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东亚城市与心灵复苏计划

我有段时间曾热衷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那是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领域。STS是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缩写，研究的是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包括一般的理论和具体的应用。

理论上，可以把STS分解排列为各种关系来研究，如S与T（科学与技术）、S与S（科学与社会）、T与S（技术与社会）、S+T与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等。此外还有非常广泛的具体问题要研究，像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文化生活；人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既开发自然又保护自然，真正造福于人类……。

但这样的研究虽然听起来很好，科技与社会，谁不关心呀？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进展。

一、年年很重视而永远被边缘化的生态问题

例如1993年国务院即有指令要「将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随后，北京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发始进行城市经济问题研究，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于1998年1月市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将发展首都作为北京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要把北京由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转换，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化经济的转换、由一般性城市经济向国际信息城市经济的转换。

而所谓「国际信息城市」，是要让北京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国际政治中心、经济管理控制中心、贸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文教科研中心。总之，要成为国际的交通枢纽和信息网络枢纽。

北京有这个条件吗？

北京的优势很多，但最大的优势其实只是政策决心，其缺点卻很明显。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它的环境生态。第一，钢铁和石化等重化工业，曾占北京城市工业总产值1/4。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使得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甚低。从总量指标看，北京也属于严重缺水城市。2000年以后，钢铁和石化等工业大量迁出，情况改善不少，但水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其次，北京交通壅塞，城市空间污染严重。空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也高于其他城市水平。

1997年北京已然是烟雾日110天，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天气占43.8%了。近年沙尘暴等重度污染和灾害性天气的频率又日益上升。

另外，北京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20%，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低于3%。对每天产生的1.5万吨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则不足50%。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故已被世界更生组织列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

第三，北京的大规模组织建设，使得城市建成区占地规模巨大，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低，导致城市盲目扩大新征地规模。90年代以后，30多个经批准的工业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工业用地需求规模之扩张，与城市土地短缺的矛盾日益严重。

这些问题，在做规划时均不能正视，而就算正视也没什么用。今春的沙尘暴和雾霾，就是环境至今尚未改善的明证。

可见所谓生态环境云云，做为一般讨论时固然大家都会谈到，可是一旦涉及政策实践时，它往往就被忽略了。

二、 科技崇拜中的环境难民

会忽略这些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对信息信息技术太过乐观，以为把北京从以工业为主的城市转换为信息技术为主的城市，就能将这些生态环境问题自然消弭于无形了。殊不知信息科技固然是新时代的利器，但仅恃信息科技岂即能达成生态环境之完善乎？

坊间谈信息科技、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战略的著作，都是有这种单一角度的高科技乐观主义。

奈思比特曾称这种现象为「科技上瘾症」。患了这种病的人，以为城市信息化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就变好了，一切问题就都会解决了。一如有的人相信科技能治疗社会病态，对科技处方抱持极大信心：以为每间教室都有可以上网的计算机，学生功课就会进步；以为改造人体基因，可以消除疾病；以为作物经基因改造，可以喂饱全世界。

纵使有不少人，例如教育心理学家如席莉（Jane Healy）就曾警告经常使用计算机，可能对孩童的大脑生理机能产生有害的改变，造成普遍的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沮丧症候；其效果与软件开发者所声称者大相迳庭。因为计算机游戏会阻碍任何类型的反省、对未来的思考以及内心的自我对话。

但这类意见，一般并不被人重视，一般人相信的仍是科技的承诺。科技的承诺听来甚是悦耳，大家愿意相信只要买下什么科技，就自然解决了问题。

因此，奈思比特说：「科技以愉悦、以承诺引诱我们，我们上了瘾，不去注意科技可导致的副作用，因此不明白何以前途看来不可逆料。鲜少有人清楚了解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社会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或应该占怎样的地位）；更糟的是，少有人知道科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给予科技特殊地位，彷彿它是自然法则，有不可褫夺的权利。我们的日常生活、人格形成经验，甚至自然世界，都注定要由日益精密的软件来『管理』。科技与我们的经济齐步前进，我们则只能插上插头、上网、浏览、剪贴、把零碎信息拼凑起来。我们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没法下达指令作任何修改」（奈思比特《高科技·高思维》，导论）。

对高科技持简单化的乐观态度，即属于奈思比特所说因科技上瘾而形成科技崇拜的迷信现象之一。但我们不必扯得太远，仍回到生态问题来看。

迷信新兴高科技而对生态问题不甚理会，并不只大陆如此，台湾也一样。台湾国科会曾经公布《永续台湾的愿景与策略白皮书》。

其中指出，到2010年，未妥善处理的垃圾将超过四亿吨，相当于整个台湾每平方公里必须容纳一万一千吨垃圾，使台湾变成「垃圾岛」。未妥善处理的有害废弃物虽然「只有」一千五百万吨，可是造成的环境冲击，却是一般废弃物的数十倍以上。

河川污染也是严重问题。《白皮书》指出，台湾严重污染河段比率，一直在百分之十二左右，没有明显改善。北港溪、二仁溪、急水溪等，严重污染比率甚至超过百分之九十。主要污染来源是生活污水，反映下水道比率严重偏低。到二000年五月为止，普及率仅百分之七，比菲律宾、墨西哥还要落后。

《白皮书》中也提到地层下陷的问题。主因是过去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采取放任政策，现在台湾地层下陷面积已达八百六十五平方公里，这样的规模对海岛台湾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土地资源流失。

《白皮书》中更直言，台湾经验的另类写照是「赚得全世界却失去台湾」及「穷到只剩下有钱」。

做为「环境难民」的台湾人民，对于这种境况，其实并不甚在意，也很少以此要求政府改善。政府虽然做了这本《白皮书》，但在经济发展等政策行为方面，却也并未将改善环境纳入思考。

结果就是：今年干旱不止，官民敲锣打鼓、跪拜祈雨，而雨师风伯却已懒得理会了。

三、 现代性情境的反思

为什么明明知道环境生态已经非常恶劣了，大家却亳不在意，或故意漠视，反而一再宣传新科技、高科技能带给我们美丽的未来？

事实上，现在的环境灾难，就是当年我们所相信的新科技、所欢迎的新生活所造成的。

那些新科技，在做宣传、做科技承诺时，其实都没有告诉我们它可能产生的环境灾难是什么（老实说，因为是新科技，因此通常也不晓得它可能造成什么后果）；要到我们对某些科技已经依赖极深并与生活融为一体时，才发现我们业已沦为环境难民。可是发现以后，我们其实因为已做了「过河卒子」而无法回头，只得拼命向前。

例如用电，何等便利！但要电就得造水库发电，或烧煤造电。这都是会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虽然如此，电还是不够，那就只好用核能发电。核能发电在世界各地虽引起极大争论，但除非我们不要电，谁也不能絶对不用核能发电。

这种遭科技裹胁的情况，其实也就是「现代性情境」之一例。

所谓现代性情境，是说整个现代化进程实即是以资源消耗、破坏生态为方法的，越是现代化的国家，杀鸡取卵，资源消耗越严重。

以美国为例，占不到世界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却消费着占全球五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资源。而在整个西方世界进行现代化的早中期，这种人口与资源消费的巨大比差更为惊人。

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以牺牲整体人类生态环境的巨大代价，才得以获取其文明进步这一结果的。后来学习西方、争相步入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学习了西方的办法，牺牲生态环境以谋所谓「进步」。

这也就是后来西方开始反省现代性、开始呼吁环境保护、要求亚洲国家勿捕猎野生动物并推行环保运动时，普遍惹人反感的原因。

许多人都质疑：为什么西方社会享受着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而我们却要为此承受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现代化的进步可以是西方的，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却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或地区。

又为什么西方已经现代化之后才来要求我们节制现代化速度？

再者，目前西方世界仍是地球上最大的资源消耗区，故环保、生态最急迫的地区与问题其实是在西方而非其他地域。

更根本的质疑，则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由于所谓「现代性」其实包含了几项基本元素：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科学理性和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之基本文化价值理念的自由个人主义精神。现代性的这四个基本元素，都是值得人类社会珍视的，但它们同样也都无法免于生态伦理的批判。

其中自由个人主义，更具有这种两面性。

一方面，它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革命旗织和现代启蒙口号，具有个性解放的精神力量。因此，它确实成为了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价值基础。但另一方面，自由个人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一种深刻的内在亲缘关系：它们在倡言「人格尊严」之际，共享着某种同质的价值观念。把人类视为特殊而高贵的生命，将一切非人类的生物和生命看作是实现人和人类目的的纯粹手段或工具。任何人或人类群体，都可能以人类正当利益的名义为他或她或他们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辩护。

换言之，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核心的自由个人主义，与其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理想一样，都没有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没有给予人类寄居其中的自然环境以充分的尊重。

故社会学家吉登斯批评，自由主义的思想构架没有、也无法容纳有关生态伦理或环境问题的主题（《第三条道路》第一章）。各国在推动现代化时，也都忽略了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并不只是自然资源的消费者，也是自然资源的生产者和保护者。作为一种理性的生命存在，人类不仅是欲望的存在，而且也可以成为合理实现其欲望的道德的存在。

此外，支配现代化社会运动的根本文化，乃是一种基于现代科学理性的进步理念。

以致现代人过分迷信现代科学理性，误以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必定会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整个社会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改善。知识或技术理性、工具价值的评价尺度被无限放大，使得康德所谓「实践理性」完全隐匿不见，只成了单一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其中原有的目的理性或目的性价值意义，被现代唯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洗蚀无踪，渐渐消失在现代人的价值视野之外。

在这种狭隘的工具理性或技术合理性意义上，人们或可认为现代社会确是「进步」了。然而，这种进步仅仅是「单面的」（如马尔库色的用语）、畸形的，它所消耗的代价却极沉重。

如果人们愿思考一下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伦理问题、生活意义的困惑问题、以及浸透于现代人心灵和现代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实利主义，就不难意识到这一点。

再者，现代性的种种问题，或许还与西方存有论认识论的发展有关。西方自17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新的机械哲学，根据一个新隐喻（机器）来追求宇宙、社会和自我的重新统一。这种思想由法国思想家伽桑狄和笛卡尔提倡，因缘际会，渐渐取代了西方传统的万物有灵论、有机论，而蔚为主流，影响及今。

在机械的世界中，秩序被重新定义为：在规律的理性决定系统中，不但强调人应可对自然、社会和自我进行理性控制，更要借助新的机器隐喻以重新定义存有。

作为科学和社会的统一模式，机器彻底渗入人的意识，以至于我们今天很少人会质疑它的合法性。自然、社会和人的身体均由可相互替代、可从外部修理和代换的（原子化）部分组成。所以我们可以「技术的手段」修补生态失调，也以用干预主义的医学方式，用新制成的心脏代替有病的心脏。

这种机械自然观，是目前西方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内容。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为常识的实在观，认为物质由原子组成，颜色由不同长度的光波反射而成，物体按惯性定律运行，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整个自然，均是由无主动精神的粒子组成，并由外力而非内在力量推动。因而，机械论本身也令操纵自然的行为合法化了。

这其中便蕴涵着权力的概念，Carolyn Merchant《自然之死》一书曾批评道：

机械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其最光辉的成就，是它围绕人类经验中两个最基本的成分──秩序和力量──重新安排了实在。秩序可以通过对服从数学定律的不可再分部分的运动之强调，通过否弃变化的不可预测的非物质原因来达到。力量则通过现实世界中直接起作用的干预达到。培根的方法支持通过手工操作、技术和实验实施对自然的威权。故机械主义作为世界观，也是一种概念化的权力结构（第九章）。

这种权力概念，直接导致人对世界的支配意识。久而久之，人自拟为上帝，可对宇宙重新揑塑。而整个本体论和认知结构，遂也因此发生变化。是以Carolyn Merchant才接着说：「作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之结构模型的机器」，使得：

正在兴起的机械论的世界观，奠基于物理定律的确定性和机器的符号力量相一致的关于自然的假设之上。尽管有许多替代的哲学可资使用（亚里士多德哲学、斯多噶主义、神祕直觉主义、隐修主义、巫术、自然主义和万物有灵论），但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逐渐被机器性质和经验力量所占据（同上）。

此一新的本体论及认识论，包含了一些关于存有知识和方法的预设，使人可以操控自然。例如：1.物质由粒子组成（本体论预设）。2.宇宙是一种自然的秩序（同一原理）。3.知识和信息可以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境域无关预设）。4.问题可被分析成能用数学来处理的部分（方法论预设）。5.感觉材料是分立的（议识论预设）。

在这五个关于存有的预设的基础上，自17世纪以来的科学被普遍地看作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此外，正如海德格所指出；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最基本的关切在于力量，「现代技术的本质在于座架（enframing）」。也就是说，在于表明自然使它成为被支配物。「物理学作为纯粹理论，架构自然并使其显示自身」，且「诱使」自然「成为可计划的力的有序结构」。

四、 相互依存的人与自然

对现代性做这样的批判，把当代漠视生态自然的原因，追究到个人自由理性以及存有论认识论等等去，看起来扯得远了，其实不然。不做此类探本之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讨论，就仅能涉及一些技术性枝节问题或仅流于和稀泥。

而且，透过这样的讨论，我想说的，正是整个生态伦理，或旧的现代化普世伦理之后的新普世伦理所应该走的方向。

正如Holmes Rolston Ⅲ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所说：现代社会的一个要求，就是人类要发现自己的独特性──线性的历史、创造性和不断进步。人类就是靠着这些独特性而越来越成为自然的主宰，用自然为自己服务，并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造环境。

与此相反，现在生态学的基调，则是要我们再次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联性，认识到我们与生物共同体的固有联系，从而肯定我们的有机性本质这样一种智慧。

他认为当代哲学家在探索新社会的新伦理时，必须反抗现代性，重新寻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相关性。

重新发现这种关系，他称为「哲学的生态转向」（ecological turn）。并认为现今已有不少人致力于此，例如，「伊恩·L·夏克哈格主张：『我们必须认识到：自然包含了一个内在的价值体系。』在一篇用了＜生态：物理规律与道德抉择＞这样引人注目的标题的文章中，保罗·B·西厄斯写道：『但在今天，道德涉及到一种负责任的与自然界规律的关系，因为我们也无可逃避地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罗杰·里维莱和汉斯·H·兰芝伯格在为一部有名的著作写的序中说道：『对于我们对环境的关注，科学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意义……那就是它能建立概念与自然规律的结构体系，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的认识，必定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根基，将会指导着每一代人履行我们作为地球这艘宇宙船的乘务员的职责。对于这个目的来说，生态学……是核心的。』……。」

这些尝试找出新方向的学者，凭借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呢？

Holmes Rolston Ⅲ说道：生态学家想到的是另一种哲学遗产。西方思想在对自然的看法上是矛盾的。不同于现代人想法的一些先哲用了不同的逻辑去面对自然，发现自然有着比人类更伟大的智慧。例如由浪漫主义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哲学遗产。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家那种对大自然的爱，曾经感染了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者中的很多人。例如爱默生在同样也很经典性的一部著作中，就坚信自然产生商品、美、智慧与纪律。如果把诗与神秘主义跟科学结合在一起，我们更能看到自然育化了人们的性格，并可作为价值的试金石。

也就是说，西方当代思潮在处理人与自然这问题时，为了批判反省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来的观念，往往回溯其古老传统，从其思想遗产中找到与现代西方不同的自然观来做为思想资粮，建构新的普世伦理。

可惜这些西方当代生态哲学家不谙东方哲学，否则他们应更能由东方的自然观和伦理态度中找到思想的资源。

例如人与自然非断裂的连续关系、循环式历史观等等，都是中国哲学中最明显的东西。

依我上文所述，今后吾人在思考这类问题时，或许应考虑要充分关注并运用我们东方的思想资源。因为这正好为急于找寻新出路的当代西方思潮提供新的资粮；在重建生态伦理的工作上，也足以互补。由发展东亚STS领域的策略思考来说，此亦是我东亚社会之优势所在，不应忽视。

五、相互依存的国家与社会

但仅有这些仍是不够的，伦理学家不能把战场拉到存有论认识论的层次便以为了事了。伦理是实践问题。STS的研究，也不能只把科学机械主义及现代性批判一通便罢。要建构新的伦理情境，须要一些具体做为。

什么做为呢？让我举个例子。

现今住在地中海沿岸有一亿人，每年来此度假的人更多（占世界旅游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把地中海弄成了一个污水池。因为地中海是一个四面陆地环绕的海，只有一个出口通向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它的海水每8年才能更换一次。且海浪很小，水流很弱，人们倒入其中的污染物只能留在原处。又、它是世界上主要的航运水道之一，石油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通过地中海运输，因此每年溢出的石油，加上冲洗油轮流入海中的污水极多。还有85%的污染物来自陆地上的工业废物、城市污水，以及农业作物的残留物。大大小小的70条河流每天向地中海注入几千吨工业废水。至少120个沿海城市和城镇，把90%未经处理，或仅稍加处理的废水排入海域。使得占世界海洋面积1%的地中海，聚集了污染地球海洋的浮油、焦油和普通垃圾总量的一半。

除了污染以外，地中海还深受计划不周的旅游业之害。旅馆、小艇、船坞，以及其他设施，破坏着一处又一处的自然区域，也破坏着流域周围的野生动物生活区。

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进行一项计划。它说服沿岸的17个国家制定一项共同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它们中有：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的以色列和叙利亚、长期为敌的埃及和利比亚、互相敌视了几百年的土耳其和希腊、仍然不信任的法国和它的原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自古以来就互相对抗而现已疲惫不堪的西班牙和摩洛哥等。

所有的污染源国家，尤其是3个最严重的污染排放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共同努力，这些污染物已逐步消除了。再依靠几乎所有国家的几十个实验室协同合作，一个大规模的监测系统开始发挥作用，减少了各地排放入海的污水量及有毒物质。

条约还规定应在海上及陆地为野生动物建立范围广阔的公园和保护区，形成一个网。目前保护区已增加到100多个。

地中海清洁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前15年中，仅为了控制污染，估计就要花费150亿美元。

但这么做非常值得。因为恢复生机的地中海，每年光是旅游业就能创利100亿美元。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创造了一个跨越国家与种族界限的合作关系，让人重新体认到「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价值，也在计划中实现了这个价值。

相互依存，其实是今天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实况。经济上我们互相依存，环境更是如此。

因此，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躲避其他国家发生之形形色色的环境退化。即使美国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军事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避免受世界其他地区许多环境问题的影响，以及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对安全的威胁。所有的国家都是坐在同一条船上，这条船正在成为环境问题的「铁达尼号」。

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这个新游轮的名称也许说起来不顺口，看起来也不顺眼，但它却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随口说出和随时准听到的一个名称；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那样。相互依存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争的事实。

相互依存也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来对付共同的问题。正如温室效应那种环境问题，它的产生，任何国家都有份；同样，它的影响，任何国家也都不可避免。像臭氧层损耗和物种大批灭絶这类问题，虽然涉及的国家比较有限，也应该作类似的考虑。

因此，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

据此而言，在重新正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国家与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必须成为未来我们在行动上进行伦理实践的原则。

在重新恢复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时，我们应重新正视东方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以展开现代性批判。在建构国家与国家相互依存体认时，我们也有必要寻找一个可以共同合作、进行生态伦理实践的议题（例如：东亚城市生态复甦计划之类），以便展开具体的合作，不让「地中海清洁计划」专美于前。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