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涛：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维度

题记：2021年4月17日下午，北大国发院长三角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迈向碳中和新时代：产业变革与资本机遇”。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

2015年，在巴黎缔约方大会上，产生了较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巴黎协定》。我认为该协议有两个关键成果：

一、参加大会的所有国家都接受，到本世纪末，将全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甚至1.5度水平。这意味着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以及政治争论告一段落。

二、主要碳排放大国都提出自主减排承诺。这非常不简单，因为此前，或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非常不同。有了自主减排承诺，意味着中国、印度等国的立场有180度转变，全球气候协作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两个成果也有遗憾之处，即排放大国自主减排承诺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与2-1.5度目标相比还有非常大的鸿沟。如果仅满足自主减排承诺，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不可能是2度、1.5度，而可能是3-6度。所以大会提出，2020年主要排放国重新盘点自主承诺，加起来能与1.5度目标接轨。

中国2020年在自主减排承诺方面有巨大改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与此前的承诺相比，文字差别不是特别大，但实质内容差异非常大。

对于碳中和，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终点条件。我们研究资源经济学、动态规划，都知道终点条件的变化影响整个规划期内各阶段的行为。确定碳中和的终点目标，排放轨迹就要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仅有2030年碳达峰这一目标，企业会想2030年之前是不是还是高碳行业的增长窗口期？

而设定碳中和目标后，则意味着利用2030年之前窗口期进一步发展高碳行业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投资界、企业界会注意到，要到本纪中叶碳中和、近零排放，2030年之前一定会更加强调低碳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认为如下三个维度都值得关注：

第一，能源结构必将深刻调整。

过去，能源部门对能源结构调整已经有一些布局，着重发展了一些可再生能源，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空间分布也不均匀，所以又发展了火电厂为可再生能源调峰。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一直依靠传统动能发展经济，如今提出“双碳”目标，对于化石能源的发展就需要比较深刻的再思考。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发展应该会迎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中央财经委会议时专门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致力于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这在过去是想不到的。

五六年前，我在参加一次能源会议时请教过相关专家，2050年非化石能源能否占据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可能性不大。但现在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必将对此后的行动、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只过了五六年，但站在今天的时点上看，中国已经越来越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技术和成本上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2012年，我在世界银行一次会上听到德国绿党首席经济学家讲德国能源前景，2050年基本实现以可再生能源支撑经济发展，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完全退出核能发展。当时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能源发展目标。他讲完后，世行欧洲部首席经济学家补充说道，德国目标雄心勃勃，但不要忘了，要实现此目标，背后的基础是中国技术，因为德国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能设备皆来自中国。

前段时间，我参观国发院校友所在的企业金风科技——全球第三大风机生产厂，销售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我们自己的技术、设备已经在支撑多国绿色低碳发展，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加上企业的努力，成本已经在不断下降，而且已经足以占据竞争优势。今年以来，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说明已经具备市场竞争力，经济上也更加可行。

但不可否认，可再生能源发展还面临多重阻力。要想使可再生能源快速成为中国能源体系的主要能源，体制上还需有几个突破：

一、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过去学习能源体制改革，专家一般认为中国能源体制的问题是国家电网一家垄断，需将其分成几个小电网。今天看起来又不同了。我们的调查发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真正阻力恰恰是地方封锁。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反而丰富，发了电却接不到足够的远程订单，需要克服地区封锁问题。国家发改委前几年也针对此问题出台了政策。

二、要建立分布式能源。对于华北地区能源改革，国家支持力度应大一些，屋顶光伏发展更快一些。农村家户都有屋顶产权，推进光伏发电没有产权障碍。如果国家支持力度大些，可弥补煤改气、改电工作中遇到的不足，也许对中国能源结构改革助益良多。能源结构改革，技术、成本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下一步要重点克服体制问题。

第二，碳减排要与自然碳汇方案并举。

世界上有些发展中国家，像巴西承诺30%、40%二氧化碳减排是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实现的，因为森林退化会排放二氧化碳，而不是吸碳。这方面我国做得最好。2019年中国在全球绿化发展中贡献最大，约占世界的70%-80%。

中国人工种植林发展这么快，每年新增的碳汇为国家减碳排放强度贡献5%-10%极有可能。碳中和就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森林碳汇有可能变成特别主流的二氧化碳减排工具。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对中国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特别大。

过去，我们不重视生态系统贡献，好多政策看似环保，但拖了气候行动的后腿。比如，东北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砍树，80年代出现“两危”问题（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此后国家不断出台政策，2016年实行了天然林全面禁伐，支持环保的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我们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从碳汇角度，不是少砍树就好。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才可能是碳汇，不健康的森林可能变成碳源。我国很多天然林都是退化的森林，很可能已经变成碳源，需要积极地人工干预，提升森林生产力，才会对国家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比如中国的东北地区，需要重新考虑开放天然林经营，但前提是要积极实施体制改革，因为它是传统国有林区，类似东北老工业，积淀了很多制度问题。实际上，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积累了很多改革创新经验，但中央政府不放心，所以现在天然林全面禁伐。我认为应尽快解除全面禁伐，重新启动东北国有林或全国国有林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按“双碳”目标积极经营国有森林，对国家气候行动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此外，在积极经营森林过程中，不断给国家生产绿色材料，可以助力在其他领域的替代。森林里有大量能源，潜力非常大。如果天然林保护政策能放松，有一定扶持，来自森林的生物质能源应该有很好发展潜能。东北自然条件和北欧、加拿大很像，没有理由比那些国家做得更差。瑞典30%的一次能源来自于森林，我们应积极学习。

每年国家在化石能源、钢筋水泥行业还有很多补贴，这些应尽快去掉，用来扶持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所以中国追求的碳中和，一是把生态系统的贡献提升上来，二是为国家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找到低成本蓝图。如果不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完全依赖化石能源减排，成本必然较高。

第三，政策影响难免全球联动。

我们国家搞环保、能源结构改革，习惯于依赖行政及中央政府资源，对市场机制、经济政策利用得不够充分。

现在这些条件一个个在具备。比如2018年环境税率还是定得太低，不足以改变企业、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想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环境税率可以定得更高一些。2020年开始，我国宣布推出全国性碳市场，主要涉及电力行业。碳市场会出现碳价，使二氧化碳减排有了机会成本的概念。

现在有几个因素对碳价格、投资、产业结构有很大影响。

近期欧盟出台边境调整政策，加速气候行动，碳价格肯定上升。若碳价格上升非常快，欧盟的企业就会要求对进口产品按欧盟市场碳价征收碳关税，如从中国进口风机、光伏，就要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征收。这就倒逼中国提升国内的碳价格，直接的方案就是中国也收碳税。

碳交易也是产生碳价的机制，但目前还是电力行业。电力本身不出口，出口产品怎么出现碳价格？国家级碳市场就要快速地从电力部门扩展到所有行业，但究竟能不能跟上欧盟、美国边境调整政策出台的步伐？我认为压力还是挺大的。

最简捷的是，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实施碳税。以前碳交易试点最高也就70元人民币，即10美元左右。假定未来执行20美元的碳税，碳成本会上升很多，对传统行业影响较大，当然也利于新兴产业。全球最大贸易国是美国，美国会不会调整边境政策？这个可能性在增强。

拜登竞选纲领里特别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要搞气候政策，拜登政府会不会下一步把2009年的能源法案捡起来。他在美国国内最大的阻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竞争。美国如果有了碳价格，自然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措施，对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逼迫出口国在国内征收碳税。

在中国，我认为政府已经在着力逐渐铺开碳交易机制。因为如果欧盟、美国一旦实行边境调整政策，对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影响会非常大。今年我国预计8%GDP增长主要靠出口带动。如果将来欧盟、美国都要开始征收碳关税，对中国气候政策就会形成倒逼。在我看来，碳税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机制，在中国有可能重新浮上水面，变成决策者考虑的工具，对未来经济、投资、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整理：董瑞强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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