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第九战区都有哪些精锐部队？是如何撑起正面战场半边天的？

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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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胜多负少的艰难鏖战的抗战中，第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是罕有的以中国军队胜利告终的战役，而且日军自身也不得不承认其败绩。除此外，中日抗战相持阶段的的大部分重要会战都在第九战区发生，或者有第九战区部队积极参与。
第九战区能撑起正面战场半边天靠的还是自身实力在全国的拔尖，笔者就借本文来聊聊第九战区下辖的各个部队情况。

第九战区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1938年3月，此时第九战区还被称为中央直辖战区。当时该战区的作战方针是和第三、五两个战区相策应，拱卫武汉。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前，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会战期间，也许是第九战区实力巅峰时期，该战区以张发奎和薛岳指挥的两个主力兵团为核心。此时该战区可谓云集了当时全国各路精锐部队。首先是陈诚自己的土木系部队几乎都集中在第九战区，例如当时黄维任军长的第18军，霍奎彰任军长的第54军。

此外第九战区还下辖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张发奎的第一兵团，还下辖关麟征的第52军，李仙洲的第92军，周礨的第75军等当时在国内堪称一流主力的中央军部队。
薛岳的第二兵团下辖部队实力同样出色，有俞济时的第36军团下辖第74军和第29军，另外还有“铁军”之称的第4军，粤系的第64、66军，以及由预备第3师和第4师改编而成的第52师、190师组成的第25军。

特别是薛岳在万家岭战斗后专门上报嘉奖第4军、25军和66军三个军。特别称赞第4军和66军“屡立战功，迭挽危局”。
不过在武汉会战后，粤军系统的第64军和66军调到第四战区，第25军调到第三战区。第4军在后来补入逐步被中央化的102师后，一直作为第九战区的骨干和王牌部队使用。
日军战史《长沙作战》提到第九战区各部队战力时写道“上述各军中，战斗力为甲等或接近甲等的为第4、37、74等军，特别是第74军……”可见第4军在日军眼中也是被排上了号。
在1944年长衡会战以前的各次战役中，第4军的表现是很出色的，部队和各级主官多次受到战区司令官薛岳的嘉奖和表彰。
例如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59师张德能部因“守备长沙坚忍沉着，追击搜索机敏努力”而被评为次优师。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4军军长欧震“作战期间，督率所部始终与敌战斗，忠勇用命，指挥适当，战绩最优。”此外，第4军下辖3个师，第59师和90师又都因“战斗极努力，战绩最优”，第102师“尚属努力，战绩次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4军军长欧震因“在长沙外围包围歼敌及追击歼灭战之全期间。率部忠勇用命，指挥适当战绩特优”而晋授三等宝鼎勋章一枚，第59师师长张德能和第90师师长陈侃各获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但是到了1944年的长沙保卫战中，第4军就实在稀松，根据《第四军长沙第4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中所描述的问题，有”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训练敷衍塞责“；有“城防团59师177团和警备部官兵，以强迫疏散为名，大肆发洋财”；更有甚者“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且将攫取之财物用五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还有”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
此战后，该军的军事主官全部被更换。军长张德能被枪决，第59师师长林贤察，第90师师长陈侃，第102师师长陈伟光皆因作战不力，指挥无方被撤职。而谍报参谋报告中所涉及的第59师177团团长杨继震，第4军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军务处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都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说完薛岳手下的嫡系，亲生子第4军，笔者再谈谈九战区下面的一支杂牌部队——川军。
其实川军内部分很多派系的，比如先后隶属于第九战区的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下辖第72军和78军）和第20军杨森部队。
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由原川康绥靖公署所辖的独立旅和四川境内保安团编成新13师、新14师、新15师和新16师这四个师。虽然是新编师，但是该部装备却不差，根据1938年8月31日该集团军上报数字，有步枪14753支，轻机枪962挺，重机枪235挺，迫击炮110门。此外该集团军还有很多未上报的武器，例如川军独有的四七迫击炮。该集团军装备虽好，但是毕竟缺乏正规完备的训练，而且作战经验以及作战纪律相当缺乏。

1938年8月底，武汉会战进入白热化，在薛岳的第一兵团在庐山西峦官桥附近与日军第101、106两个师团逐个山头阵地鏖战时，侧翼由第30集团军防御的岷山防线被从瑞昌南下的日军第9师团丸山（第6旅团长丸山正雄指挥）支队迅速突破，作为第一兵团司令的薛岳不得不从前线紧急抽调第4军一个团，74军一部以及第18军一部共同夹击丸山支队，另外不得不将命令正在前线鏖战部队迅速转移，防线后移。
岷山一战，薛岳震怒，报告王陵基部队各级军官在作战期间逗留后方至遭受挫败，请交军法总监议处。而与此同时，薛岳也上报救援的俞济时、王耀武、冯圣法作战不力，各记大过一次，51师团长杨雪珊撤职查办。也因这件事，薛岳与俞济时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初战不力不等于后面一直都不行。正如军委会战区军风纪巡察团第三团主任委员苏炳如在第30集团军报告中所述，“该部原系川保安队拉杂编成，不克征询，奉命驰援前方，喘息未定，即参战幕，阵官兵生疏，掌握困难，无可讳饰，惟王陵基爱好心切，毫不护短，对上甚诚，对下尚严……”
王陵基在武汉会战中呈蒋的电报中也自认为“循战则绝不可用，不战则何于军人天职。万不得已，只好从训练下级军官入手……。”于是武汉会战后，王陵基所部进行了积极整训。
到了南昌会战时，第30集团军与攻击武宁的日军第6师团遭遇，该集团军再次遭到第6师团重创，损失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
至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该集团军下新15师“因攻克黄沙桥，阻敌西犯修水”被评又次优师，但新14师却因“到达山口附件后，对大锻东北地区之敌未能积极攻击”而列入应罚部队行列。但到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72军因顽强的作战表现获嘉奖。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30集团军下新13师和新15师获得陆海空军褒状。此后常德会战中，第72军军长傅翼晋授三等云麾勋章，新15师师长江涛获四等云麾勋章。
王陵基第30集团军的表现应该说一开始虽然很低，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整体素质和战力在逐步提高。
第九战区麾下还有另一支川军，也就是20军杨森部队。虽然日军在1941年的战斗力调查表中王陵基部和杨森各师的战力判定都是乙等，但是纵观整个抗战期间表现，杨森的20军表现却远胜于王陵基的部队。

20军杨森部可以说是最早参加抗战的川军。该军参加淞沪抗战时“官兵欠饷已五个月……官兵里特科人员缺乏，更是无一工科人员。武器装备更破败，每连仅轻机枪三挺，每团仅重机枪六挺，尚有不堪用者。”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该军接防蕰藻浜南岸陈家行顿悟寺盛宅阵地，伤亡师旅团长21名，连排长200余名，士兵7000余，武器毁损近半。但是淞沪会战后，军委会为20军大量补充装备，使得该军装备得到极大的改善。
此后，该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都曾经获得嘉奖，第一次长沙会战第27集团军司令杨森“确实奉行命令，指挥有方”，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27集团军作战全期间，督率所部始终与敌战斗，指挥调度均能适切战机，获得良好战果。另外第20军军长杨汉域指挥有方战绩次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更是由大云山杀出，截击撤退的日军第6师团，并重创了救援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所部。也许因该部一直以来的优异表现，第20军于1945年编入汤恩伯指挥的第三方面军。1945年6月参与桂柳反攻战役。在8月14日当日攻击致全县附近，20军与26军先头部队遭遇日军反攻后被迫后撤，这段战绩便成了后来人所谓的“抗战胜利前一天全县沦陷”的故事。
当然，第九战区除了第四军和这两支川军部队还有许多优秀的部队以及撑起半天的战略战术，笔者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继续阐述。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