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青年说 | 关于琉璃河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4年习总书记在参观首都博物馆北京市历史文化展览时就指出“要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此后他多次强调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20年，习总书记在专门针对考古工作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更是直接对考古人员参与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提出了要求。

琉璃河遗址是一处典型的考古大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琉璃河）流域，因其地得名。现存西周时期夯土城墙、城外墓葬区和城内居址区，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是北京三千余年城市文明的源头，是燕文明的重镇、燕文化研究的中心，亦是今日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文脉渊源。

琉璃河遗址卫星照片

琉璃河遗址自1945年被首次发现以来，历经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苏秉琦、邹衡、殷玮璋、李伯谦、靳枫毅、刘绪、赵福生、王巍、柴晓明、雷兴山等中国考古学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在琉璃河的发掘记录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这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等，其中就包括今日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堇鼎、伯矩鬲。

堇鼎（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2019年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多家合作单位，重启了沉寂多年的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力争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利用新的空间技术手段，结合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在新的考古工作理念指导下，对琉璃河遗址进行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和价值阐释。

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注。今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同志，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群同志和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同志等一同来到琉璃河遗址调研遗址的发掘保护利用工作。蔡奇同志在调研期间指出，“要在做好琉璃河遗址研究和保护的同时，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利用水平。”

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琉璃河遗址这类早期土遗址，可展示性不高，内涵却复杂丰富。考古工作者作为遗址价值的发掘者、阐释者，自不能“作壁上观”，需要担负使命、有所作为。而考古工作者如何在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方面发挥更多作用，本文浅谈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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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要阐释遗址价值

习总书记在去年9月28日针对考古工作的讲话中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具体到琉璃河遗址而言，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建城史推进至三千余年前，通过出土文献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已经基本完成了考古学之于历史学的要求。而“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则是考古学之于社会学的使命，是遗址能够科学、合理地进行展示、利用的重要基础，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深度参与。

2019年，我们在琉璃河城址内新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的剖面，剖面上可见厚约1.62米的夯土基址、西周时期的四次活动地面、墙体、柱洞、灶台等多种遗迹现象。但这些遗迹远远看上去就是一层一层的黄土，若非经过精心标注与讲解，一般人实在难以分辨。考古人需要做的便是将这一层层黄土的意义解释出来，传达给规划、策展、社教人员，使其能够以更加生动、具象地传达给公众。

经过标识的夯土建筑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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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要活化展示方式

考古工作，作为今人和古人对话的途径，具有强烈的互动性，能够与博物馆的静态展览手段形成互补，起到活化展示利用方式的作用。

我们在琉璃河遗址的公众考古实践中发现，单纯介绍考古发现的遗迹现象往往效果不明显。转变思路后，我们将日常的考古工具放到了展示台上，现场演示工具的使用方式，这些工具有助于让观众对考古工作产生直观认识，从而消除一部分误解。

考古工具的展示

我们进一步尝试了参与性更强的模拟考古活动，在没有古代遗存的生土区域上铺洒新土，在其中预先埋好陶片。按照琉璃河遗址的分区规划，布设1×1米的探方，现场教学手铲的使用方法，让参与活动的小朋友们与考古队员一起把陶片收到小件袋里，对其进行编号记录。在活动结束时，将标签系绳带回去做个小纪念。整个流程下来，孩子们和大人们都有自己的收获。

模拟考古活动

未来，我们可以适当提高文化遗产展示利用方式的互动性和专业性，提高遗址公园互动体验类项目的参与感和社区感。通过公众考古观摩、模拟体验考古、志愿者参与等不同参与程度的互动体验项目，向更多不同年龄段的受众，介绍考古工作，展示考古工作的逻辑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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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要反哺文物保护

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改变社会对于琉璃河遗址性质的认识，而不断深化的认知又反哺遗址的保护。1945年，抗战胜利后，作为银行经理的吴良才先生在调研琉璃河水泥厂投资建设情况时，途径此地发现此处地势高亢、陶片俯拾皆是，这些情况引起了这位考古爱好者的注意。他遂将这些陶片打包送至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处，琉璃河遗址首次走入人们视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

此后，历经多次考古调查发掘，人们对遗址的认识从疑似燕国都城，到确认燕国都城，再到确认琉璃河遗址就是周王封召公之北燕。1988年，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琉璃河遗址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遗址才得以更好地进行保护，90年代发掘工作才能更好地在城内开展，将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城市结构展现在世人面前。

七十六年前，若是没有吴良才对于考古的正确认识，琉璃河遗址或许现在还沉眠于地下。了解考古、热爱历史的普通大众才是文物保护所倚靠的根本力量，公众考古能够启迪大众，大众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乡、祖国产生自豪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下一个“琉璃河遗址”说不定也诞生于普通人自觉行动当中。

诚然，在现行条件下，考古人员若想在文化遗产展示利用中积极发挥作用还存在很多壁垒，还需要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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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政府

政府需给予考古参与遗址保护展示利用一定的政策倾向。由琉璃河的探索过程可见，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长远的计划与长期的投入。遗址保护规划和遗址公园规划需要为考古发掘留出充足空间，给考古机构一定的反应机制，使相关规划能根据最新的学术认识，灵活改变保护与展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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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方

在保护规划和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过程中，考古学者应保持开放心态，积极与规划人员开展双向“对话”，使规划编制人员了解考古工作过程；规划编制人员则需尊重考古人员建议，保留考古人员对遗址保护的“一票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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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博物馆

考古人员组织公众考古时会面临人手不足、经验不足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与博物馆的合作得到解决。博物馆社教人员可以作为志愿者参与到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也可以与社教工作人员共同开发展现考古科学精神的互动项目，项目场地可直接由博物馆进行管理和维护。遗址博物馆作为面向公众的窗口，能够分流、筛选不同深度参与考古体验的受众，对接考古队预留的接待量，最终取得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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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所

考古研究机构则要将遗址保护、展示、利用工作成果纳入到评价体系中来，明确工作态度，消除固有机构设置存在的信息壁垒。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琉璃河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的经验显示了新时代对考古工作新的要求，不仅要阐释遗址价值，还要活化展示、反哺文物保护。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包括在地政府、规划编制方、遗址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在内的各方共同努力，形成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机制，真正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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