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石上人生》：出土墓志与传记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前两章重在论证墓志铭的传记文学价值。第一章集中阐释了全书所使用的传记文学视角和研究起点，主要对墓志铭所具有的传记文学属性进行了分析，在新史料的框架下丰富了我们对传记文学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指出了墓志铭与其他传记文学作品的差异性，彰显了墓志铭作为传记文学重要载体的独特性和本书的学术价值，丰富了传记文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第二章集中对墓志铭所具有的真实性进行了探析。墓志铭的写作具有谀墓的特性，尤其是“私”的层面较为突出，但从其文本的来源及其撰写内容来看，基本的史实还是可以保证的，一般来讲志主的仕宦经历多出自行状类的文本或亲属提供的材料，即便有书写时的虚笔和隐恶之举，但牵涉史实的因素当可信不疑，展现的个人形象和历史叙事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唐人来讲，谱牒知识是士人知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墓志文中的世系记载属于传记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利用唐代墓志铭来补正传世文献中的家族世系，已经出现了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和吴炯炯《新刊唐代墓志所见世系考订及相关专题研究》的专著与博士论文，均证明墓志文本中关于志主三代内的世系书写基本可靠。

三四两章重在对传主生前的形象和亲属间的情感表达进行分析。墓志文体从初创到定型，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有唐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受其文学风尚的影响，尤其是精英作家群体的实践下散文化的倾向越来越强，文学创作的思想表现的极为突出，比如在韩愈的墓志文写作中，他就把自己的文学好尚和时评观念投射到了志主的身上，突破了墓志铭本身撰写的模式。在书中讨论了墓志铭叙事功能的加强，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在中晚唐时期的志文中成为了主流，如李商隐在《王翊元暨妻李氏墓志》中写道：“元和初，镇州反。天子命取之。贼牢未动，诸侯兵进退将望，立牙不定。公曰：‘是可以有为。’始起于潞，及卢从史有谋，公因持奏入，谒上曰：‘潞有平原可战，有积谷可守，其土种马而原蠺，其人利斗而尚决，耐寒而廉食，真赵魏屏也。陛下何至尽其地为卢氏□携子耶。’上曰：‘取之若何。’公密陈如此如此。上悦，曰：‘汝之先以一箭射杀邢超然，后又射杀袁晁，蹙萧庭兰众，夺取李灵曜信旗，佐韩滉修理职贡，故孝文立龙武使为将军。汝免之。’公辞出至潞，以乌重胤深重可付事。因出上意，重胤曰：‘健兵皆不在牙下，奈何。’公曰：‘第无虑，承漼且至，有兵。’既而承漼至，会从史。前五日转得枭，使不胜者出负酒，且大哥舞。公掌樽居中，约承漼。食时伪醉，重胤自外入，立缚从史，事定。历左龙武、左羽林将军。”在这篇墓志铭中既有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有传奇小说写作方法的使用，传主的形象活灵活现立体饱满的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在墓志中记载的个人关系网络是文学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墓志撰书者的选择在官方原因之外，更是丧家情感关系的集中映现，尤其是亲人撰书的墓志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与思念，如韦应物为其妻元苹撰书的墓志中，诗人这样写道：“昧然其安，忽焉祸至，方将携手以偕老，不知中路之云诀。相视之际，奄无一言。母尝居远，永绝□恨，遗稚绕席，顾不得留。况长未适人，幼方索乳。又可悲者，有小女年始五岁，以其惠淑，偏所恩爱，尝手教书札，口授《千文》。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益不能胜。天乎忍此，夺去如弃。余年过强仕，晚而易伤。每望昏入门，寒席无主，手泽衣腻，尚识平生，香奁粉囊，犹置故处。器用百物，不忍复视。又况生处贫约，殁无第宅，永以为负。”墓志铭记载的志主友朋，更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鲜的史料，如柳宗元在《独孤申叔墓志》中有如下文字：“君之寿,廿有七,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于其友,而未信于天下。今记其知君者于墓：左司员外郎李君直方贞白,陇西人；韩泰安平，南阳人；李行纯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赵郡赞皇人；柳宗元子厚,河东解人；韩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广津,太原人；吕温和叔,东平人；刘禹锡梦得,中山人；李景俭致用,陇西人；韦词默用,京兆杜陵人。”独孤申叔的朋友圈，为诗人交游和文学网络的探讨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五六两章将研究视野集中在传主的疾病医疗和身后事宜的安排上。个人生命史和医疗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前沿话题，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文本书写是深入分析唐人传记文学体例的重要素材。书中从多个角度对墓志铭中的医疗疾病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察对象以男性志主为主，不过在医疗条件较为落后的唐代社会，女性因为生育生养等生理因素，会比男性更多的面对一些特殊的医疗问题。这方面的研究，陈昊《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万军杰《唐代女性的生前与卒后：围绕墓志资料展开的若开探讨》等论著均从历史学的视野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正可与本书基于文学角度的研究相表里。死亡关怀是文学世界里的永恒主题，墓志铭作为亡者个人生命史的最后总结，在传记文学研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不管是志主在弥留之时的或薄葬或分葬的叮嘱，还是子孙为了彰显孝道所营造的盛大葬礼，实际含义都是安慰亡者而昭示生者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墓志铭本质上乃墓葬礼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撑着现实社会秩序的实施和表达，在墓志铭的撰写过程中，亡者与生者观念的不一致是如何在墓志文字中进行协调解决的，都是需要注意的方面。在第三节讨论归祔祖茔时，除了书中集中论述的多方墓志铭外，最令人注意的还有误掘他人坟莹的情况，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太平广记》引《通幽记》就记载了兰陵萧遇迁移母亲墓穴误掘了卢会昌的坟茔，这个事迹在出土的萧遇墓志中有着详细的记载，集本石本相互参照可以给后人提供理解唐人祔葬礼制的传奇个案。

下编四章，作者选取了王洛客墓志、何昌浩墓志、于汝锡夫妻墓志和皇甫鉟墓志，分别从个人生平、士人交游、家族网络和谱系建构四个角度进行了个案化的研究。这四个个案考察，可以分别对应上编章节中所讨论的综合面貌，是在传记文学理论下的专题深化。上下编的设置，体现出了作者宏大的研究视野，点面结合互为补充，完整勾勒出了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代墓志铭图景。诚然，这四方墓志的志主还是属于传统文人的精英范畴，而唐代墓志铭志主涵盖了各个阶层的人群，容纳了胡汉不同的族群，今后如有条件能从传记文学角度对各民族、各阶层代表性人物的墓志都进行一番探讨，方能全面反映唐代社会的真实面貌。

作者一直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耕耘，其在浙江大学的博士论文《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综合探讨了唐代墓志铭的义例和文章学问题。本书作为博士论文的延续之作，理论性更加突出，学术关怀更为宏阔。在现代学术划分尤为细致的条件下，全书对于史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还稍有不足，不过瑕不掩瑜，作为从传记文学角度研究唐代墓志铭的开创之作，角度新颖，问题意识突出，可称之为是一部预流视野下的唐代文学研究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