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唐朝诗人崔珏写的《哭李商隐》一诗中的名句。这两句诗之所以传诵千古,是因为它触动了无数文人墨客心底深处的一个痛点:怀才不遇。千百年来,不知多少胸藏锦绣、满腹经纶的文人,满怀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却无人赏识重用,终生只能吟风弄月,游戏笔墨之间,在郁郁不得志中了此一生。
不过,“怀才不遇”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咎于古代人才选拔体系的漏洞和缺陷。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之所以一辈子没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个人能力不足、才华有限,恐怕还是根源所在。古代文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文学才能简单混同于治国安民之才,会写两篇好文章,会写几首好诗,就瞬间膨胀,误认为自己可以出将入相,上马平天下,下马定江山,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但事实证明,这些文学才华出众超群的大诗人、大才子们,很多人只是些不谙世事的书呆子。真要让他们进入朝廷,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技巧都不具备,更谈何建功立业。大诗人李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白千百年来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但实际上,李白的“才”仅限于诗才,从政才能、军事才能等极为有限,真让他出来当官做事,往往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李白年轻时也是个热血青年,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渴望能凭借自己的才华报效国家,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他的很多诗句中都地透露出这一点。他梦想效仿汉朝开国功臣张良,“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他梦想能像战国名将剧辛、乐毅一般,获得皇帝重用,“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让他一展经邦济世之才。
事实上,能证明他的才能的,只有一篇篇文辞华美、流光溢彩的诗篇。他四处奔波,拿着自己的诗文周游于帝王将相之间,希望能获得他们的赏识。在这些人眼里,李白不过是个文学家。唐玄宗量才录用,给了他一个翰林职位,让他成为文学侍从之臣。然而这大非李白本意,不久之后他就挂冠而去。
机会终于来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奔蜀地,任命皇子永王李璘担任江南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带领数万大军坐镇江陵,大力招揽人才,扩充实力,为唐朝建立江淮防线,阻击安史叛军向江南蔓延。李白闻讯后立即前往投奔。永王李璘也久闻他的大名,当即“辟为府僚佐”,让他成为自己的幕僚。
李白兴奋不已,盼了多少年,这次终于要真刀实枪大干一场了,他渴望着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大显身手,就此建立一番不朽功勋。他的兴奋之情在诗中溢于言表:“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俨然以当年东晋名将谢安自比,幻想自己能谈笑间指挥若定,让强敌灰飞烟灭。
然而无情的事实让他始料未及。《资治通鉴》记载,永王李璘坐镇江淮,手握重兵,江淮历来是唐朝财赋重地,财货山积,李璘居然起了不臣之心,“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野心勃勃想建立江南小朝廷,割据称帝。可笑的是李白身为永王李璘幕僚,对此却浑然不觉。
至德元年十二月,永王李璘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动水师大举东下,想攻占江南重镇广陵,正式拉开他的叛乱帷幕。李白依然蒙在鼓里,还认为永王李璘这是要出兵与安史叛军交战,“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他兴奋不已,行军途中泼墨挥毫,一口气写了《永王东巡歌》组诗十一首,对永王李璘极尽歌颂赞美之能事。其中有一首诗,给自己惹来大祸,毁了一生前途。
这首诗如下:“祖龙巡海不成桥,汉武寻阳空射蛟。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这首诗一连用了三个典故,秦始皇营建海中桥、汉武帝枞阳射蛟龙、唐太宗李世民渡辽河征辽东。“祖龙”是指秦始皇,“文皇帝”是李世民的谥号。这首诗堪称李白一生写过的最为愚蠢的一首诗。仅仅为了讨好一个皇子,惹翻了两个皇帝,断送自己前程。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当时的唐朝,上有太上皇唐玄宗,下有唐肃宗李亨,永王李璘只是个普通皇子,既不是太子也没有皇位继承权。把一个没有皇位继承权的皇子,比作前代帝王,在古代任何朝代都是大忌。退一万步说假设李璘是太子,在唐玄宗、唐肃宗都在世的前提下,这样比喻也是极不得体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李白甚至还说“我王楼舰轻秦汉”,说永王李璘胜过秦始皇汉武帝,“却似文皇欲渡辽”,把李璘比作唐朝皇帝的列祖列宗李世民,更是让唐玄宗、唐肃宗情何以堪,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首反诗。
永王李璘志大才疏,加之在安史之乱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挑起内战不得人心,结果众叛亲离,很快失败。李白明明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永王李璘根本没把他当心腹看待,但他的这首诗流传一时,成了追随李璘叛逆的如山铁证,让他百口莫辩。《新唐书》记载,李白被朝廷列为从逆重犯,“当诛”,定成死罪。大将郭子仪深知李白只是个不谙世情的书生,绝非有心叛逆之人,出手搭救,“子仪请解官以赎”,请求以自己官职为李白赎罪,唐肃宗看在郭子仪的面子上,把李白流放夜郎。当年诗人王昌龄被流放夜郎,李白写诗送他:“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传诵一时,结果如今他也落到这步田地。
李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被唐朝皇帝抛弃,一生前途就此断送。从夜郎遇赦回来后,又遭到陷害在寻阳入狱。出狱后辗转各地寄人篱下,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哀叹中了此残生。由此可见,李白的悲剧,并不能简单说是唐朝人才体系问题所致,他自身严重缺乏从政的头脑与水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李白的那首招灾惹祸的诗,一度引起后人浓厚兴趣,历代很多学者感到困惑,李白好歹也周游于帝王将相之间多年,从政头脑和水平为何如此低下?怎么也不该蠢到这种地步,写出这种触犯大忌的诗文。宋代学者杨齐贤就认为,这首诗很可能是“伪赝之作”。元朝学者萧士赟也认为,这首诗“用事非伦”,引用典故和比喻都不伦不类,认为很可能不是李白写的。但怀疑归怀疑,他们也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目前只能以《全唐诗》等权威记载为准,这首诗仍被确定在李白名下。
其实李白写出这样的诗也不奇怪,他是个纯粹的性情中人,兴之所至,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不考虑那些波谲云诡、勾心斗角的朝局内幕,也在情理之中。从这首诗的风格来看,流畅奔放,也符合李白的一贯诗风。李白是永王李璘手下的小角色,事后却遭重惩,险些被杀头,这些都从侧面证实,这首诗是李白所做无疑。虽然李白一生饱经坎坷,屡屡慨叹“天下无人知我心”,但千百年后他的诗篇万口流传,深入人心,天下人都是他的知音,也足以慰藉他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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