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夏衍的上海岁月：白色恐怖下入党，成为译者、电影人……

【编者按】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百年以来，上海不断地改革探索、创新实践，成为全世界看中国的一个窗口、一面旗帜。
2021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追溯百年时光，探访革命旧址，巡礼红色场馆，寻踪秘密电台，钩沉革命刊物，解密红色特工，重读左联人物……即日起，重磅推出“红色上海·初心之路”系列报道。

2021年2月22日，上海福宁路99弄。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邹佳雯 图（除署名外）

“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在做工……”发表于85年前的《包身工》，至今读来仍令人发指。
上海福宁路99弄正是作者夏衍取材的地方，当时这里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宿舍，现在则是居民社区。
“阿拉妈，十二三岁从苏北过来，那时候就是前面纱厂的‘包身工’。”小区小卖部的张先生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他指了一下99弄的大门，“纱厂的大门正对着我们小区门，就隔条马路。后来这边就变成国棉十五厂十六厂的员工宿舍了。”
1936年，《包身工》发表后引起社会震动，并被夏衍看作“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视，且或许能够传得下去的作品”。夏衍的作品远不止于此，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译者、剧作家、报人……而且是一个革命者。

夏衍与蔡叔厚在上海。右为夏衍，左为蔡叔厚（摄于1930年代）夏衍旧居 供图

翻译高尔基《母亲》
在上海，余杭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

2021年2月21日，上海东余杭路。据附近居民说，当年余杭路转角处的房屋样式与如今的如出一辙，是1925年建造的。

近百年前，这条小马路的一端开着一家双开间门面，规模不大的绍敦电机公司。面上，这家店做点电料和电机维修的生意；底下，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交通联络机关。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这个当口，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夏衍被驱逐回国。
27岁的他来到上海，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时高他两班的同学蔡叔厚，也就是这家绍敦电机公司的老板。
当夏衍带着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时，他的老同学正满手油污，修理一架烧坏了的电动机，抬头看到夏衍，径自上前紧紧握住夏衍的手，毫不迟疑地欢迎他入住。
在夏衍的回忆中，他在绍敦电机公司二楼一间临窗的小房间里，度过了“一个闷热而无所事事的初夏时节”。蔡叔厚还半开玩笑地问他：“请你当本公司的工程师，怎么样？”夏衍心不在焉，报之以苦笑，他想做些什么，但除了一日日地读报，不知道自己还能如何。
直到同住的郑汉先启发他：“怕死的要退（党），要革命的就该进。”于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衍忙了起来。革命文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诚如鲁迅所言“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很多。更好是绍介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在文艺朋友们的“鼓动”下，掌握多国语言的夏衍主动担负起了译书以宣传革命思想的任务。

夏衍旧居展示的《母亲》译本 夏衍旧居 供图

早在日本求学时期，夏衍就为高尔基《母亲》中的革命精神打动，匆忙离开日本时，他也没忘记在行囊中塞进日译本《母亲》。夏衍翻译《母亲》，用了两种日译本，间或参考英译。当时，住在他楼下的作家蒋光慈会俄语，他每译一章，蒋光慈就根据俄文原版校对一遍。
那段日子里，每天天刚蒙蒙亮，夏衍就起床，稍稍洗漱，坐到窗前桌子边，专心致志投入翻译。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译完2000字，再去做其他革命工作。
中译本《母亲》承载了外界诸多期待，翻译还没结束，其版权就已为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获得。
1929年10月和1930年11月，《母亲》中译本上下两册先后出版，受欢迎程度远超夏衍的预期，鲁迅称这本书是“对革命者最合时的书”。此后，这本书虽遭反动派一禁再禁，夏衍也随着“东躲西藏”的《母亲》几更笔名，但书在群众中依然广泛流传。十多年后，夏衍撰文谈及《母亲》的流行，“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
开启电影生涯
到了三十岁上下，夏衍已是一身藏青哔叽西装的行头，头发梳得整齐，玳瑁眼镜，斯斯文文的大学教授模样。
靠着译书，他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变为文艺界“穷朋友”中的“富户”，也从蔡叔厚处辗转搬到了塘山路业广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

2021年2月21日，上海塘山路业广里的门头已被水泥封死。

地下党组织根据夏衍的特长和能力，开始让他更多地进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工作，他办报纸、筹左联、办剧团，甚至还成了电影编剧。
1932年初夏，夏衍等三位新文艺工作者接下了明星电影公司的邀约。当时，电影界被当作是资本家的领域，复杂而腐败，充满了神怪武侠的“庸脂俗粉”。对于要不要让夏衍三人涉足这样的“浑水”，左翼文艺工作者们意见并不统一，最后，夏衍把这个问题提到了瞿秋白主持的党的会议上，他听到了瞿秋白这样的回复：“我们真应该有自己的电影”。
瞿秋白告诉夏衍他们，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要去“取得天下”。
夏衍开启了自己的电影生涯。要打进电影界内部，没点手艺怎么行？
于是，在那个时段的上海戏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个分外忙碌的“观众”——夹着手电筒，一手秒表，一手在小本子上写写划划——这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这个镜头为什么这么用？一个镜头用了几秒或者几分钟？“拉片”以外，这位热情观众还利用职务之便钻进剪接室、跑去导演的拍摄现场，费尽一切心思速成电影学。
1933年的二三月间，电影新人夏衍的首部编剧作品《狂流》完成摄制。这部作品以“九一八”事变长江流域十六省遭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在银幕上破天荒反映了中国农村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轰动了当时的影坛。

电影《春蚕》报纸广告，茅盾原著，夏衍改编。 夏衍旧居 供图

其后，《春蚕》《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1930年代的社会现实被搬上大银幕，使中国电影走出了迷信神怪武侠的风潮。
混入包身工住宿收集资料
1936年6月，《包身工》发表于《光明》杂志。这期杂志的社评直言：“《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
这篇不足七千字的文稿写就于1935年秋。是时，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大破坏。夏衍在工厂隐蔽时，想起了最初搞工人运动时遇到的那些惨遭剥削的工人，他重新开始收集包身工的资料。

《包身工》 夏衍旧居 供图

夏衍换上工装，先后两次设法混入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又从3月到5月连做两个月的“夜工”——他在早上三四点钟起来，从普益里的居所步行十几里路，赶到福临路东洋纱厂工房附近，收集女工们上下班的情况。
于是，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小女工，遭拿莫温殴打又被“东洋婆”面壁罚站的小福子，残忍冷血的拿摩温等人，连同他们背后的社会本质问题，化为《包身工》，惊醒社会大众，掀起又一波浪潮。
1937年12月，上海沦陷后一个寒风刺面的日子，夏衍一早起来收拾行李，在熟睡的孩子额上落下一吻，直奔码头去往香港，在那里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看着浑浊的江面、挂着太阳旗的兵舰，他想着：“中国人民最苦难的时候，我在这里（指上海）耽了十年零七个月。”
夏衍与上海的缘分未尽。1949年，他又回到上海，搬进乌鲁木齐路178号，着手新的工作……
（本文资料来源：《夏衍自传》、《夏衍的生活和文学道路》、《夏衍在虹口的革命生涯地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