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最后一名成员，获毛主席后人专程探望：说出埋藏70年秘密

2011年6月1日，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曾携妻子来到上海华东医院，专程看望和感谢一位名叫李云的老人。因为这位前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老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当时唯一健在的中央特科成员！也正是这位老人，当年在上海找到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面对着专程看望恩人的毛新宇夫妇，老人说道：“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埋藏了70多年，现在讲给你们，我就可以安心离开了。”

△李云

投身革命，冒险传递绝密情报

李云原名祝修贞，祖籍浙江海宁，1915年7月生于江苏苏州。两岁时，她全家搬到了上海。8岁时，还在上小学的她就接受了革命教育。1929年，她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投身于革命的潮流之中。

小学毕业后，李云考上上海旦华中学，团组织安排她在闸北丝厂工会做青运工作。她教女工们识字、发动大家举行各种集会，为女工们争取权益，期间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受到了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青睐。

1930年，年仅15岁的李云经党组织推荐，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时，李云在党旗前庄严宣誓：严守党的秘密，坚定革命立场，坚决服从党的命令。对于这三点，李云一直牢记不忘。她将其默默记在心里，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伴随了自己的一生。

1931年7月，李云被调往中共浦东区委，做南洋烟草厂的青运工作。因为头脑灵活，加之遇事沉着，李云很快就被安排进入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担任情报收集与营救被捕同志。

△中央特科机关旧址

不久，她接到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安排她配合另一位红色特工徐强，两人以夫妻名义赶赴河南开封，在那里联系时任国民党第80师少将副旅长兼师学兵营营长的惠东升。

惠东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他为人比较耿直，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黑暗深恶痛绝，故而同情共产党人，遂利用职务之便向红军提供了不少情报。

这一回，他从自己的同学、杨永泰的秘书那里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

李云和徐强想办法和惠东升接上了头，并将情报默记下来。回到住所后，她凭借记忆，连夜用米汤水将情报抄写在一份古籍书的背后，而后夹在棉被中带出开封，交到了上海党组织的手中。

这份重要的情报使得红军得以提前对国民党军的行动做出应对预案，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反围剿”。这一年，李云年仅17岁。

然而，敌人的狡猾程度远远超乎想象。惠东升泄露情报的举动很快就被国民党密探侦知，他本人惨遭杀害，李云和徐强则被满城通缉。

二人历尽艰险，走山路、吃野菜，几经周折返回李上海。此时，由于顾顺章叛变，周恩来已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转移到中央苏区。上海的特科工作由陈云领导，职能转为以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主。

根据组织安排，李云和徐强开了一间修钥匙的店铺，继续假扮夫妻从事情报的收集与传递。平时，徐强化身为店主老金，负责线人联络与接头事宜，李云则负责默记情报后进行抄写和传递。那段时间，两人感情逐渐加深，并经组织批准后正式结为夫妻。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

危险重重，上海街头寻回毛氏兄弟

1935年秋，已经升任上海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的徐强交给李云一项任务：一对兄弟流落街头，务必找到他们，俩男孩中哥哥大约十三四岁，弟弟大约十一二岁。

至于孩子的身份，他只说是烈士子女，从收养的人家那里跑掉，下落不明。徐强要李云在老西门附近地区内仔细寻找，切记不要惊动别的人，以免走漏风声。李云意识到，这两个孩子的身份一定不一般，但她没有多问，立即投入到寻找工作中。

当时的特科的关系网由于顾顺章叛变的缘故，已经遭到了极大破坏，上海街头到处都是特务、暗哨。在没有经费、没有帮手的情况下，李云化身为一名卖报青年，在上海街头一找就是大半年。

期间，她不断借各种机会打探孩子的消息，却毫无收获。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李云走到城隍庙附近一个粥铺边上时，猛然间发现两个男孩与丈夫所述的孩子体貌特征相似：二人衣衫褴褛，饿得几乎只剩下皮包骨头。李云和他们打招呼，哥俩却一直不说话，似乎警惕性很高。

李云见此情况，觉得这很可能就是丈夫让她找的人，但此时她发现身边却有几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来回溜达。为此，李云带哥俩在粥铺喝粥。她自己将写有暗语的一张纸条交给粥铺的伙计，称自己没带钱，只要拿着这个条子交给老西门书店的胡老板，他就会付钱。

这个胡老板，正是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的冯雪峰。看到暗语后，冯雪峰马上派人找到李云和两个男孩。见到孩子后，冯雪峰拿出糖果和他们攀谈、逗他们开心。渐渐地，哥俩逐渐放下了警惕。冯雪峰问你们是哪里人？大一点的男孩说是湖南人——没错，他们就是李云要找的人。

后来李云才知道，这对兄弟便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1930年11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她和毛泽东的3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后因病夭折，这是目前最为认可的说法)经过地下党组织安排，来到上海，进入当时的地下党员董健吾负责的大同幼稚园。

1932年，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之后，毛岸英、毛岸青来到董健吾家生活，后来董健吾又让两个孩子到自己的前妻家生活。接下来，因为一些原因，毛岸英、毛岸青就开始流落街头，直到被李云找到。

这段故事由于其特殊性，李云一直没有透露一丝一毫。直到2011年，毛新宇专程赶来向她致谢时，她才说：“不用谢我，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这个秘密在我心里埋藏了70年，现在讲给你们，我就可以安心离开了。”

隐姓埋名，贴身保卫宋庆龄

1936年秋，冯雪峰开始着手恢复上海党组织的电台，以便与中央恢复联系。由于上海局势紧张，相关材料无法按时准备到位，电台装好后连着测试了好几天，按照冯雪峰提供的呼号不断呼叫，就是收不到对方回音。

冯雪峰很着急，他带领大家一起想办法。最后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去找孙夫人宋庆龄帮忙。不久，在宋庆龄帮助下，特科终于搞到了大功率电报机所需要的元器件，电台可以正常使用了，上海很快就与中央恢复了联系。

一天，冯雪峰找到李云，说希望她能作为专门联络员，去承担与孙夫人的联络工作，并负责保卫孙夫人的安全。

原来不久前，宋庆龄跟冯雪峰说：“现在有很多事需要和你们商量，可总不能一下子找到你们。我想了很久，希望你们能派一位可靠的同志作为联络员，固定咱们之间的联系，这样我就能及时和你们通气。”

冯雪峰将此消息告诉周恩来、陈云。周恩来认为李云革命意志坚定，之前几件艰巨的任务完成得都很出色，不论是机敏还是认真都没地说，可以担任此重任。他托冯雪峰告诉李云：“孙夫人要你办什么事，你一定要给她办好。”

一听有任务来了，还是这么重要、光荣的任务，李云当即答应下来。准备妥当后，她来到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宋庆龄住所来见宋庆龄。当李云表明自己就是新来的秘书钱小姐（宋庆龄联络员的掩护身份）时，宋庆龄面带微笑地拉着她的手说：“哎呀，秘书原来是一位小姑娘啊！”

△宋庆龄与李云

两人一见如故，李云由此作为联络员时常来见宋庆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宋庆龄的住所也不安全。国民党的侦探、便衣时常在周围出没。李云每次行动都需要跑到商场、酒吧、电影院中几番“变装”，直到感觉后面没有尾巴再走。

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由李云约冯雪峰在安全地点碰头，一般的事情她就直接跟李云说。如果宋庆龄家周围有异常情况，李云也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警报和提示。比如，有密探出现，她就找一个卖香烟的孩子在宋宅边上高喊：“今日香烟卖完了！”

倘若形势危急，近期最好不要外出，她便在临走时塞到保姆王妈手里一张画，画中有一只乌龟，上面有几个枣，寓意“早归”。宋庆龄有情报也会暗示她，比如国民党方面如果有行动，她就留李云一起吃饭，并会做一个凉拌紫菜头。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深夜，中央发来一封标有“十万火急”的电报。李云接到电报，立即向冯雪峰、潘汉年汇报了情况，并将其告诉了宋庆龄。

第二天，在宋家信箱发现一封恐吓信，并附有两颗子弹，信里写道：你勾结张、杨，如果委员长发生意外，就要你的命！李云向冯雪峰通报了这一情况，中央下令立即派人加强宋家周边的保卫工作，并安排李云24小时不离宋庆龄。

期间，宋庆龄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接收联合抗日的主张等通电，均是由李云通过徐强告周恩来并发表；关于国共谈判和事变解决的情况，也是由徐强传达给李云，并由李云告知宋庆龄。

可以说，这段时间里我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李云进行的。后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来到上海会见宋庆龄，也是由李云转告宋庆龄并约定时间和地点。

直到日军进攻上海，宋庆龄在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反复催促下，由李云陪同去了香港。她在香港协助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继续负责保护宋的人身安全。

1938年4月，因为孩子得了重病，李云不得已，只好向宋庆龄告假。宋庆龄再三叮嘱她尽快返回香港，不料李云回上海后，又因组织需要留了下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39年，李云被派去延安。

1949年上海解放后，李云经多方打听，得知宋庆龄住在淮海中路1843号，于是立即动身前往拜访。10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二人相拥而泣。宋庆龄告诉她，现在保卫中国同盟已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希望她留下来当秘书长。李云欣然允诺，二人由此继续着未了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2月，宋庆龄前往苏联参观访问，对当时苏联的少先宫特别感兴趣。回上海后，她跟李云说：“中国孩子也应该有一个如苏联少先宫那样的校外活动场地，咱们就叫少年宫”。1953年6月1日，在李云的具体操作下，上海有了中国第一座少年宫。

而对于自己的过去，她一直绝口不提。女儿说：“老人不愿接受任何采访，更不愿被塑造、被拔高，只想静静地去见马克思。”直到2011年，中央来人告诉她，特科的相关工作已过保密期限，希望老人能把它讲出来，为后人还原那段历史。于是，老人又重新拿起笔，写下了600多页的回忆录。写完后，她告诉女儿：“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党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2013年，李云在上海病逝，享年98岁，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央特科成员。

革命岁月里，很多奋战在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没能亲眼目睹胜利，但他们的贡献绝不会被遗忘。也许他们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却与日月同在、与天地同辉！

参考资料：

《往事与情缘：李云回忆录》《海宁人在上海》，海宁市史志办、嘉兴电视台、海宁电视台有关采访记录，《世纪风采》2020年第9期：《宋庆龄身边的红色特工》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