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析 | 汪平平：建构主义视角下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

　　编辑 / 小二 审核 / 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独家出品

　　建构主义视角下

　　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

　　作者 / 汪平平

　　摘要：近几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宣告结束，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美国大选也为给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如何会如何发展？中美两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不少学者提出的疑问。而本文则侧重于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说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趋势，并试图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要词：中美关系；建构主义；后疫情时代；身份；观念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理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并发展起来，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温特。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的身份是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有了身份才有了对利益的界定，温特并不否认单纯物质力量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种单纯的力量的作用是有限的，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温特提出了三种国家之间的角色身份，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而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一种对单一身份的界定，这种界定在研究以前的中美关系时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例如在冷战前期中美关系属于敌人身份，冷战后期两者变成了准盟友。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深入发展，在新形势之下继续用单一身份界定两者关系就有所缺陷，我们不能用一种身份来准确表明现在的中美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当然近年来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有所变化，但是仍然可以说，当前中美间竞争者-合作者的复合身份属性突出。

　　既然说目前中美复合身份属性突出，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将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来探讨中美当前的复合身份。

　　一、不同层次

　　（一）全球层次

　　1、结构性维度

　　从结构性维度上来看，中美之间竞争性身份更为突出。华尔兹曾说，在国际体系排列原则确定和单元特性相似的前提下，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分布，这是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而建构主义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如果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看国家间的关系，关注的更多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注重相对收益，崇尚零和博弈的思想。

　　例如当今中美关系的发展就体现出更多的竞争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在经济方面，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又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全方面，中国可谓是积极有为：2010年以来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升温，以黄岩岛之争和钓鱼岛冲突为代表的海洋争端频繁发作。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12年以来中国很好地打出了维权的组合拳。2013年中国建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2014年又在南海造岛，积极维护国家安全。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到威胁，并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从结构性维度来看，中美关系具有竞争者身份。

　　2、功能性维度

　　从功能性维度上来看，中美之间合作性身份居于主导地位。在应对全球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各个主体多层次参与，经典的功能主义则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在功能性合作中起到的作用。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的大国，两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上建构合作者的身份是大国关系性质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两国自身，对国际合作也有着重要意义。应对全球问题的国际合作固然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参与，但是如果想要保证集体行动的高效率，还需要主要国家牵头行动。

　　例如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2021年4月14日。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到访中国，中美双方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展开了深入对话交流，而在特使访华结束后，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包括相互合作、共同加强巴黎协定实施、共同支持在美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等内容。该联合声明的发表释放出了中美合作的积极信号，我们也相信中美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会进一步协同合作，起好带头作用。

　　（二）亚太层次

　　在亚太这一层次上，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竞争者身份正在上升。目前中美之间在亚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领土争端、台湾问题、海权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更是中美博弈的焦点问题。

　　除此之外，中美在东亚一体化的问题上也存在着认知和利益差异，这是竞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对中国在东亚所扮演的角色还存在较大的误解，以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例，他曾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指出，中国会谋求亚洲的主导地位，并有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中国的地区性的势力范围正在形成。这个论断忽视了中国一向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来没有想过主导某一地区，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会动用武力来寻求主导地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亚洲国家间的友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但是美国则一直担心东亚一体化后会变成下一个欧盟，更害怕中国来主导东亚的一体化，最终将美国排挤出该地区，因而美国对东亚一体化持消极态度。而中国则是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开放的世界，在东亚一体化问题上持积极的态度，支持亚太经济合作和东亚经济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设则是迈出的一大步。

　　（三）其他地区层次

　　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其他地区，中国和美国也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以非洲为例，中国和诸多非洲国家有着良好的传统友谊，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中非关系也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经济互动日益频繁，中非论坛成立二是年来，中非之间贸易额增长了20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增长了100倍，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也向广大非洲国家伸出了援手，援非医疗队、新冠疫苗助力非洲国家抗击疫情，中非团结抗疫为非洲从疫情中复苏带来了希望。反观美国，其经常内涵中国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纵容了非洲的腐败，而美国的媒体也对中非关系持消极态度。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指责不仅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对中非关系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中非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双方，而中美双方在非洲其实也存在着较多的合作空间，比如在反恐、维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中美都可以大有作为。

　　总体来说，中美在非洲、拉美、中东等地区的关系既是竞争者又是合作者，当然我们希望看到二者在这些地方进行奥巴马所说的“友好的竞争”，促进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二、不同领域

　　（一）经济领域

　　在经济领域，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而从当前现状来看，竞争面大于合作面。2018年可以说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大分水岭。美国在这一年出台了对华竞争战略，中美贸易战打响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方面。美国提高了进口关税，抬高了商品流动了壁垒；在对华投资方面也是抬高了资本流动壁垒；在技术方面美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的出口，抬高了技术流动壁垒。

　　而在疫情期间中美双方的经济往来不仅影响到双方的发展，对国际机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在WTO存续问题方面，中美两国也曾制定互利互惠的准则，在2020年10月28日世贸组织召开的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了新一任总干事的名单，但是一公布，就遭到了美国的公然反对，导致总干事的选任工作停滞不前，而在此期间WTO也难以发挥正常职能。中国向来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但是美国近期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头，滥用“一票否决权”，严重扰乱了全球经贸市场秩序的稳定，而这也为饱受疫情折磨的国家额外蒙上了一层阴影。中美作为世界上的两大经济体，应当尽早解决这一问题，促进多边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公平地分配新冠疫苗和相关药物，为全球抗疫事业道路扫清障碍。

　　（二）安全领域

　　1、多边安全领域

　　在多边安全领域，中美双方主要表现出合作者的身份，当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竞争者身份。在该领域，中美在应对恐怖主义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以合作为主。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比如美国在解决国际安全问题时强调人权，宣传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经常使用武力干涉，而中国则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尊重国家主权。

　　2、双边和东亚地缘安全领域

　　在双边和东亚地缘安全领域，中美更突出地表现为竞争者的身份，二者在台湾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前文已经提及，故不再赘述。

　　3、非传统安全领域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存在着较为广阔的合作空间，大有可为，当然也存在竞争关系。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中美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恐怖主义、互联网安全问题等方面都进行了有效的合作。

　　但是由于双方理念的差异，也存在一些矛盾，抗击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在面对新冠疫情时，城市停摆，停工停学，进入紧急战时状态，最终在2020年3月控制住了疫情，有序进行复工复产复学，在控制本国疫情的同时中国还积极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推广中国经验，向那些饱受疫情折磨的国家伸出援手，并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而反观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其并没有给予新冠疫情高度重视，反而看着中国受挫严重，抱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当新冠疫情在美国逐渐肆虐，美国政府先是不鼓励民众戴口罩，称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流感。随着形势的逐步严峻，美国部分州开始限制居民出行，提倡“社交距离”，但是当抗击疫情处在关键期的时候，一些州又开始纷纷解禁，恢复生产。这更是让前期抗击疫情措施功亏一篑。截至北京时间6月1日18时，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79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万例，均位于全球第一。在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更是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举动：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全球疫情大爆发是中国抗击疫情不力，隐瞒事实；中国应该赔偿美国的损失；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经济支持远多于中国，而世界卫生组织却在公开场合表扬中国的行动，已经成为了一个服务于中国的组织；颁布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新法令；甚至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我认为中美之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大，在未来两国应当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扩展合作面。

　　4、文化领域

　　中美之间在文化领域的关系可谓是十分复杂，而其对于外交的影响也很复杂，文化领域的分歧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中美之间矛盾不断的原因。

　　从世界观方面来看，中美都承认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但是两国对于体系结构的看法又有分歧。中国倾向于多极，希望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开放的国际体系，也希望中国可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和平崛起，而不是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口中的“修正主义国家”；然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将冷战后的世界看成一个单极体系，由其称霸世界。从原则信念上看，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途中也历经坎坷磨难，中国人更为珍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念，而其与美国的分歧主要是在这些价值的判断标准上。例如，中国人大都认为民主的模式应当是多元的，在国际层面中国也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国际体系的平等和民主化。而美国的原则化信念则深深植根于自己的历史和自由主义传统，寻求自由的扩展。主权和人权孰高孰低的问题恰好是双方原则化信念分歧的体现。美国主张人权高于主权，而中国则担心这样的原则会带来侵犯他国主权乃至侵略行为的合法化。在因果关系方面，中美双方杜宇具体安全威胁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中国的威胁既有内在也有外在，而美国面对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外在，在具体安全问题上，美国可能相信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的威胁最为紧迫。

　　除此之外，在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时，我们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拜登时代，中美关系将走向何处？我认为，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较特朗普时期会有所缓和，但是两者仍旧以竞争者身份为主。

　　其一，上述中美在世界观、原则性信念等方面的分歧难以消除，因此双方矛盾犹存。其二，美国国内民众反华情绪较为强烈，根据一家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态度明显恶化，持负面观点的受访者比例大幅上升，2019年高达73%，甚至有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糟糕，而拜登的上台并不会迅速扭转这一局势，在其政府的认知中，俄罗斯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而中国仍然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未来中美在一些具体竞争领域依旧会有很多摩擦。其三，拜登较于特朗普而言是一个更为成熟的总统，执政期间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会增强，有可能通过一些政策来恢复中美之间的对话。民主党认为目前威胁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要素为新冠病毒流行、气候变化、国内种族不平等、国内经济失衡等，我们也欣见中美在这些民主党关注的议题上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我们可以感受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一，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国威胁论”这一说辞反映了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方也怀疑美国要打压中国，破坏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其二，中美双方在核心利益认知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三，中美之间的互动模式较为滞后，比如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议程设置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有所增强，而美国在与中国的互动中仍然按照旧有的思维方式行事，使得中美旧有的互动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其四，历史经验教训的影响、错误直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非理性认知相符也使中美双方存在相互防范的心理。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双方应该抛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创新思路，开展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增强良性互动，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作者汪平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在读本科生；注释略；观点不代表平台，转载请务必联系平台授权）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外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3.

　　[2] 金灿荣,刘丹阳.拜登胜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J].前线,2021(01):40-43.

　　[3] 秦亚青,宋德星,张燕生,张晓通,朱锋,鲁传颖.专家笔谈: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J].国际展望,2020,12(01):1-26+153-154.

　　[4] 任永健.从建构主义视角审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学理论,2013(20):26-27

　　[5] 沈本秋.中美传统文化差异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视角[J].天中学刊,2007(01):104-107.

　　[6] 石冬明.身份视角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D].华中师范大学,2013.

　　[7] 时殷弘.近昔与未来:总统竞选期间与其后的美国对华态势[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01):1-12.

　　[8] 时殷弘,唐永胜,倪峰,吴白乙,傅梦孜,李文良,赵可金,宋国友,安刚,姜毅,徐万胜.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名家笔谈）[J].国际安全研究,2020,38(06):3-38+153.

　　[9] 童宇韬. 观念在冷战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中的作用与影响[D].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2012.

　　[10] 颜青,郑克岭.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理论研究[J].学理论,2020(11):45-47.

　　[11] 余永定.中美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评《直面中美贸易冲突》[J].新金融评论,2020(04):1-7.

　　[12] 张贝,高凤相.后疫情时期的中美关系与中国道路[J].南方论刊,2021(04):38-41.

　　[13]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4]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