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会议？

电视剧《觉醒年代》有一段把观众看哭的情节：陈独秀和李大钊坐着马车离开了北京，在天津的海河岸边。陈独秀和李大钊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帐篷和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在了解难民的悲惨境遇后，两人痛彻心扉，泣不成声。陈独秀、李大钊对着难民们宣誓：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作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9.3分神剧觉醒年代#

然而，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十三名党员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却没有发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身影。

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不管是放在当时还是今天，都是党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党的两位最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大会呢？

陈独秀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议？

现在史学界和党史界比较认同的是，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是因为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波。包惠僧后来回忆道：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正是这种原因，陈独秀只好放弃，而是委派了包惠僧代替自己前去上海参加中共一次会议。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是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我们知道，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党员，还有来自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早在1920年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就在上海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即中共上海发起组。1920年底，陈独秀到了广州后，不仅在广州重新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帮助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组建了党的早期组织。为了使中共一大会议顺利召开，陈独秀于1920年底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翌年2月，他又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并把党章寄给了上海发起组。这也说明了，陈独秀对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抱着极大的信心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而令人不解的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中国后，并没有和陈独秀进行深入的交流，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大包大揽。这也许是陈独秀没有亲自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建党和党的一大会议是两个概念，关于党成立的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实际在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建立了。董必武于1937年在延安接受尼姆韦尔斯访问的时候，曾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也明确记载：“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也许基于这种原因，陈独秀就把中共一大会议看作了共产党一次正常的党内活动，再加上工作繁忙，就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会议，不过，他还是委派了包惠僧前往上海出席了会议。

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议？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兼管北京大学图书馆，时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抽不出身前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1961年，张国焘曾回忆道，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前夕，“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李大钊于1921年六七月间，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法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会议的召开时间大致相同。不过，据文献记载，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并没有在北京召开，而是选择在了南京，而李大钊当时在北京，也没有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大钊、陈独秀包括前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十三名代表，在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会议的重要性，更没有想到这次会议将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曾经是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最年轻的刘仁静，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回忆道：“1921年夏，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当时并没有想到是出席一个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当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会议的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也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所以就把每年的七月一日确定为了党的诞生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