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人口大国面临人口变局

来源：浙商宏观李超团队

李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摘要

>> 核心观点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凸显我国面临人口变局。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提高我国生育意愿成为迫切要求，未来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深刻影响，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 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已跌破低2.1的国际警戒线，生育意愿下降是关键所在。究其原因，照护难和住房难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现有政策已表现出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方面，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托儿所，旨在解决生育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房地产调控方面增大大城市房地产供应，旨在解决住房之难。

>> 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过去我国作为底子薄的人口大国，粮食保障、就业矛盾、医疗教育不足等社会经济压力是我国需要控制人口的重要原因。当前鼓励而非限制人口增长逐步成为主要矛盾，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第一，提高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成为我国重大战略，围绕人口均衡发展是必然趋势。第二，过去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全面放开生育。

>> 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消费模式变迁

过去十年，我国家庭规模经历了快速小型化，从2010年的3.1人下降至2.62，降幅甚至超过了上一个十年，主要系结婚意愿下降、少子化现象突出以及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所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深刻影响。其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对人均消费有促进作用。其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陪伴以及家务劳动的总效用显著降低，因此有利于促进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快速发展。其三，家庭规模小型化同样促使消费品从大众化向个性化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市场。

>> 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本次普查结果显示全国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抚养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养老产业将具有长期发展机会。从养老产业的发展区域来看，我们认为老龄化与人均GDP提升速度双高的区域养老产业可能存在较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养老地产领域，具备以上特征的区域有较强的养老需求且有足够的财富水平负担其养老支出。主要包括四川、湖北、重庆、湖南以及人均GDP绝对值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海南、云南等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且养老地产发达的区域可能吸引“候鸟老人”跨区域前往旅居养老，同样具备发展潜力。从养老产业的发展领域来看，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未来相关领域具有重大发展机遇，包括养老院、养老地产、商业养老保险、保健品、医药等。

>>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育龄女性人口的递减是个不可逆的趋势；第二，生育意愿较低；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来边际增量将递减；第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体量显著少于全面二孩。因此，我国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如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勤奋努力的高技术高学历人才也是全球非常稀缺的生产要素。另外，未来解决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渠道只能依赖于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开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也将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机器人科技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风险提示

我国老龄化超预期加速

正 文

总和生育率过低源自生育意愿明显下降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的历史低位，生育意愿下降是关键因素。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将2.1视为低生育门槛，倘若低于2.1，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上人口流动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该数值已跌破国际警戒线2.1，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就曾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究其原因，照护难和住房难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解决生育后顾之忧与解决住房之难是破局关键所在：

其一，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托儿所，以解决生育后顾之忧。十四五规划在数据指标中列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的1.8个提升到2025年的4.5个，年化增速超过20%。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婴幼儿照顾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2019年5月国办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近几年各地的托育政策也在逐步落地。据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披露，2019年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认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放适龄青年的照护时间，是应对目前生育率不断降低的重要举措。

其二，房地产调控方面增大大城市房地产供应，以解决住房之难。高房价是生育率保持低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高房价使得特大超大城市中适龄男女的结婚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使得平均结合年龄延后，另一方面特大超大城市的高房价也会推升各类生活成本，进而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2021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5月四部门座谈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我们认为，在大国大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加大房地产供应量是平抑房价的核心所在，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有助于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房地产税征收也可以有效推动多套房持有者卖出房子，两者均将助力进一步扩大房屋供给，从而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的问题，缓解适龄男女因住房难而产生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

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过去我国作为底子薄的人口大国，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粮食保障、就业矛盾、医疗教育不足等社会经济压力是我国需要控制人口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曾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第一，在21世纪之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长期低于400公斤国际粮食标准的安全线，粮食安全压力较大，难以支撑较高的人口增速；第二，中国劳动力充裕固然有利于发展的一面，但在资金短缺、资源相对不足，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巨大的情况下，解决不断新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难度较大。第三，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积累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事业的资金有限，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难度较大。基于我国国情，1980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落地，低生育时代到来。1978年3月5日，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载入中国宪法，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启动实施。

随着我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鼓励而非限制人口增长逐步成为主要矛盾，2011年起人口政策逐步放开，并向鼓励生育政策转变。2011年至2015年，中国各地的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由“双独二孩”逐步调整至“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二孩出生人口有一定的增长但较为有限，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在过去十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从一个控制人口的人口大国逐渐转向全面放开生育是必然趋势。

第一，提高国家人口生育水平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围绕人口均衡发展是必然趋势。2016年12月30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今后15年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压力较大，从长期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因此，必须把人口均衡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指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并强调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过去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全面放开生育。在粮食安全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474公斤，连续四年超过国际粮食标准的安全线，粮食已经连续保持了17年丰，最近6年一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在就业方面，农村剩余人口就业压力逐步缓解，劳动力供求格局逐步摆脱供给过剩的局面，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良好势头，实现调查失业率目标已不再需要控制人口的手段来实现。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福址方面，相比于过去我国有能力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与人口的主要矛盾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分配不均和质量不足。

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消费模式变迁

>>家庭规模快速小型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户规模进入快速小型化阶段。七普数据显示，过去10年家庭规模小型化速度再提速，相较于2000年至2010年0.34人/户的降幅，2020年比2010年的家庭户规模下降了0.48人/户。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家庭规模小型化的速度也相当之快。从绝对水平上来讲，同为东亚文明的韩国和台湾地区2020年的家庭规模都在3.0人左右，且人均GDP均领先于中国大陆。从下降速度上来说，日本从3.14人/户到2.62人/户共花了15年时间，而中国仅用了10年时间。

家庭规模快速小型化有以下原因：其一，结婚意愿下降和离婚率提高导致独居家庭增多；其二，在计划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现象较为突出；其三，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继续大幅增加，但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欠缺，举家迁徙难度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

首先，结婚意愿下降和离婚率提高导致独居家庭增多，家庭规模不断收缩。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独居家庭占所有家庭类型中18.5%，相当于每6个家庭中就有1个独居家庭。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我国男女比例不平衡；其二，结婚成本不断提升；其三，“独生子女”一代选择伴侣更加谨慎。

其二，在计划生育和生育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少子化现象较为突出。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2010年之后依然比较严格，2016年才开始全面放开二胎。另一方面，生育成本过高，托育服务缺乏，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显著降低，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

第二，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继续大幅增加，但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欠缺，举家迁徙难度较大，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近5亿人，其中流动人口数量高达3.76亿人，较2010年增加了69.73%。但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落户问题使举家搬迁难度大，同时社会公共服务层次不均、医保覆盖不全面也使得举家搬迁意愿低，大家庭拆分成小家庭的现象较为普遍，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现象显著存在。

家庭规模小型化将对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产生深刻影响。

其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对人均消费有促进作用。很多消费品以家庭为单位，尤其是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共享性较强的消费品，例如一个家庭一般只会购买一台电视或一辆汽车。因此，家庭规模小型化进行有利于提高此类消费品的市场空间，也有助于提高人均消费。以日本为例，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间，日本户均汽车保有量几乎没增加，但人均汽车保有量却增长了23%，这主要归功于期间日本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其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陪伴以及家务劳动的总效用显著降低，因此有利于促进护理、家政、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快速发展。举例说明，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在家做饭的边际效用降低，独居或二人家庭外出就餐的意愿显著提升，在疫情发生之前，餐饮收入的同比增速一直高于居民对于食品的消费支出增速。

其三，家庭规模小型化同样促使消费品从大众化向个性化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市场。大家庭时代，消费观念受集体主义影响更大，消费品的选择往往需要兼顾多数家庭成员的需求，进而呈现出大众化、同质化的特征。但随着小型家庭占比渐进增多，消费只需要匹配个人需求，消费品的选择开始成为彰显个人品味的一个方式。消费品从“批量生产+批量消费”逐渐迈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时代。

抚养压力增大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本次普查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长至全国人口总数的18.7%，相较2010年的13.3%提升5.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相较2010年的8.9%提高4.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提升速度明显高于60岁以上人口，全国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在此背景下，抚养压力明显加大，我国养老产业将具有长期发展机会。

从养老产业的发展区域来看，我们认为老龄化与人均GDP提升速度双高的区域养老产业可能存在较大发展机会，尤其是地域性较强的养老地产领域，具备以上特征的区域有较强的养老需求且有足够的财富水平负担其养老支出。主要包括以下区域：2000年至2020年间，四川省和湖北省的老龄化速度均位居全国前10；重庆、湖南的人均GDP和老龄化提升速度都在全国均值水平以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老龄化速度较慢，但人均GDP绝对值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藏富于民的特征同样利好养老产业发展。此外，诸如海南、云南等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且养老地产发达的区域可能吸引“候鸟老人”跨区域前往旅居养老，海南方面诸如澄迈、三亚等地已具有较为成熟的康养产业链；云南也在省内设有“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昆明等地在养老地产领域也具备发展潜力。

从养老产业的发展领域来看，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养老产业发展，未来相关领域具有重大发展机遇，包括养老院、养老地产、商业养老保险、保健品、医药等。其中：商业养老保险方面，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创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推进商业养老保险资金安全稳健运营。2020年12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提出要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来加快建设，加快发展专业化的保险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以及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养老地产方面，2019年12月5日，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规划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范围和确定土地用途和年期，统筹规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空间布局。养老院方面，2019年1月4日，民政部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要求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深化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鼓励设立民营养老院。在老龄化趋势以及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养老产业具有长足发展空间。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 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的消退

新生人口主要取决于育龄女性人数（15-49岁）及生育意愿，我们认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很难改变人口数量红利消退的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育龄女性人口的递减是个不可逆的趋势。育龄女性是指15-49岁的女性，未来15年的育龄女性人数主要取决于当前的人口现状及存活率，是短期生育政策调整所难以改变的，这也是出生人口较为可预测的主要原因。2002年起，我国1980-1990年第三轮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22-30岁的生育高峰期，这使得2002年至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均值达到1635万人，出现明显抬升。但随着婴儿潮人口红利的消失，育龄女性基数正在缩减，2011年，我国育龄女性人口达到历史峰值3.75亿，此后已经进入下行通道，短期难以改变，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

第二：生育意愿较低。一方面，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新生儿存活率越高，人们生育意愿越低；其次，生育意愿降低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直接相关，女性教育水平及对工作依赖度的提高增加了生育成本；另外，孩子养育成本及生活成本的高企也抑制生育意愿。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参考国际经验，目前我国已经濒临“低生育率陷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即使是大规模实施鼓励性生育政策，也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颓势，我们倾向于认为人口政策同样存在紧缩与宽松的非对称性，“推绳子”效果常常显著弱于“拉绳子”。

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来边际增量将递减。2017年初，原卫计委披露信息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符合生全面两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在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以该估测值为基准，我们预计二孩生育潜力在3000万人左右。根据公开信息，2016-2019年，二孩及以上生育人数分别约为721、883、874、872万人，统计局披露近两年二孩占总新生人口比重已有降低，我们认为二孩对新生人口的支撑正在边际减弱。

第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体量显著少于全面二孩。2016-2020年已生育二孩群体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后可生育三孩的主要潜力人群，即使也按照28%的比重近似折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也较难超过1000万人，显著低于全面二孩时期目标群体人数。

> 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

我们认为在人口数量红利消退较难扭转的情况下，我国将主要通过发挥人口质量红利遏制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人口质量红利相对人口数量红利，一般是指通过劳动力质量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人口质量红利优势，未来政策仍将着重与此。

首先，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培养更多的工程师、发挥人口质量红利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勤奋努力的高技术高学历人才也是全球非常稀缺的生产要素。具体而言，其一，在基础教育方面，从十九大报告到十四五规划，加强基础教育一直是教育领域改革的重点关注方向，中国基础教育未来15年的目标是建成教育强国，“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二，在职业教育方面，强调健全技术工人职业发展机制和政策，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其三，在放开大城市落户政策方面，推动落户政策限制逐步放松，落户规模大幅增加，鼓励高技术人才落户当地；其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提高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也有利于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在大中城市的有效配置，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效率，进而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

中国在全球具有突出的人口质量红利优势。近年来，我国人口质量红利不断强化，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和科研型人才总量出现较快增长，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已达到1226万人，其中研究生毕业生数和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较2004年分别显著增长301%和215%，劳动力的质量不断提升。此外，科技人力资源也保持较快增长，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从2004年的24万增长至2018年的44.5万，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超美国，此后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另外，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也将在促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机器人科技革命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未来解决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渠道只能依赖于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开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010年以来，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组成元素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开始孵化、孕育和成长，但距离触发所谓“可以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科技周期仍有距离，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高素质劳动力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风险提示

我国老龄化超预期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