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有三种最为最明显的特色,那就是“缠足”、“科举”和“宦官”,在那个时代女性要被称为美女,那一定需要一双尖尖的小脚,大家看名著时,一定注意到了一个以“三寸金莲”著称的女子,那就是潘金莲,在《金瓶梅》中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往下看尖翘翘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跨……
在我国很多古典小说中,都有类似对女性小脚的描写。
当缠脚成为一种时尚之时,女性那些天生的秀发、妩媚在“三寸金莲”面前都黯然失色了,在莫言的《檀香刑》中,孙眉娘妩媚妖娆,却因为一双大脚被其他女人嘲笑,可见那种病态的审美贯穿于大半个封建社会。
明代才子唐寅曾写过一首诗歌颂小脚的“魅力”,尽管那双被诗人吟咏的“三寸金莲”具有无穷的魅力,可是当大家仔细去品味时,那双被诗人赞誉的小脚,依然穿过时光,让人们触目惊心,弯曲的足弓,断裂的后跟在诗人笔下,硬生生被描绘成了“嫩荷”、“新月”、“凤凰尖头”……
清末的小脚女人
明清之时,那种畸形的审美,给女性带来了致命的伤痛,清代文人方绚为了满足自己病态的需求,专门写过一篇《香莲品藻》,并且还给自己封了一个“香莲博士”的称号,他认为小脚有五个式样:莲瓣、新月、和方、竹萌、菱角……
文人们在小脚的审美中狂欢,也以欣赏小脚为乐,有了这大众的各种怪癖,女性也为了这些所谓的美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到了清末民初,各种新派思潮席卷了中华大地,人们开始渐渐的清醒过来,这哪里是美丽的代名词,这简直就是对于美丽的摧残。
四川在明朝之前,小脚之风却并不浓厚,常有“天足”妇女,至清朝时,四川的小脚之风才慢慢形成。
清代刘銮曾撰写《五石瓠》,其中就提到四川女性并不以缠足为风尚:“四川妇人多殊色,秾妆而跣其胫,无膝衣,无行缠,无跣,如霜素足,曾见于大市中,不以为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四川女人长相靓丽,但是没有缠足的习惯。
可是在1902年,新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曾说,四川的缠脚也开始成为风尚了,可见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缠足在四川也开始大行其道了。
一、皇帝都管不了习俗
清代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如此形容缠足的残酷:“那黑须宫娥取了一个矮凳坐下,将白绫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脚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矾洒在脚缝内,将五个脚趾紧紧靠在一处,又将脚面用力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绫缠裹。才缠了两层,就有宫娥拿着针线上来密密缝口,一面狠缠,一边密缝。林之洋只觉脚上如炭火烧的一般,阵阵疼痛,不觉一阵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
这一段描写是林之洋出海时,到了女儿国,国王看上他要他做妃嫔的桥段,这是男女更换立场之后的一段荒诞故事,虽然看起来极其荒谬,可是从这个魔幻且怪异的小说中,人们还是深刻的理解了缠足的罪恶,以及女性在这种畸形审美下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但此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从宋代女性缠足风尚逐渐吹起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并未强制过民众必须缠足,甚至缠足之风最甚的清朝,还曾严禁缠足的陋习,在康熙三年,朝廷下发“禁裹脚”、“违者枷责流徙”等等禁令,可是奇怪的是,大家并不认同朝廷的法令,依然保留着“缠足”的风俗,可见连皇帝都无法对抗这种民间习俗,这种丑陋的习俗在当时是多么“深入人心”。
二、四川的反缠足运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放眼天下皆为准。
1874年,伦敦传教会的牧师约翰·迈克高望,在厦门成立了“天足会”;1887年,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在老家广州成立“不缠足会”;著名维新派首领梁启超也在上海成立了“不缠足总会”。
随着新思潮的不断拥入,人们渐渐的认识到,这种畸形的审美,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更是对女性的残害。
反对缠足的风尚渐渐成为了潮流,就连慈禧太后都是支持这种思想的,可见无论什么风尚,只要伤害了民众的利益,那就是要反对的,哪怕它有很深的根基,也要把它连根拔起。
四川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反缠脚大省,1897年,四川人周茂才等设立了“不缠脚会”;同年,荣县也成立了“大足会”;1897年,英国立德夫人在重庆倡导“天足会”……
四川的反对缠足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那种畸形的审美,已经为人们所唾弃,当初皇帝都管不了的习俗,在那些士子文人们的呼吁下,终于渐渐走向“土崩瓦解”,但凡陋习存在,都是有它存在的土壤,可一旦有人举起熊熊火把要烧掉那些存在于焦土下的“枯枝败叶”时,必然会有烟尘产生,可是一旦这些腐败的东西被烧灼了之后,剩下的就将是风清气朗。
1902年,新任的四川总督岑春煊,看到如此情景,立刻写下了洋洋洒洒2000字的劝诫词,痛陈缠足的弊端。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八,成都的文殊院成立了“放足会”。
那天的盛会吸引了很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姐、夫人们,虽然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成功,可是因为有了这种宣传,就如种下了一颗种子一般,总会有一天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随着这些宣传的到来,四川的女性迎来了新的思潮,虽然有人支持,可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完成改变的。
三、艰难的改变
一件事物要经历变革,总是会有无数的质疑,无数的反抗。
封建社会的女性,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她们都是养在深闺的女子,从小就接触着封建思想的荼毒,很难在行动上表示出什么来。
根据1906年《广益丛报》中记载:川中放足之风,数年以来经各处志士先后提倡,无如积习太深,难以骤剔,而不肯释放者,总居其多数也。
为了让“放天足”成为风尚,官员、志士们一再倡导,也并未很快解决这种难题,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影响着当时的情况。
从光绪年间到民国之初,其实缠脚之风还是存在的,1921年,四川军阀杨森驻扎在泸州,他通告当地女子放脚。
1924年——1925年之间,杨森在四川期间,都是禁止妇女缠足的,他甚至在春熙路的闹市区张贴不许缠足的公告。
可是强硬的手段并没有阻止缠脚的陋习,曾有学者指出,在1936年时,四川的缠足之风都未禁绝。
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女性才从缠足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她们颤巍巍的身影,至此消失在巴山蜀水之间。
病态的审美,会让人的心灵以及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缠足这种畸形的产物,也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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