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缅甸心在汉，佤邦成了缅甸华人最后的根据地

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政府借新一任议会召开之机发动政变，拘捕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总统温敏（Win M，yint）以及缅甸全国民主联盟（NLD）等许多高层成员。缅甸的此次“军事政变”再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

自二战后缅甸中央政府诞生之日起，其与国内的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戏说，缅甸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个地方割据势力。

缅甸大部分土著民族在之前的上千年历史当中，一直处于较为原始而独立的状态：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只知道自己住在哪个山头，属于哪个部族。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民族概念”，遑论对新生的缅甸产生“国家认同”。

对我们中国而言，缅甸地方所有的势力当中，有一支不能忽视的存在——缅甸华人。缅甸军政府在缅甸北部设立了四个“特区”，这些地区也缅甸境内是最主要的“华人聚居区”。

身在缅甸心在汉，佤邦成为了缅甸华人最后的“根据地”。

一、缅甸华人的移民史

中国与缅甸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历史。

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商人就开始沿着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前往缅甸进行开展商品贸易。

发展到汉唐时期，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更加密切，掸国、膘国（缅甸古代王国）都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中原地区进行访问。与汉、唐等中国中央王朝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开始向现在的缅甸北部地区移民。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成规模的移民出现于元代。

一方面，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元世祖忽必烈1253年占领大理国后，先后与缅甸发生了三次战争。战争过程中，元朝派出大量僧侣使团随军进入缅甸修建水利工程，挖掘运河。此后，元朝士兵长期驻守缅甸，并在当地繁衍生息，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流融合。

另一方面，矿产开采行业的发展也是促进华人向缅甸移民的重要因素。

根据英国人史古特爵士《缅甸玉石开采》一书所述，缅甸玉石矿是在13世纪初由云南一个小贩率先发现的，随后，许多云南人赴缅开采玉石，并将相关技术传播到了缅甸。

与此同时，缅甸国王还在中国聘请了大量技术人员，帮助缅北银矿的开采冶炼工作，在此过程中又有大量的华人移居缅甸。

到了明代，掸族在“上缅甸”建立的阿瓦王朝，和孟族在“下缅甸”建立的白古王朝长期对峙。明朝利用这一机会将缅北土司及阿瓦王朝纳入朝贡体系。后来，缅中地区各大土司为争取生存空间纷纷向明朝纳贡称臣，请求中原王朝颁赐封号。

到了1659年，中缅边境发生了一件大事——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率领残部从云南逃往缅甸，被缅王收留。两年后，吴三桂兵临阿瓦城下，将朱由榔带回云南，但永历帝随部却留在了当时的中缅边境地区。

缅北地区多山地，矿产资源丰富，这批移民就地取材，开始在当地开采银矿、创办银厂，吸纳了大量华工，使得这一地区的华人数量大增，最终形成了现在缅甸“果敢族”的雏形——至今，部分果敢人仍然以“大明皇族后裔”的身份自居。

到了清朝，受1769年中缅战争影响，中缅双方大批战俘滞留在对方国家。

根据哈威《缅甸史》记载，大约有2500名中国战俘滞留在缅甸首都地区与当地人进行通婚，并在当地从事种植、手工艺等行业。此外，还有一部分中国官兵在战争过程中，散落在缅甸农村地区落地生根。

1789年，清朝乾隆皇帝答应缅甸国王孟云关于开关互市的要求，开通滇缅商贸，并赐封孟云为缅甸国王（此时的缅甸仍然是中国古代封贡体系的一部分）。此后，大量中国大商队以牛、马和骡作为运输工具往来于两国之间，相当数量的中国商人和马帮成员移居缅甸。

这一时期，持续有华人矿工进入这一地区，据统计，在18世纪每年约有5万滇西居民前往缅甸从事矿产开采行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开始通过海路进入缅甸。此前，缅甸华人以云南人为主，大多聚集在缅北地区。通过海路进入缅甸的华人多为广东籍和福建籍，主要聚居于仰光等大城市。

19世纪70年代，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部分难民进入当时的中缅边境地区躲避官兵搜捕，定居于如今的缅甸掸邦地区。到了清朝末期，缅甸华人社会基本形成。据统计，截至1911年，旅缅华侨人数多达12万人。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滇缅公路的修建，有大量劳工和技术人员移居沿线地区。受战乱影响，这一时期的移民数量缺乏确切统计。

1942年，中国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共计11万人进入缅甸对日作战。后来远征军在这一地区损失惨重，部分人员与大部队失联，散落于缅北山区，后来成为旅缅华侨的一部分。

1948年，国民党第八军和第六十六军残部溃逃至缅北地区，获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在国民党控制的20多年里，当地的华人社会形态和华人聚居区的雏形得以成型。

二、缅北华人聚居区的概况

如前文所述，缅甸北部是目前缅甸华人最主要的生活区域。在国际上被称为“缅北华人聚居区”。其中主要包括掸邦、克钦邦、克耶邦等几个自治邦和实皆、马圭等省，其中尤以掸邦为主。

掸邦是缅甸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自治邦。它在古代长期处于土司封建割据之下，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经济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分散性特点。掸邦矿产资源丰富，是缅甸最主要的贵金属产区，这也是吸引大量华人移民最重要的因素。

近年来，受缅甸特殊国情的影响，掸邦目前人口规模和构成尚无确切的数据。根据1996年的统计结果，掸邦境内至少存在26个民族，掸族大概占总人口的60%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华族存在。

“掸族”与中国境内的傣族、老挝的佬族、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的泰族同源，属于典型的跨境民族。受地形影响，掸邦境内各民族居住地并没有严格划分，便于外来移民进入。

掸邦历史上是由陆路迁入缅甸的华人最主要的移民地，也是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地区之一。掸邦境内存在3个名义上归属掸邦的“特区”，这三个特区都是由原来的缅甸共产党“武装统辖地区”转化而来，分别为果敢、佤邦和勐拉，至今仍有大量华族聚居于此。

勐拉是三个特区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与云南西双版纳接壤，主要人口为掸族（即傣族），此外还居住有大量华族。

勐拉在中国唐、宋时期与云南南部、泰国、老挝部分领土同属于“妙香国”，后来长期受土司管辖。与果敢一样，后来被英国占领。缅甸独立后，这一地区也就归入了缅甸。

果敢在明清时期，原本是中国领土，隶属于云南省。1894年，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在伦敦签订《中缅边界条约》重新划定中缅边界。根据条约规定，果敢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但3年之后，英国反悔，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滇缅界务条约附款》，果敢被划入英属缅甸。

果敢的主要民族果敢族，是缅甸政府在1983年所划定的135个民族之一。实际上，他们是原本生活在果敢的华人（以汉族为主），在清政府割让领土后成为了缅甸的少数民族，但他们还依然保留着说西南官话的习惯，风俗与云南基本一致。

因此，有部分学者认为，所谓“果敢族”只是对在缅华人按照籍贯划分的一个帮派，即“云南帮”。

1989年，果敢原为缅甸共产党彭家声部所属。1989年彭家声宣布退出缅共，并与缅甸政府达成和解，成立“掸邦第一特区政府”，享有极高的自治权。但它与缅甸中央军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仍不断有冲突出现。

2015年，缅甸军方宣布控制整个果敢地区，开始在当地实行“融入缅甸”政策，进行教育改革，采用缅语进行教学。

佤邦在这几个地区当中显得尤其特殊，是三个特区当中自治程度最高的一个——这也是为什么说，佤邦是缅北华人最后的“根据地”。

与前者一样，佤邦在历史上也曾为中国领土——它在地理上属于阿佤山区的一部分，唐代是南诏国领土，宋代则是大理国的一部分。

到了明代，佤邦所在区域变成了傣族世袭土官的封地，部分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脱离土司控制，成为事实上的“瓯脱地”（两国交界但界限不明的地区，也可以理解为不受任何国家管辖的“独立”地带）。

因此可以说，佤邦原住民大多数都是原本的中国少数民族。其中，佤族占总人口的70%左右，此外还有大量傣族（掸族）、苗族、傈僳族、回族等——佤邦的民族构成与中国云南几乎一模一样。

1935年，英国殖民者曾与中国政府召开会议，重新界定“中缅南段未定界”的边界。确认户板、班果、户算、班洪、勐董所属各部归属中国，但仍有一部分部落归属未能确定。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南段未定界”问题就此搁浅。

到了1941年，英国利用国民政府修建滇缅铁路的机会向其施压，将明确划归中国的部分地区和之前未定界地区划入英属缅甸。

1947年，缅甸宪法规定，佤邦所在的区域归入“掸邦”，正式成为缅甸联邦的一部分。1948年，国民党第6军和第28军残部败退进入佤邦，获得了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权。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佤邦游击队成功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

1969年，佤邦游击队接受缅共整编，进入缅共统治时期。1989年，佤邦宣布脱离缅共，接受缅甸军政府领导——缅甸掸邦第二特区成立。实际上，缅甸军政府只在名义上具有对佤邦的领导权，第二特区特区自成立之日起就保持着高度自治的状态。

佤邦的特殊之处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它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与缅甸中心地带完全是两个世界。

如果有中国人进入这一地区，很有可能会误以为这是云南的某个城镇——人民币是当地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接打电话都不需要用到国际漫游，当地人都说着一口带有西南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完全不存在语言障碍。

普通话是佤邦的官方通用语，普及程度远远高于缅语。遍布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全部用简体汉字书写，就连法院、政府等发出的通告也只有汉语，甚至行文风格也让人看不出与中国有任何区别。

佤邦的社会治理模式几乎是按照中国模式复制过来的——首府邦康建有人民大会堂，会定期举办人民代表大会，还仿照共青团建立了民族民主青年团……

在教育问题上，佤邦当地学校的课程设置除缅语之外，几乎与中国一模一样，全部采用中文教学。如果去到佤邦当地的学校，我们甚至能看到挂在教室门口的“流动红旗”。

一言蔽之，现在的缅甸佤邦，俨然是一个“微缩”版本的中国：无论是社会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思路、文化教育传统、语言风俗习惯，基本都是模仿者中国，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所以说“身在缅甸心在汉”绝非妄言——佤邦居民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自己祖先生身之地的憧憬与眷恋。所谓“中华儿女心念故土，华夏文明传承不息”的格言，在一个异国他乡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毒品天堂”的转型

佤邦地处“金三角”地区，历来是缅甸毒品的主要产地和重要的运输通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毒品一直是佤邦地方武装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禁毒行动的打击之下，佤邦为了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才开始了艰苦的禁毒历程。

1.毒品产业的发展

缅甸北部多山地，普通农作物种植困难，但出奇地适宜罂粟的生长。

缅甸在19世纪沦为英国殖民地，英殖民者为攫取巨额利润，强迫这一地区的农民种植罂粟，然后加工成鸦片销往国外。到1948年缅甸独立之时，鸦片种植已经遍布掸邦全境，这一地区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鸦片产地。

前面我们提到，佤邦地区在1948年地区实际控制权被国民党掌握。1951年开始，国民党残部为筹措军费，开始在这一地区开展大规模武装贩运鸦片活动，并鼓励当地居民种植罂粟。

到20世纪60年代，国民党第三军和第五军在萨尔温江沿岸建立了18个武装押运鸦片站点，控制了通往老挝、泰国等地的鸦片运输路线，并收取巨额“保护税”。

20世纪60年代是“金三角”地区鸦片生产的黄金时期，不只是押运点的建设达到一个峰值，鸦片的生产、加工工艺也不断改进——海洛因纯度不断提高，生产数量不断增加。

这一时期，部分毒贩开始种植大麻，生产精神类药品，染指世界毒品交易——举世闻名的大毒枭沙坤，就是在这个阶段崛起的。

1989年，“金三角”地区的毒品交易达到巅峰，坤沙控制了这一地区80%的毒品交易。1985年3月，坤沙与“掸族革命委员会革命军”联合组成“掸邦军”，在掸邦东枝附近的贺蒙寨成立“掸邦革命政府”。1993年坤沙公开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

2.佤邦禁毒的艰难历程

1996年，坤沙在佤邦联合军和缅甸政府军的联合打击下溃败，佤邦联合军取得了南佤地区的控制权，但佤邦毒品交易并未就此消失。

对于佤邦当局来讲，清除毒品的任务十分艰巨。

早在击溃坤沙势力之前，他们就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1990年，佤邦发布《佤邦对禁种根除大烟的策略与措施》；1991年，佤邦颁布《禁毒通令》；1992年，佤邦总书记赵尼来主持铲除鸦片幼苗3000多亩的活动，这次活动还有国际禁毒组织和缅甸联邦政府参加；

同年，佤邦烧毁了位于勐冒县境内的价值9000多万美元的毒品加工厂；1994年，佤邦发布《关于加强佤邦地区毒品管理的若干决定》，建立毒品管制委员会；1995年，佤邦政府制定了《关于在佤邦的部分地区实现三年无毒区的行动计划》。

但截至当时，罂粟种植在佤邦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当地农民并不了解毒品的危害，只是用罂粟来换取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佤邦社会发展缓慢，长期处于部落统治阶段，鸦片对于当地百姓来说几乎是唯一的药品来源。

在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发展方案之前，想要彻底清除毒品产业几乎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坤沙势力被清除后，佤邦继承了坤沙留下的大量罂粟田，但当地政府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清除当地的毒品相关产业。1996年12月，佤邦联合党公布《公元二〇〇五年全佤邦实现无毒地区》计划。

前面我们提到，佤邦联合军在清除坤沙势力后，获得了南佤控制权。南佤向来是缅甸毒品流入泰国的必经之地，禁毒工作的难度也远远大于北佤。

1996年北佤掌权人鲍有祥声称，以人头担保，确保在2005年之前全面禁种鸦片——当然，我们也知道，这项决定实际上口号大于内容。因为任何一个经营时间长达100年代产业，都几乎不可能在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根除。

鲍有祥

3.佤邦的经济转型

但北佤地区宣布转型的底气，来自于它境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我国云南方面的大力支持。当时，北佤境内刚刚发现储量极为可观的锡矿，它完全可以通过发展矿产开采吸纳之前的“烟农”，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目前佤邦龙潭锡矿冶炼厂年产锡锭超1500吨，产品全部销往中国，将大量烟农转化为产业工人。2003年的时候，佤邦矿产行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当地GDP的60%左右。

推广替代性经济作物是佤邦当局制订的另一个转型策略。在此之前，当地农民基本上全都以种植罂粟为生，但处于毒品产业最低底端的他们只能借此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以下。

种植替代性经济作物是清除罂粟田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也是解决当地农民贫困问题的良方。

云南在佤邦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年，中国加入亚洲开放银行组织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与中国佤邦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首先承担起了帮扶的任务。

截至2002年，佤邦南部的171军区在西双版纳的帮助下，创办起了茶园和各种农场，累计种植龙眼7000英亩，芒果和葡萄3000英亩，橘子1000英亩，咖啡110英亩……坤沙集团曾经修筑的防御工事上也已经遍植经济林木，罂粟种植面积急剧缩小。

目前，根据我国公安部的遥感卫星监控结果来看，北佤地区基本上已经没有罂粟种植区了，但南佤政府军与地方武装交错的区域内仍存在一定数量的罂粟田。对于一个以毒品产业为唯一经济来源的地区来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

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力所能力地帮助周边小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而对于协助佤邦完成经济转型而言，除了国际道义之外，似乎还多了一份温情与关切：无论你身在何处，国籍如何，只要身上流淌着中华的血脉，都是我们国家的血脉亲人，都值得我们鼎力相助——“中华一家亲”，绝不仅仅是口号。

四、结束语

有学者认为，缅甸是一个“未完成”的国家——空有现代国家的“面子”，缺少现代化国家架构、民族观念、国家认同等“里子”。国民对国家的对国家的认同是通过层层效忠来实现的，首先是家族、部族，然后是民族、宗教，最后才是国家。

受地形阻隔的影响，佤邦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当中都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且长期处于原始的部落统治阶段。它与缅甸中心地带的联系，远远没有仅一江之隔的中国云南紧密。

佤邦的主体民族在缅甸属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与缅甸中央一致的认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历史影响，它与中国之间存在难以分割的亲缘关系。

佤邦人民常说，他们与云南之间有着深厚的“胞波”（缅语中兄弟的意思）情谊。就目前来看，云南对佤邦的帮扶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这一地区的禁毒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今后，我们还需继续努力，帮扶为该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经济转型，也为我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五、参考文献：

[1] 贺圣达主编：《当代缅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钟智翔：《缅甸研究》，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版。

[3] 贺圣达、王文良、何平：《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 史晋五 《缅甸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5]郭锐：《从“碎片”到“镜片”——一份来自缅北佤邦的田野报告》，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6]鲍志鹏、袁玥：《国家建构视阈下缅甸联邦政府与佤邦联合军关系探究》，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

[7]谢静：《缅甸和平进程视域下的“佤邦地方民族主义”初探》，载《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