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文/苗体君

　　1927年11月14日，桂系军阀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开始对武汉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当时武汉人民称胡宗铎为“胡屠夫”，已退出共产党的李汉俊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遭重点通缉，李汉俊不得不躲进汉口日本人的租界内避难，谁知道胡宗铎通过日本驻汉领事，派出一队便衣干探与日本巡捕一起，于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左右忽然闯进李汉俊的寓所内，当时李汉俊正穿着睡衣在卧室同人下棋，李汉俊见状提出换件衣服的要求，遭到拒绝，就这样李汉俊身穿睡衣被捕。董必武得知消息后，立即托朋友营救，反动当局根本不加审讯，李汉俊在被抓捕后仅几个小时即当日晚9时就被枪杀了，年仅35岁。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35年短暂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李汉俊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党之谜

　　谁是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人，这个问题党史界多年来都没有作出明确的定论，存在有以下几种说法：①邵力子最早提出的；②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提出的；③蔡和森最早提出的；④李汉俊最早提出的。对此众说不一，我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最早提出的应该是李汉俊。

　　①邵力子提出建党的时间是1920年1月29日。

　　邵力子是近代教育家、政治家，与鲁迅是同乡，早年曾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1915年开始，邵力子在上海《民国日报》担任主编，五四运动以后，1916年6月16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创办了《觉悟》副刊，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影响很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920年1月29日，《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邵力子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劳动团体与政党》，在该文中，邵力子明确指出：“我的主张，劳动者应该尽国民监督政治的天职，劳动团体也可以有政治的活动，但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不要利用别的政党，也不可以为别人的政党所利用。”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劳动者”指的是“工人”，“劳动团体”指的是工人团体，而“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提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可见，邵力子明确提出建党的时间是1920年1月29日。

　　②李大钊和陈独秀相约建党的时间是1920年1月至2月间。

　　据党史权威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载：“1920年1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问题。”（《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据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回忆说，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就明确分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负责”。（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1943年版，第26页）由此可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应该是1920年1月至2月间。

　　③蔡和森1920年7月提出要建立共产党。

　　蔡和森，1895年3月生于上海，湖南双峰人，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这期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底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1月，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学习时，蔡和森专心致志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书刊，1920年7月6日至10日，蔡和森在蒙达尼公学召集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在会上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李汉俊

　　④李汉俊提出建党的时间是1919年9月7日。

　　山川菊荣（1890－1980），日本东京人，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山川均的妻子，她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山川菊荣撰写了《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她在文章中肯定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新思潮与劳工运动的潮流结合起来。通晓日文的李汉俊就把该文译成汉语，发表在1919年9月5日至7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译者署名是“金刚、汉俊”，文章中说：“俄国革命发生以来，世界形势，日日变化……世界实在向无产阶级的解放方面，正在突飞猛进。”（见陈绍康：《浅论李汉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失误》，《史林》1991年第4期，第52页）受文章的感染，李汉俊还撰写了“译后附志”，指出我国应该建立俄国式的“民党”“革命党”，中国的革命者应该到知识分子、工人中去，面对蓬勃的社会主义革命，李汉俊还提出：“我们中国怎么样？——中国决不在世界外，也不能在世界外。”（见田子渝《李汉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李汉俊在“译后附志”中写道：“译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我呢？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 （见陈绍康：《浅论李汉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失误》，《史林》1991年第4期，第52页）可见，这时的李汉俊已经明确提出了建党思想。

　　第二、关于中共一大开幕式是否在李汉俊寓所召开之谜

　　关于中共一大开幕式是在哪里召开的？有两种说法：①最传统的说法是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李书城寓所秘密举行的，各种报刊及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说法；②根据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开幕式是在上海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内举行的。

　　①开幕式是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李书城寓所秘密举行的。“望志路”是一个带有法国殖民地色彩的地名，1914年该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1943年改名兴业路并一直沿用到今天。据知情人回忆：“在1920年夏，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专门用于出租，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新潮的石库门，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 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租下了106号、108号两幢房子，为了居住方便，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两幢房子与后排四幢房屋通过过街楼相连一起，成为一条弄堂，人称树德里（原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中共一大会址就在今天上海的“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附近，当年望志路106号楼上是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约18平方米，就是中共一大开会的房间，而108号楼上是李书城的书房，108号楼下是佣人的居室。当时这里还不是繁华的闹市区，附近还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所以这里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若遇不测还可以从前后门逃走。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小时候他刻苦读书，16岁考中秀才，23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中共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没有在上海，而是在长沙参加反对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斗争。1949年，李书城应毛泽东之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图为1951年未修复时的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经过多年的研究，党史界普遍认为：1921年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还有2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会场就是李汉俊寓所楼下的客厅，大会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为陈独秀在广州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代表们公推张国焘主持会议，由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

　　开幕式首先由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及这次大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并提出大会应当讨论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大会还宣读了陈独秀委托广东共产党组织代表陈公博带来的信，陈独秀在信中提出了四点建议，希望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接着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热情致辞，因为二人不会讲汉语，就由李汉俊和刘仁静担任翻译。马林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他讲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国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马林还讲了当时国际形势、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和使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任务，介绍了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活动和经验，还建议代表要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尼科尔斯基报告了有关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并向代表介绍有关俄国革命情况。当天晚上，代表们还集体讨论、拟定了会议的议题。

　　开幕式也称为中共一大第一次会议，7月24日晚举行第二次会议，依然在李汉俊寓所客厅内举行，各地代表在会上汇报了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的情况，并介绍了本地区党组织开展的各项具体活动。按照会议安排，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开幕式上的建议，成立了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3人组成。7月27日、28日、29日三天，大会举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开会的地点没有变化，依然是在李汉俊卧室楼下客厅举行，大会讨论了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目标太大，怕引起法国巡捕的注意，所以没有出席第二次至第五次的会议，但每次会后都由会议主席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的具体情况。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即将召开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急忙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以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所以第六次会议后来只得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召开。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共一大共召开了六次会议，其中五次是在李汉俊寓所的楼下召开的，这里面包括第一次会议，也就是开幕式。

　　②根据中共一大代表的回忆，开幕式是在上海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内举行的。

　　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学校董事长是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校长是黄绍兰，博文女校校址原来设在贝勒路（今太仓路北面）弄堂里，1920年初才搬迁到太仓路。而中共一大外地代表的宿舍在今上海太仓路127号（原白尔路389号），是一幢三楼三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这里原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址，1920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搬迁后，就成为博文女校的校舍。中共一大外地代表住宿在博文女校，是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安排的。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与徐宗汉、黄绍兰关系非常好，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黄绍兰校长租借教室作为外地代表们的住宿地。

　　◆解放初期经初步复原的博文女校(照片左侧部分 )。1920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等9名代表在此住宿。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1936年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陈潭秋写道：“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86页）1954年3月17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访问一大代表包惠僧时，包惠僧也说：“博文女校的旧址，也就是校长黄绍兰的住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为各地代表临时住宿之地……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算是预备会）。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了来，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一大代表李达也回忆说：“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上海的人之外，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0-11页）一大会议代表张国焘也回忆说：“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时间有误)，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就寄住在这所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137页）《马林传》中也说，代表大会是在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进行的，当时该学校的教师和孩子们正在放假。几天之后，代表们决定在学校隔壁的李汉俊家里开会。（见荷兰人马克斯·佩更斯所著：《亨克·斯奈弗里特——在欧洲和亚洲活动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从上面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来到上海后，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借宿在博文女校，这期间，他们经常聚在博文女校一起商讨有关会议的重要事情，所以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马林等人都非常肯定地认为一大的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举行的。

　　第三、关于李汉俊退党之谜

　　中共一大闭幕后不久，李汉俊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武汉，从此他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关于李汉俊为何脱党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谜团，过去普遍认为是李汉俊与当时中共两位最主要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和，屡遭打击后，以致消极而自动脱党；也有人认为是李汉俊组织观念薄弱，性格有“可留则留，不可留则去”之痼癖，加上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又不能采取正确态度，先负气擅自离开党中央，后又不参加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生活，以致被党除名。

　　首先我认为李汉俊退党与陈独秀没有什么关系，二人仅仅是政见上有分歧而已。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由李汉俊任代理书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主要成员李达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刚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9-10页）最后，还是陈独秀对李汉俊作出了让步。一大前，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由广州共产党小组派出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这个提案实际上成为一大的指导原则。如果你把陈独秀提出的这个提案与5个月前寄来的“党章”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党章”上的“民主集权制”被改成了“民主主义之指导”，还把“党章”上的“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改为有较大解释余地的“纪律”，这就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一旦发现李汉俊有意见就立即做出调整，难怪陈独秀能连任五届总书记。当李汉俊在一大后离开上海的中央机关去武汉后，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陈独秀依然电邀李汉俊赴上海参加会议，但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但是，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二大候补委员。可见，心胸豁达的陈独秀始终没有对李汉俊抱有任何的成见。

　　◆1920年，李汉俊、李书城、薛文淑（后排左二、三、四）与母亲在上海。

　　李汉俊退出共产党与他本人的书生个性有关，在建党问题上李汉俊有自己的主见，在不放弃自己主见的同时，他只能放弃党组织。在一大上，曾进行了三次讨论，李汉俊参与了其中的两次，一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的讨论。据张国焘回忆：“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一大代表陈潭秋也有回忆，李汉俊“认为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不赞成组织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且不主张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而主张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再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所以他不主张立即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他还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论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86-287页）李达也回忆说：“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1页）李汉俊的主张当即就遭到了张国焘、刘仁静等多数代表的反对。另一次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问题的讨论。李汉俊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需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李汉俊的意见提出后，“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会上，李汉俊“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与张国焘的矛盾最终使李汉俊离开了共产党。一大期间，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思，一大开会的地点要不断更换，以防止被密探盯上，但大会主席张国焘借故打击、报复李汉俊。陈公博曾回忆说：“原议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 版第206页）一大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李汉俊再次遭到张国焘的暗算。据说在选举前，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最后，选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在选举时，李汉俊只得了一票，当时唱票的董必武及其他代表都很吃惊，董必武还问了一句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这时19岁的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选的！”一大后，李汉俊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但此时在建党问题上，他与陈独秀、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据包惠僧回忆，那时已有一个张国焘小派别，茅盾先生回忆说：“李的知识分子的高傲气质很重，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作法很不以为然，争论结果，就负气脱党回武汉去了。”（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178页）

　　1922年2月，李汉俊带着对张国焘的怨恨回到武汉，他在武汉市政管办公署挂个名，同时在武昌中华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师，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社会学系任教，利用讲台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在他们当中发展党团员。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李汉俊亲自领着学生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期间，李汉俊与张国焘的矛盾斗争再次升温，当时张国焘是负责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书记，来郑州指导“二七”大罢工，并制订了与军阀吴佩孚斗争的策略，“张国焘只看到工人群情激昂的一面，没有对客观具体情况全面分析，所提条件不策略，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导致罢工的失败。”（李伯刚：《武汉建党初期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第3辑）》，1981年第6期，第27页）而李汉俊却认为罢工提出的要求太多，会激化工人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两个人为此争吵不休，最终不欢而散。

　　1923年2月7日下午，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开始镇压工人运动，李汉俊也成了吴佩孚重点通缉的对象。李汉俊只得连夜乘车去北京二哥李书城家里避难，因为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这时间又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任职，为此中共中央又发出通告给他以处分，这更引起李汉俊的不满。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李汉俊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仍然被选举为候补中央委员，党组织还专门给李汉俊写了一封信，让李大钊带给李汉俊，劝李汉俊回到党内来，但李汉俊对即将开始的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也非常不赞同，就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绝佳时机。不久，李汉俊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武汉，他又一次走上了武昌高师的讲台，继续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时李汉俊找到了胡鄂公准备成立社会党，得知这一消息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给团中央的信中，专门报告了李汉俊分裂党的活动。但李汉俊创建社会党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北伐战争的枪声打碎了李汉俊的建党梦想，李汉俊也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总之李汉俊被开除出党，原因是个人性格、政见上与陈独秀、张国焘的分歧造成的。

　　第四、关于李汉俊后人之谜

　　李汉俊一生先后结了两次婚，前妻陈氏于1920年病故，陈氏为他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李声簧，女儿叫李声馥。1923年经人介绍李汉俊又与陈静珠结婚，陈静珠是李书城的好友万声扬的姨妹，而介绍人就是万声扬。李汉俊牺牲时，陈静珠有孕在身，这就是李汉俊的遗腹女李声䭲，1928年1月6日，在李汉俊牺牲25天后李声䭲出生。李声䭲的原名叫李声铎，因为名字最后一个字是“铎”字，而杀害李汉俊的是“胡宗铎”，后来李书城决定为侄女改个名字，因李汉俊家子女这一辈女孩名字中都有一个“香”字旁的字，李书城找来《康熙字典》，找了很久才找到“䭲”这个字。

　　◆李声馥（左）、李声䭲姐妹在父亲墓前。

　　李汉俊的儿子李声簧生于1914年4月16日，李汉俊牺牲后，寄宿在伯父李书城家中，1929年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作在科教战线，1975年11月8日病逝于北京。李汉俊的长女李声馥，在李汉俊牺牲时，只有10岁，后同继母陈静珠相依为命，16岁便做了护士，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汉俊的遗腹女李声䭲，长大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建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武汉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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