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日寇调集大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展开大规模的清剿,以消除对汪伪心脏地区的威胁。
日寇除了正面围剿新四军,还利用各种渠道,试图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官兵,从内部瓦解新四军。
就在这反清剿的关键时刻,属于粟裕第一师管辖的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率全团600余人,携带武器装备投降了日寇,引起轩然大波,日寇借助此事大肆宣传。
但在指挥部内的粟裕却异常地镇静,丝毫没有因为部下的叛变而发脾气,还在5个月后,称:汤景延是一个大英雄,这是为何呢?
汤景延是江苏如皋人,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汤景延因发表同情共产党的言论,被国民党当局以“通共”的罪名逮捕,后被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朋友担保下,才得以出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大举侵华,看着半壁江山落入敌手,汤景延坐不住了,参加了驻在江都一带的李长江部。
由于驻地附近有新四军的部队,加上在国共合作时期,汤景延与新四军颇有接触,他十分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很失望。
果不其然,1941年2月,汤景延的顶头上司,时任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的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汤景延宁死不当汉奸,与李长江分道扬镳,带着部分人马以及武器装备,参加了新四军。不久后,就被粟裕任命为通海自卫团的团长,“汤团”由此而来。
上级党组织为增强在隐蔽战场的力量,汤团接受新四军第一师以及通海工委的双重领导,属于一股“中间力量”,专门在日伪的夹缝中与敌人做斗争,特殊环境特殊对待,组织上特别允许汤景延保留在旧军队时“花天酒地”的生活习惯,以迷惑敌人的耳目。
1943年春,随着苏北、苏中、苏南新四军的不断发展壮大,使日伪感到严重地威胁,调集大量正规军以及伪军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清剿。
日寇的第一个目标是四分区的通海五县: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这里是连接南北的咽喉地区,一旦这里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日寇还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派出特务秘密进入根据地,利用各种手段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党政军干部;身为本地人,且有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职经历的汤景延自然成为特务的“策反”目标。
当时负责策反苏中根据地官兵的汪伪特工有两个:一个是张北生(南通“清乡公署”主任),此人在抗战前曾做过国民党县长;另外一个姜颂平(“特工总部南通特工总站的站长”),早年曾是共产党员。
这两人上马后,都将目光对准了汤景延。
最先上门的是姜颂平,他派出手下的得力干将,也是曾与汤景延共事过的陆某。
在国军的时候,汤景延与陆某的关系不错,寒暄过后,陆某直接说明了来意,对汤景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汤景延心里想,陆某此时来“策反”,定有深意,准备与粟裕商量后,再采取应对措施。
“此事关系到我几百个兄弟的性命,我要与兄弟们商量一下。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汤景延对陆某说道。
“理解,理解,但皇军步步逼近,汤兄可要尽快”陆某说道。
在送走陆某之后,汤景延立即来到新四军一师的师部,当时粟裕正在寻找打破敌人围剿的策略,接到汤景延的报告后,眼睛一亮,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中形成了:将计就计,派一些部队潜伏到敌人内部,如果形势不好,可以继续潜伏,形势好,可以破腹而出,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如果是汤景延一个人“叛逃”还比较简单,但要带着一个团几百号人可不是小事,粟裕指示汤景延要等待一个机会,探清敌人的虚实。
在等待了十几天之后,陆某再次找上门,但汤景延表示,这种大事要与姜颂平面谈。
随后,汤景延跟随陆某到南通县城面见姜颂平。
但姜颂平毕竟是一个特务,有如此的好事他也很“慎重”,问汤景延:“汤兄,根据我得到的消息,新四军对你们还不错,怎么会想在这个时候另谋出路呢?”
“您应该知道,我过去曾在国军中当兵,当时李长江投奔皇军时,我与他分道扬镳,现在想想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汤景延说道。
“我们这支部队属于新四军的地方武装,待遇肯定比不上正规军,且新四军对我们也不是很信任,如果皇军大兵压境,苏中的新四军压根不是对手.....”汤景延说道。
“汤兄说得没错,这次皇军调来上万的大军,新四军的苏中根据地唾手可得……”姜颂平说道。
“但我们有一个要求,脱离新四军可以,但需要保留原有的建制,同时要在原地驻防”汤景延说道。
“你提的条件,我现在不能答应,要汇报给上面才能作决定”姜颂平说道。
最后日本人同意了汤景延的要求,同时将汤团改编成“外勤警卫团”。
从南通回来后,汤景延马不停蹄地到苏中军区汇报,上级也同意了粟裕的这个计划:将汤团打入敌人内部。
粟裕当面向汤景延交代了任务:“你的任务是搜集情报,把口岸牢牢控制住,确保我方可以顺利来往,配合主力的行动。”
汤景延深知这是组织上对他的信任,带着一个团去诈降,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坚定地对粟裕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汤景延带着军区刚配备的政委顾复生、副政委赵济民回到部队。紧接着,对部队进行整顿,对于不适合参加潜伏的官兵进行调离,同时让上级再派30余名优秀的党员进入部队。
在党员会议上,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纷纷质问:“好好的为什么要当汉奸?”
汤景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只是换一种斗争方式,请大家放心,穿敌人衣服是暂时的......”
在做好最后的准备之后,汤景延与姜颂平商定了起事的时间:4月15日凌晨。
为配合汤景延演出,粟裕安排部队与汤景延激战,同时还将三个本被判死刑的叛徒击毙,以躲过姜颂平的耳目。
汤景延带着部队连夜赶到南通城外的接应地点,陆某已在此等候多时。见到汤景延后,他首先问:“汤兄,部队都带来了没有?”
“大部分都带来了,有一些临阵脱逃,被我打死的几个,其他的都逃脱了”汤景延说道。
姜颂平在派人去密查后,果然有三个汤团的人被“击毙”,汤景延初步获得了信任。
几天后,汤景延“通电全国”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节制。对于敌人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也很谨慎,日伪高层一方面公开宣传以及犒赏汤团,一方面给下面的特务组织下令,要密切关注汤团。
汤景延深知,敌人不会这么快就信任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获得敌人的信任,他把家小都带到了南通,住进了“汤公馆”内,与日伪头目“打成一片”,只要有“朋友”约他出去喝酒吃饭,汤景延基本都到场,且每次都会带上重礼,大家都纷纷称赞他。
不久后,姜颂平带着他来到苏州晋见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
李士群过去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曾受组织派遣,到苏联专门学习过特工,回来后就被分配到上海特科,但在一次行动中,李士群被捕,随后就叛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改弦更张,投降日寇,沦为汉奸。
李士群对汤景延很客气,说道:“你在关键时刻起义,立了这次清剿的头功,但你要以此为基础,招兵买马......”
当时李士群也在想壮大自己的力量,以获得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汤景延又是一个主动上门的对象,当场就宣布晋升汤景延为少将旅长。
回到南通后,汤景延就换上了少将军衔的军装,一些伪军头目见汤景延如此受到“省主席”的重视,将来定“前途无量”,纷纷上门与汤景延套近乎,而汤景延也利用这些人,获得一份又一份的情报,并秘密送到根据地,使新四军能够及时作出应对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给新四军运送以及购买物资,汤景延效仿其他伪军头目,利用手中的“权力”做起生意,开设了一家叫“协记公行”的企业,自己担任大老板,政委负责财务,并在各个港口开了分行,因为汤景延是李士群“倚重”的人物,因此做起生意来得心应手,没有人敢从中作梗,他利用这个机会,为新四军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通了一条“运输线”。
与此同时,敌人也在不断考验这支部队,生怕这是新四军的计谋。
一天,汤景延接到点验的命令,他立即将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特殊人员隐藏起来,不参加点验;同时让部队抓紧时间训练,以表现出一个良好的形象,由于工作做得到位,很快就蒙混过关。
但这毕竟是一支600多人的部队,平时难免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汤团的参谋长苏农进城后,迅速堕落,每日笙歌燕舞,将工作放在一边,成为一个非常地危险的人物,很容易就会成为日伪特务突破的缺口。
在与政委商量之后,决定让政委顾复生找苏农谈话。但苏农却说:“为什么汤团长可以这样,我就不可以?”
鉴于苏农的情况很严重,汤景延认为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将其处死。
汤景延告诉苏农:“刚才上级派人来,要我们回去汇报工作”苏农以为这是真的,就跟着汤景延走,最后当晚就被处决。
与此同时,日伪为分化汤团,部队被改编成“教导二大队”,并被调到其他地区驻防,部队也被分散在十几个村镇上。
汤景延预感到这是敌人想要分化部队的信号,加上已基本完成任务,新四军即将打破敌人的清剿,便请示上级,是否可以“破腹而出”回到组织的怀抱。
粟裕得知汤景延的情况后,认为现在汤团被分开,与各部队联系不便,且已基本完成潜伏的任务,没有必要冒这么大地风险继续留在敌人内部,同意了汤景延的请求,并指派警卫团到与日伪的交界处接应。
汤景延根据粟裕的指示,在与政委、副团长等人商量后,决定在9月29日晚行动。
恰逢此时二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来看望他,汤景延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让他对外宣布在9月30日结婚,以这个名义邀请附近的伪党政军头目来喝喜酒,然后将这些人消灭。
根据汤景延的安排,周显才29日傍晚到团部,当着特务的面邀请汤景延、沈仲彝等人的家属到金余镇参加他的婚礼。
汤景延故意说:“现在形势那么紧,就不要去了。”
当时家属们“缠着”都说要去,汤景延故意发脾气说:“都要打仗了,还参加什么婚礼.....”
在场的特务见汤景延发火,便说道:“汤团长,现在这里还掌握在我们手中,夫人的安全问题不用担心,且一路上都有我们的人.......”
“那好吧,不过你一定要保证她们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你是问”汤景延对周显才说。
当天晚上,汤景延邀请驻地特工站站长以及警察局长等人来打牌,待到时间后,房间内的警卫拔出枪对准了这些特务。
“汤团长,你这是在做什么,我们都是自己人”特务们说。
“什么自己人,我是新四军”汤景延说完,就对着这群特务开枪。
枪声就是信号,随后各部同时行动,拔掉了敌人的十几个据点,并按照预定时间,到达集合地点,在警卫团的接应下回到了部队,结束了167天的潜伏。
第二天,汤景延带着全体官兵,高举新四军的军旗,携带着大量的武器装备,回到了苏中军区。
这时大家才知道,汤景延原来是假投敌,在庆祝大会上,粟裕称汤景延是一个大英雄。
汤景延率600余人潜伏敌营,又能全身而退,这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罕见。
1948年初,华野组建了苏浙边区游击纵队,丁锡三担任司令,汤景延担任政委,进入浙东,寻找当年新四军北撤时留下坚持游击的官兵。
但因叛徒的出卖,丁锡三、汤景延一行人在从上海上岸后不久,就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在激战中,丁锡三等十几名官兵牺牲,汤景延等四十余人负伤被俘。
为了拉拢汤景延,国民党当局许以高官厚禄,但汤景延始终坚贞不屈,不透露任何党的秘密;在监狱中,他还勉励大家:“我们是在上海快要插上红旗前流血的人,这是我们的光荣!”
特务见实在无法从汤景延身上获得有用的信息,决定将其处死。
1948年5月14日,汤景延被国民党特务押到刑场,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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