工作，是周总理亲自通知他荣获“大将”军衔的消息。

许光达心生不安，觉得自己的功劳完全“配不上”此军衔，于是给毛主席等人写了一封“申请降衔”的报告，请求“降”至上将。

毛主席拒绝后，闷闷不乐的许光达听从夫人意见，再度申请“降低工资”，成为当时10员大将中唯一一位领取行政5级工资之人。

徐立清同样是申请“降衔”中的一员，他和罗荣桓共同主持军衔评定工作。

徐立清认为，自己担负此项责任，若是能主动申请降低军衔，当一个表率，或许会更具说服力，让评定工作变得稍微简单一些。

于是，徐立清就给中央递交了10来封表明“心思”的信件，终得偿所愿，是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位降到中级之人。

周总理夸赞徐立清：“毛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我觉得你也是一面明镜，是党的好同志！”

当然，世事向来“有让有争”，评定军衔同样没有例外。

02，争抢军衔：周总理别有深意说了句：但粟裕亦仅是大将

“争功”中最知名者当属“二王”。

其一叫王近山，他的作战风格相当勇猛，不只他的老上司说他“打起仗来，就像疯了一样，不要命地往前冲”，毛主席亦曾在襄樊战役后夸奖王近山，赞他“疯得有水准、有本事。”

偏偏评定军衔时，王近山只得了一个中将等级。一贯性格“火爆”的他自然十分不满，数次跑到领导面前同其争论，可领导立场非常坚定，到底还是未能如王近山所愿给他“升级”。

其二唤王必成，此人正是孟良崮战役中击毙张灵甫的将领，他因此战成名，逐步扬名军中，同样是一位战功赫赫、能力出众的将领。但评定军衔时，他只得一个“中将”等级。

王必成心生介怀，主动找到领导表达“不满”。领导好言相告，这般评定原是和王必成的老同事叶飞有关。

昔年叶飞与王必成同在粟裕手下做事，后来叶飞升任副师长，居王必成之上，遂评定小组以“正兵团级评上将、副兵团级评中将”为标准决定了王必成的军衔。

王必成听罢，再无异议，并亲自为此事道歉，一展属于他的磊落胸怀。

钟伟是一位性格张扬的将领。评定军衔时，他得了一个少将等级，相当不开心，甚至一度为此事大发雷霆，公开表示：“军衔牌算是挂在了狗尾巴上”，让中央领导纷纷惊愕。

然而别看这些将领似乎“极有野心”、将自身利益看得无比重要，实际上他们的“争夺”仅是一时不忿罢了。待到“尘埃落定”，他们也各自“乖乖”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恪尽职守，为国效力。

譬如钟伟，他“闹”得时候挺凶，“闹完”以后则仍是那个正直清廉的将军，家无恒产、拒绝子女使用“特权”，临终前更是留下遗言，让政府不必给他的子孙后代补发什么薪金，并主动把电视机、冰箱等当作党费交给党组织。

唯一请求旁人照顾的，即是一直照料他生活的警卫员和保姆，他说：“他们生活清苦，组织若是可以，请给予适当照拂。”

许世友的“争功”亦很有意思。他听闻自己得了“上将”军衔后，立刻跑去找周总理，对他说应该给予自己大将军衔。

周总理静静听罢许世友“建议”，朝他“别有深意”笑笑，轻飘飘回了句：“但是粟裕，也仅仅是个大将啊……”

许世友稍怔，未再多言什么，直接转身离开。

纵观这些将领的“争功”，会发现他们似乎只是“短暂”为自己“报一下不平”，没能如己所愿亦不会把此事当作什么毕生一定要达成的愿望，从而对组织、对国家做出不利“报复”行为。

他们的心怀一样坦荡，哪怕是“争功”，也“争”得光明磊落、潇潇洒洒，让人钦佩不已。

03，特殊军衔：他是唯一外籍将军；她是唯一女将军

而在“让衔”、“争功”故事以外，还有两位比较特别的军衔获得者。

他们当中的一位叫洪水，原名唤武元博，出生在1908年的越南地主家庭。他少年时曾到法国留学，与胡志明结识。

1924年，洪水听从胡志明的吩咐，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广州，加入当地由越南青年组成的革命同志会。2年后，洪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共及越南共产党。

1927年，广州爆发战争，洪水参与其中，又在失败后同聂荣臻等人逃至香港。次年，洪水再回中国担任东江游击队领导。1929年，他正式更名“洪水”，愿自己能在革命长河中永恒不息地狂奔到未来。

此后，洪水一直留在中国坚持革命，直至1945年初返回越南。1948年，越南军内多因洪水的“中国经历”心怀不满，胡志明无奈，只得把洪水悄悄送到中国。

1950年起，洪水先是从事中央统战部越南科工作，接着到南京军事学院进修，担任《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等职务。1955年，洪水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评定少将军衔的外籍将军。

另外一位则是李贞，她出生于1908年的湖南浏阳，自小吃尽苦头，19岁即加入中共组织，跟随浏东游击队同敌人战斗。

1928年，李贞装作新娘，参加了张家坊战斗。1933年，她加入秋收起义队伍，随同红军行2万5千里长征路程。

新中国成立后，李贞再入朝鲜参战，立下无数汗马功劳。1955年评定军衔时，她以少将军衔成为我军唯一一位授衔女将军，是周总理亲口承认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评定军衔是一件小事，也是一件大事，它让征战沙场的将领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荣誉，也令他们的名字永恒印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不会凋零的榜样。

战争年代，生死由“天”。正因有了这些“抛弃小我”、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们，才有了如今我们正在享受的安平盛世。我们理应记住他们的功绩、感谢他们的付出、钦佩和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文/羽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