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

“社会基础”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们寻找中国社会结构基础的不懈努力。从研究乡镇企业与村庄社区的关系，到“超级村庄”、关系产权、群体信访乃至城市中的社区治理，社会学不断发现这样一种隐藏在基层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力量”

——周飞舟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历史、实践与思考

付伟 著

2021年4月/118元

ISBN：978-7-5201-8273-7

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乡村工业的历史延续与内生发展
第三章潮镇家纺产业的兴起
第四章家庭工业的分化与创新
第五章柔性网络和系统升级
第六章产业演化的社会过程
第七章工业化的家庭
第八章政府行为与乡村工业的产业治理
第九章工业下乡与乡村工业的社会基础
第十章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工业与乡村产业
第十一章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农业转型
第十二章总结与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ABOUT

城乡融合进程中的乡村产业：

历史、实践与思考

本书以潮镇的家纺产业为例，分析了潮镇的特殊工业化历程和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实践样态。潮镇的工业化离不开一种源于乡土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在这个动力的驱使下，我国乡村工业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在不同区域都呈现极强的韧性和活力。本书还吸纳了与潮镇形成呼应的三个典型案例——浙江省L市的来料加工、石家庄市域的乡村产业体系以及安徽省金寨县的特色农业。基于对四个地区的考察，本书认为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是扎根于特定社会基础的结果，乡村社会除了给乡村产业提供特定生产要素外，乡村社会中的具体关系和交往心态往往也是发展乡村产业的关键。

精彩片段

序

周飞舟

这本书的主体是一个生动而出色的案例。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摹了浙北一个生产窗帘布的乡镇产业发展的过程，并以社会学的视角加以细致地考察。这虽然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乡镇、千千万万个制造业行业中的一个，但是这案例具有“这一个”的典型意义。我们透过这一个乡镇、这一个行业，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重要的特征和面相，它给我们以丰富的想象和启示。

该书以一个被叫作“混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它含有丰富的社会学意味。我们通常所说的“融合”是假设了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作用乃至相互交融、彼此难以分离的过程，而“混融”则是用来说明这个案例——浙北潮镇的家纺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复杂关系。“混”字所强调的是家纺产业本来就是此地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演化方式，看上去像改革开放后的一种新生事物，但其内在的脉络和气质却不是外来的，而是当地社会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从书中的细致描绘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混合难分的状态。在潮镇，所谓的家纺产业虽然可以叫作“产业”，但是它却是“无形”的，总量过百亿元的产业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住宅里。产业彻底“混融”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用当地的话说就是工业、家庭、村庄“三不分离”。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兴盛之时，社会学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总结了一句话，叫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说明乡镇企业的乡土性质以及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道路所展现出的独特性。这句话随着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转制、农民大规模跨地区流动的现象而“过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但是二三十年之后，作为全国较发达、先进地区的浙江经济在基层仍然保留，并展现出其与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的“混融”状态，不禁让人惊讶。在中国东部地区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中，这些“工厂”的形态仍然保留了与乡土社会紧密结合、混融一体的状态，说明这其中蕴含着两者更为深刻和坚实的联系有待我们去深挖，这也正是该书最大的努力之所在。

潮镇家纺产业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变化。地方政府通过“三改一拆”等政策努力使产业与家庭甚至村庄相脱离，也通过建立家纺城、工业园等办法使产业进城进园，但这些努力和办法并没有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家纺城和工业园有效提高了产业的商业化程度，却没有能够使产业与农村社区“脱嵌”，那些进了园区的厂家反而变成新的“包买商”，成了连接市场与村庄内家庭工业的桥梁。在这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潮镇的家纺产业规模一直在增长，也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竞争性极强的调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表现就是其日益增长的规模。在我们想象中，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产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产业应该是一个巨无霸式的生产形态，但潮镇的规模却是靠千家万户的极小规模累积起来的，而家庭工业、小型工厂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而灵活多变的，这展示出中国特色的乡村产业之独有的一些特征。支撑这些特征的，或者说这些特征所扎根并不断从中吸取营养的水土就是该书作者所说的“社会基础”，这也是该书的核心概念。

“社会基础”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们寻找中国社会结构基础的不懈努力。从研究乡镇企业与村庄社区的关系，到“超级村庄”、关系产权、群体信访乃至城市中的社区治理，社会学不断发现这样一种隐藏在基层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很神奇，它能够使产权模糊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能够保证口头合约实现“自我实施”，能够使“无理”的上访达到目的，能够使大量的政策“变通”而出现各种非预期后果，等等。有些学者将这种力量称为“社会底蕴”，与这本书所说的“社会基础”相呼应，实际上指向的都是同一种东西。这本书相当细致而深入地呈现了这种“社会基础”及其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能量。不断加深对这种“社会基础”的认识，是中国社会学任重道远的使命。

正如这本书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社会基础”并非一些利益和权力结构，而是一种抽象的与文化、心理有关的结构。正如作者在书中谈到潮镇人“亲兄弟算不清账”时所说的，“潮镇人并不是不算账，而是跟不同人有不同的算账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潮镇人恰恰是算了一笔更精细的账”。用费先生的话来说，这是那些社区中人人都能感受到、不言而喻但是外人却难以知晓和领会的东西。费先生借用他早年的人类学老师史禄国的词语，将其称为“心态”（psycho-mental complex）,不断强调社会学研究应该实现从社会的“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转变，以此作为他晚年所提倡的“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费先生只是提出了这种转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却没有能够用经验研究来展示这种转向的具体形态，不免令人遗憾，但是这也给我们后辈学者以各种探索和尝试的机会。付伟的这本书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很好的努力，应该算作“文化自觉”理论指引下的一个经验研究。

是为序。

周飞舟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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