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盗亦有道”看领导力

随着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领导力在近年来的各大商学院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词汇，各类解释、阐述、归纳的书五花八门，但真正高质量的却没有几本。

领导力并不是随商品经济兴起才新产生的，更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古已有之的领导和管理艺术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应用而已。

只不过古代的领导和管理艺术主要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现在把其转换到企业管理的应用上而已。

政治和军事管理的组织规模要比企业大得多，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也比创业高得多，可以说政治和战争中体现的领导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段位的领导力。

有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到过的：“一个优秀的将领是在茫茫黑暗中依然能发出内在的微光，并且带领大家继续前进去取得最终胜利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领导力的三个核心维度：面对不确定时的判断力、对团队的影响力、和带领队伍打胜战的能力。

打胜战，而且持续地打胜战，是一个名将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诸子百家起于春秋兴于战国，百家之中又逐渐形成六家核心：名、道、法、儒、墨、阴阳。百家思想兴盛的时代，正是天下大乱，连年征战之时，原来周室的很多官学流落民间，渐而形成各家学派。

但是当时每个学派的核心都是要教王侯将相如何安邦治国，富民强军，希望各王要么能以德服人，要么能武力统一，从而结束战乱之局。

百家能留存下来，并发扬壮大的，都是能说服君王应用其思想，并且在治军强国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六家到后面更集中到儒法道三家，这三家在治国强军方面都功垂千古。

法家的国力动员能力最强，是助秦统一六国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韩非子对秦始皇的影响，加上李斯之执行有力，但统一之后，秦法仍然保持高压和强动员状态，连续修建长城、驰道等重大工程，严刑峻法则让罪犯载道，最终激发天下揭竿、群雄逐鹿。

汉初，吸取秦之教训，以道家黄老之术无为之治，为帝国休养生息提供了条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盛世——文景之治。

有了文景之治的国富民强，才有了汉武帝丰功伟绩的基础，但武帝发现，儒家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更适合治国，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法家的实际使用其实自秦以来一直未被消除，只是减弱而已。

自汉武帝后成历朝历代，大多外儒内法，一刚一柔，共同构建了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

道家在很多人眼中，是要隐世无为，是要个人主义，实际上则不尽然。道家其实是强调，无为而无不为。

道家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而是“道法自然”，指顺应规律去干；“上无为而下必有为”，指领导不应自限于具体事务，而应选拔相应的人才去各司其职；“功成事遂，而民皆曰我自然”，领导不应居功，要隐于后，让团队去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道家讲领导力最直白的内容，还是在《庄子》一书中。

《庄子·盗跖》讲述了一个故事，相传“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 。说的是战国时期有一个大盗名为展跖，或叫柳下跖，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起柳下惠，估计大家就都知道了，没错，柳下跖就是柳下惠的弟弟，哥哥为名士，而弟弟为盗首。盗跖自身武艺高强，能言善辩，吸引有很多人主动来投奔他，跟随他的部众有九千余人，而且战斗力极强，锋芒所致，无人能挡，在诸侯国中横行无忌，所过之处，大国紧闭城门，全力防守，小国无奈，只能求友邦大国保护。

盗跖不像战国时期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这四大公子都是王公贵族，财力雄厚，以养门客三千，盗跖一穷二白，不管饭，还要冒杀头风险去为盗，但是所从之众居然和四大公子加起来差不多。

由此看来，盗跖的领导力，特别是非职务的领导力，把四大公子要甩出了好几条街。盗跖就像战国时期的梁山好汉，是整条街最靓的古惑仔。

那么盗跖何以能建立这样的领导力呢？在《庄子·胠箧》中做了回答，一天，盗跖的一个徒弟问盗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白话过来就是，徒弟问盗跖“盗亦有道吗？”盗跖回答说：“怎么没有呢？你能猜中屋内藏什么东西，就是圣明；能带头冲进去，就是勇敢；能最后退出，就是义气；能预计事情是否能成功，就是智慧；能把钱分公平，就是仁爱。天下从来没有这五个方面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人。”所以盗亦有道，盗之道，是圣勇义智仁。

这五个方面，是不是和创业企业的领导力很相似？

⦁ 第一个圣明，是企业进不进一个行业的判断力，也就是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对商机的把握能力，判断往什么方向去，这是战略能力；

⦁ 第二个带头冲的勇，创业的领导，需要身先士卒、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我们称之为三身原则，这是树立威信和凝聚队伍的重要方式；

⦁第三是最后退的义，领导总是做最难的工作，做牺牲最大的准备，扛最重的责任，创业不成，部属跳槽，领导就只能跳楼，义是吸引人才加入的核心；

⦁第四是谋事成事的智，这是运筹帷幄的战术规划分解的能力，不仅有勇，还有谋，不仅有战略，还是战术执行力，这是打胜战的基础；

⦁第五是分钱公平的仁，赚钱容易分钱难，钱没分好，要么窝里斗，要么人心散，一个领导分钱要让大家心服口服，一是论功行赏，二是分粥的人最后一个拿。

这五个方面，其实也和克劳塞维茨前面的观点不谋而合，圣是判断力，勇、义、仁是对队伍的影响力，智是打胜战的能力，五点齐备，领导力基础就已夯实，则近者悦、远者来。

一个企业或组织的战略清晰、人才涌现、上下同心、士气高昂，把打胜战变成一种习惯，发展也必然是水到渠成之势。

但这五个方面是不是领导力的全部内容呢？窃以为还可以做一些补充，补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规模变大之后领导力的变化，二是价值观是领导力的内核。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多多益善”的典故，在刘邦取得天下后，有一天和众将领在谈各自领兵有多少的差异，刘邦问韩信曰：“像我这样，能带多少兵？”韩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刘邦又问：“那你能带多少?”韩信：“臣带兵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刘邦笑了：“多多益善，那你为什么却做我的部下呢?” 韩信曰：“陛下不擅长将兵，而善将将，所以我成为您的下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盗跖的五点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带兵的能力，而组织规模在进一步变大之后，领导则不仅要有带兵的能力，更要有将将的能力，也就是统率将领的能力。

将将的能力除了上述五条的基础，还要加上知人善用、有效授权和赏罚有度三个方面。

知人善用不仅要有识人之能，还能用其所长，刘邦把韩信从一个Nobody拜为上将军，成为打败西楚霸王的一支重要力量；有效授权，是要给与任务相匹配的权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赏罚有度，是要公正严明，该封韩信为齐王时就封，该斩马谡时就斩。

第二个补充是价值观的问题，通俗一点说就叫初心，前面的那些能力全都在说如果带队伍、打胜战、快发展的能力，却没有提及打赢了之后又如何？该打不该打的价值意义问题。

从一个国家社会，为什么用儒家在和平年代用来治世，不仅因为儒家提倡教化培养人才，更是因为儒家思想很好地构建了一个社会道德秩序，在法之上构建了价值意义，在法之外，构建的道德准绳，这也是古代一个县衙十几号人能管一大片地方的原因，绝大部份事务其实是由乡绅根据道德良俗来治理的。

所以一个领导的初心很重要，一个创业者的初心价值观大而化之，就是这个组织的文化价值观，组织越大，文化价值观的作用越大。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比如稻盛和夫，他把自己的初心就总结成克己修身、大爱利他，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克己修身是儒家的精华，从反求诸己、君子慎独到止于至善，不断地诚意正心地修身，才有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爱利他则包含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南传佛教提倡，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要做普度众生的摆渡人，既是修行也是发心；利他也同样体现在道、儒两家：道家讲求的无为的前提是让下有为、让民觉得功成在我；儒家则提达则兼济天下。

克己修身的领导才能不断突破自己，学习进步，才不会使自己成为组织发展的瓶颈。

大家可能听说过“彼得原理”，指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总会被不断提升，最终被晋升到一个他不称职的岗位。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就在前三排,根子出在主席台”的原因。同理，如果这个管理者是一把手的话，他带领企业的发展也会一直到一个他的能力边界，如果不能突破，那企业发展也就停滞于此，甚至不进则退。大爱利他是组织越大之后，领导更要居后，更要想着怎么对客户好，怎么对员工好，怎么回馈社会，破小我者，方能成就大我。

初心是企业家树立企业文化价值观的根本，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大组织中凝聚团队的根本，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组织是一堆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没有一个好的初心，企业就没有好的愿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是说企业都要学稻盛和夫，而是每个组织都要有自己的价值意义，让所有的成员都了解，都认可，那这样的组织，会比只有金钱奖罚的组织要具备强大得多的战斗力。

是以，领导力的基础在于圣勇义智仁，也即战略的判断能力、持续打胜战的谋略与执行能力、在团队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后随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应该要有将将的能力，知人善用、有效授权、赏罚分明；再之后，要有树立能让组织成员理解并认同的文化价值观的能力，使近者悦远者来，解决价值意义的问题，解决钱和奖罚不能实现的精神追求的问题。

但是，以上部分都只是我的一己之言，可能是我对古人的片面理解，胡说八道。真正领导力如何应用，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更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秘技，只有在理解各路高人的观点之后，因时应势，结合不同的外部环境形势，不同组织的规模、发展阶段、行业性质、所处阶层、人员对象，因变而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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