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旧影：他者眼中的晚清中国

马戛尔尼访华，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热。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一路上绘制大量画稿，全面反映了中国风土人情。

身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创始人之一的托马斯·阿洛姆，以亚历山大等人的画稿为蓝本，出版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画册。在一个摄影术尚未流行的时代，雕版画细腻展现了晚清中国的山水风貌和习俗民情，为后世留下了帝国旧影。

今天，我们就选取几幅妙趣横生的画面，详加注释，一睹晚清中国的市井风情。

迎亲的队伍

男女之大防在大多数东方国家都很常见，在中国，这种大防有史以来就像现在一样严格。当已经订婚的男女分别达到17岁和14岁的时候，男方的父亲就开始张罗婚姻大事，提亲的依据通常跟金钱有关。

这一不幸的习俗源自一个更加狭隘的行为：禁止情侣婚前接触。如果严格遵守这一习俗，那可以说它是一种残忍的、奴性的习俗；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它无异于在最纯洁的仪式中混合了谎言和欺骗。

在上层阶级（亦即富裕阶层）中，欺骗、花招和纵容是允许的，“媒婆”对于每一桩婚事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前，痴心的求婚者去找庙里的“月下老人”，求签问卦，打探姻缘。

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迷信宿命，他得到的结论是：他的姻缘应当去问星宿，这事要用到“媒婆”。人们虔诚地遵守这一仪式，媒婆就是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年轻人之间传递深情而私密的通信便属于她们的职责，她们的专门职责还包括卜凶问吉、测算生辰八字。

如果吉星高照、八字相配，占卜者会得到酬赏，媒婆的报酬当然不会被忽视，尤其是，如果她来到女方家里宣布这个好消息并要求女方父母写下一纸婚书的话，那就更是如此了。

签署婚书之后，男方会送上聘礼，金银绸缎，酒肉水果，不一而足，厚薄则依据男方家的财力而定。从这一刻起，这对年轻男女可以算是喜结连理了。

新郎身穿大红袍（喜庆的象征），这之后，父亲便正式给他戴上新郎的帽子，先是布帽，然后是皮帽，最后是官帽。新娘也穿上婚礼的装束，像已婚妇人那样把头发盘起来，插上新郎送的簪子，然后同伴给她开脸，并完成其他的礼仪，陪着她一起落泪，直到她告别娘家。

在算命先生选择的吉日良辰，一支迎亲的队伍来到新娘的家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迎亲的人抬着各式各样的家具、坐垫、衣服、灯笼及其他贵重物品。

这些东西原本是新郎送给新娘的彩礼，但如今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展示，全都是从专门为这种场合提供道具的生意人那里租来的。

有人举着高高的架子，上面挂满了华丽的女衣，跟在后面的是装衣服的雕花木箱，然后是桌子、装饰架、果脯糕点、美酒佳肴、鸡鸭鱼肉。鹅因为总是成群结队，长期以来在中国被认为是忠贞和恩爱的象征。

这些畜禽通常是用木头或锡做成的，构成了迎亲队伍最主要的象征。热闹对所有喜庆娱乐活动来说都是必需的，喧哗吵闹不仅被容忍，而且受到鼓励；彩旗招展，鼓乐喧天。新娘坐的轿子总是做工精良，漆红描金，为的是给旁观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在中国，人们的确很看重女性的美貌和美德。

在花轿的后面，身着大红衣袍的仆役们一路跟随，紧接着是很多的轿子，里面坐着上了年纪妇女，她们都是新娘家的亲戚。

队伍在新郎家的门前停下来，门口摆放着一盆旺火，从娘家陪伴来的妇人搀扶着新娘跨过火盆。这个仪式完成后，新娘被领入“洞房”，在那里与丈夫一起用餐，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下来便是拜天地、喝交杯酒。

婚礼次日，新郎新娘祭祀祖先，拜访亲友；第二天，招待朋友和从前的伙伴；第三天，新娘回娘家，大宴宾客。

野戏台

唱戏依然是天朝帝国最受人喜爱的娱乐活动，正规的戏剧在那里不是很看重。

表演者纯粹是丑角，他们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走村串镇，在每个方便或引人注

目的地点，搭建他们的木质建筑，有点像士兵的帐篷。一个做工结实的平台高出地面约8 英尺，有一个弧形屋顶遮阳，以多根木柱支撑，戏台三面洞开，一览无余。

一些独立的建筑物与戏台各侧相对而立，供上层阶级和付费观众使用，这些包厢与戏台之间的空间，则留给平民百姓。

周围建起的包厢在排列上颇有规矩，置于正面建筑中的座位仅供女士使用，另外建筑中的座位供地位尊贵的男人使用。

那里可以看到富有的官员由随员们陪同，通常给他们提供茶点、烟筒等等，装在刺绣小袋里，客气地邀请旁边的表演者一起分享。

卑贱的平民在无遮无拦的坑位里，不那么讲究秩序和礼仪，表演的引人入胜，入场条件的慷慨大方，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以至于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挤进去。

有两股力量持续不断地运转，以实现这种挤压——外面是拥挤人群的重量，里面是警察的竹棒，在那些执拗成员的头顶上挥舞。有一支强大的队伍，装备着藤杖，通常驻扎在戏台之下，当压力来自外部力量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望无际，完全在戏台之下，警察施加给闯入者的严厉惩罚所引起的反应几乎足以推到整个移动的人群。

肌肉的力量，活力，以及想把演戏的场景留在视野之内的强烈渴望，阻止了这样的意外发生，并把两股相反的力量转变成一波永不停息的摆动。

巡回剧团在南方各省上演的一出最受人喜爱的是《日月奇观》，一位目睹奇观的官员曾描述如下：

第一场打算表现居住在天国的人的幸福和辉煌，有太阳、月亮和自然力，奇怪地在周围被拟人化了。扮演太阳的人拿着一个圆形的太阳盘图像，而扮演月亮的女演员手里拿着一个月牙。

演员们小心地移动，以便模仿这些天体在各自运行轨道上旋转时的联合与对抗。雷神挥舞着一把斧头，跨在各种奇特的马鞍上跳跃和猛冲。

转了几圈之后，一位国王出场，他是如此尊贵，以至于通过一个山林仙女的偏袒，在幸福的住所里得到了一席之地，开始觉得，多大的好运都不可能确保一个肉体凡胎能对抗脆弱生命的平常灾难。

一个邪恶的侍臣披着一张虎皮，以这身打扮模仿老虎本身；他冲进女士们的隐秘的房间，把她们吓得不知所措，并把“王太子”扔进了护城河里。姐妹们赶忙去找国王，匍匐在地，透露这个悲伤的消息。丧子之痛让国王伤心欲绝，以至于厌弃这个世界，并考虑提名一位继任者。

在一个狡诈女人的影响下，他选择了一个年轻人，其心智健全到足以知道自己是个傻瓜。王位的解决秘密地完成了，当不幸的国王去世时，那个傻瓜不久就被授予“金圈”。

傻瓜对自己新近的晋升并不感到兴奋，相反以最笨拙的悲叹曲调抱怨自己的命运。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胜任，并哭喊道：“啊！我该怎么办！”

这样可怜的举动，产生的效果依然是滑稽可笑，以至于观众不知道他究竟是笑还是哭。那个杀害王太子、让国王伤心欲绝的侍臣发现，新国王是他继续卖国的有利工具，国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

求签问卦

在各种情况下（公开的或私密的），在任何有三条路交会的城镇乡村，在最高山的顶峰，在最隐秘的深谷，在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在森林中荒凉的隐蔽之处，都建有命运之神的庙宇，大门永远敞开，邀请信奉宿命论的人进入，来这里打探他们的命运。

这里建有一个祭坛来供奉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祭坛上摆放着签筒，里面装着卦签，其样子类似于简牍。卦签上刻着一些文字，彼此之间有着神秘的关联，并与算命者参考的算命书的内容也有着神秘的关联。

在那些幽深僻静的荒芜之地，香客的稀少使得靠他们施舍为生的僧人的生计很不稳定，因此寺庙无人占用。卦签立于签筒中，算命书束于高阁。

而在通衢大道，总是有一位僧人提供服务，有大量的参考书和可怕的雕像。求签问卦，有时候是有重大事情要向命运之神咨询，比如出门远行、建造房屋或埋葬亲人。求签者付给僧人一笔钱，拿起签筒，忐忑不安地连续摇动它，直到有一对卦签掉落出来。

接下来，僧人便查看卦签上的文字，把它们与算命书上的相关段落进行比较，然后宣布求签者的事情是否顺利。

临清州街头杂耍

严格说来，大运河是从临清州开始的，但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倾向导致中国人把构成这条巨大内陆航运线的所有河流都包括在大运河的范围之内。

中国人声称，它北起于白河畔的天津，南端终于江南省的杭州府，然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闸河的北部终点并不比临清州更高。

白河与大运河畅通相连，没有水闸或堤坝，而且沿着白河的河道（它被错误地描述为大运河的河段），平缓的水流每隔一段距离便被当地人发明的水闸所阻隔。

这些水闸很少导致一英尺的落差，而且为了保护和管理他们，有一队军人或军事警察驻扎在岸边。临清州的邻近地区长期以来是搬运工的聚集之地，他们把货物从一种平底船搬运到另一种平底船上。

这座城市坐落于大运河的尽头，赢得并依然拥有人们相当程度的尊敬。欧洲旅行者认为，那座九层高的宝塔就是为了标示闸河入口而建造的，大概也是为了纪念它的开通。

由此看来，它可以被视为这项伟大而有益的公共工程的一座精美纪念碑。就形式而言，临清州宝塔是一个八边形的锥形塔。底层是斑岩花岗岩，上层是琉璃砖。一道蜿蜒曲折的台阶宫183 级，通向最顶层，从那里可以俯瞰两河交汇，以及临清州人头攒动的街道。

尽管从最高层看，城市似乎就在宝塔脚下，但私人住宅（甚至包括公共建筑）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城墙之内有数不清的花园、灌木丛和树木茂盛的游乐场所。

在1793 年，这座美丽的宝塔处在荒废破败的状态，但打那以后，它被彻底修复并装饰一新。每层的屋顶向外伸出，底层的檐口上刻有清晰的文字：“阿弥陀佛”。

大批的商人、小贩、游客、船工、官员和随从成群结队地聚集在这里，给走街串巷的杂耍表演者、变戏法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提供了独特的吸引力。

临清州街头连续不断地因为这些绝技表演而显得生机盎然，充满活力。

船工斗鹌鹑

在每个国家，恶行总有它的一席之地，范围或大或小，最优雅的举止和最道德的法律也不能征服这片“领地”。

说到这一事实，伦敦和巴黎提供了一个令人悲哀的证据。赌博是所有恶习中最令人痛恨的恶习，在这两座大都市，赌博是贵族的特权，而在中国，它几乎完全局限于平民社会。每年有多少财富消失在跑马场、斗鸡场或会所的牌桌上，有多少门第古老的富裕家庭因为慷慨一掷而破败沦落，伴随着倒霉背运所带来的痛苦。

在中国人当中，赌博类似于英国公共集市和每一家赛马场上盛行的那种粗糙的博彩和骗术，唯一的不同是，在英国，纸牌使用得更普遍。珠江上卖苦力的船工把忙里偷闲挤出来的一点一滴的时间都献给了赌博这项娱乐。

疲累的小贩从暂时的奴役状态解放了出来，把自己悲伤痛苦埋藏在这种恶习所唤起的兴奋中。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赌博，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社会恶习在幼小的心灵中创造了一种欲望。

卖水果的小贩借助一种博彩来推销他的商品，他拿出一个盒子和一粒骰子给顾客，后者则押注赌他的水果。先掷骰子是顾客的特权，当然，赢家把水果和钱都拿走。

博彩销售也是物物交换的一种深受喜爱的方式，各种各样的供应品以这种方式卖掉。这种恶习是如此盛行，以至于老婆孩子有时候都会成为这些惯性赌徒之间作最后一掷的赌注。

骨牌、骰子和纸牌一直是主要工具，象棋的使用也很普遍。中国人的纸牌通常长3 英寸、宽1 英寸，像我们的纸牌一样有黑红二色。紧张的悬念和时间的消耗与长时间的象棋厮杀密不可分，毕竟，在这样的游戏中，赢棋便是赢钱，而不仅仅是显得自己棋术高明。

这一代老英格兰人所熟悉的“找拖鞋”游戏大概只不过是中国人“击鼓传花”的一个改编版。花束在不同的人之间传递，另一间房里鼓声不停，而那个在鼓声停止时碰巧手里拿着花束的人便要喝下额外的一杯酒，或者掏钱让别人替自己干

掉一满杯。

不过，在中国的底层人中，最流行的赌博还是“猜拳”：“两人相对而坐，同时各出其手，并喊出双方伸出手指的总和。”

还有一些赌博形式，在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也很常见，其中就包括斗鸡，这是清朝官员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大概是从马来人的国家引入的。还有斗鹌鹑和斗蟋蟀，中国人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好斗动物，甚至扩大到了昆虫界，他们发现了一种蟋蟀，两个小蟋蟀被放在一个碗或筛子里，主人用一根麦秆激怒它们，让它们陷入疯狂，带着莫名其妙的愤怒互相攻击，给观众带来莫大的快乐，给主持赌桌的赌徒带来可观的利益。

本文节选自《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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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封面 / 小泽老师

排版 / 莉莉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