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新良：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内容提要：乾隆时期,康雍以来的奏折制度继续得到坚持并有了新的发展。拥有折奏权利的官员数量愈加增多,奏事范围更加扩大,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进一步重要。与此同时,有关奏折的各种具体规定如奏折书写格式,内容保密以及递送机构和办法也进一步细密和完善。对于各种信息大量而又迅速的输入和国家事务的及时处理,对于清朝统治的巩固和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奏折是清朝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上行文书,始于康熙,而成型于雍正。乾隆时期,奏折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各种信息的迅速准确大量的输入,对于中枢决策的及时做出,乃至对于皇权的极度加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全面肯定康雍以来奏折在国家公务处理中的地位,并积极采取措施增加有权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扩大奏事内容。康雍两帝施行奏折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藉此对各级官吏进行密查。这种方式,虽然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的控制,但也招致了相当一批官员的不满与反对。他们认为,通过密折了解官员,实际上是因袭古代告密之举。将会导致“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的后果。因而,雍正帝去世之后,利用乾隆帝即位之初对雍正帝政策多所更张之机,他们以“先除开言路之弊”为由,上疏乾隆帝,提出, “请自今除军机处,皆用露章,不许密奏”。① 但是,鉴于奏折在国务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乾隆帝不但未予废止,而且还将其全盘加以继承。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刚刚去世,乾隆帝即连颁谕旨,承认雍正时期折奏人员的折奏权利并要求他们继续具折言事。如雍正帝去世次日,乾隆帝颁谕,严禁外省文武大臣以旧君去世而中途将本折赶回或者本折到京而撤折不进。②同时,又谕部院八旗: “启奏一切事件,俱著送总理事务王大臣阅看过,再交奏事处官员转奏。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③至于外省督抚提镇、学政、巡察藩臬二司及出差官员等原来具有具折言事权利的官员, “俱著照前折奏”。④此外,为了学习统治经验,他还谕令直省督抚提镇学政司道等官: “所有折奏,蒙有皇考批者,俱著恭缴” ,如果违犯, “照隐匿制诏例从重治罪”。⑤

而后不久,乾隆帝又采取措施,不断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扩大奏折奏事的内容。雍正时期,拥有具折言事的官员范围大致是: “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⑥除此之外,经由雍正帝特许,一些职衔颇低的官员以及中央出差御史、给事中等也可具折言事。可以看出,折奏人员范围已经颇为宽广。乾隆帝即位后,不但继续准予上述官员具折奏事,而且,还恢复了雍正中一些官员被取消了的具折言事的权利。而后,具折言事的官员范围不断扩大。如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准城守尉折奏⑦。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谕令各省盐政、关差具折奏事,“如遇新异案件及有关紧要者,即应就所闻见据实奏闻。”“无得视非职所当言,概行缄默”⑧。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又谕令新疆各处办事大臣均有奏事之责⑨。同年六月,又准道员委署两司者具折言事10。五十二年六月,通谕各省总兵紧要事件专折具奏。

与此同时,乾隆帝还不断下令扩大奏折言事内容,并将其中一些内容制度化。雍正时期,除军机事务商酌政策、方针大计及一些紧急事务外,奏折内容大致局限于循例奏报保举、参劾官员、奏报收成分数、雨、灾害、官吏贤否等地方情形。乾隆中,除于上述内容继续坚持外,还不断增加新内容。如乾隆三年七月,乾隆帝谕令通政司按季将驳回本章情况汇折奏闻①。乾隆五年十一月,又下令各地督抚岁奏民数谷数②。七年十一月,下令兵部将每月内阁交寄书字若干件。某日某件、封发某处,或照常飞递,或昼夜兼行,“逐月缮折进呈”③。二十四年二月,下令各省督抚于属员贤否三年汇奏一次,“以重官方”④。二十六年正月,定京官于京察前一年十月将属员贤否具折密奏⑤。二十八年七月,命各省督抚年终折奏各省发遣新疆人犯有无脱离及是否拿获情形⑥。同月,又命各省督抚岁奏各处城垣是否完固⑦。三十一年七月,再谕各省督抚按月奏报粮价⑧。四十六年十一月,专折奏报内容又增加了黑龙江逃犯就获⑨。五十二年五月,又谕直隶总督调查太监家属为非情形,十年一奏10。同年十二月,又谕各省布政使于年终将银号有无侵挪情弊,具奏一次11。同时,折奏内容还扩大到了“诸如甄别教职、千总、查办鸟枪、估修船只及官员并无换帖宴会、制造万民衣伞”等12。五十四年六月,谕福建等省督抚于岁终具折奏闻洋盗事13。五十七年十一月,通谕各省督抚凡有杀死一家二命之案,专折具奏14。五十九年正月,谕各省将汇奏遣犯脱逃由年终提前至十月15。同年十月,又下令将专折具奏的杀人数目由二人改为三人16。

仅由上述粗略记载,即可看出,较之雍正时期,乾隆时期的具折言事的人员范围及奏事内容都有了进一步的增加。

随着折奏官员的增多和折奏内容的不断增加,处理奏折成了乾隆帝处理政务的一个主要方面。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各机关及各地情形,数十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要求臣下进折奏事,并对臣下进折过少的现象加以批评。如乾隆七年六月,乾隆帝以浙抚常安将及两月没有折奏,命军机处寄信讯问17。乾隆八年四月,乾隆帝以“三日内竟无一奏折,实数年以来之所未有” ,因而专颁谕旨,对各地官员“多有于奉旨以后,陈奏一次,虚应故事,后遂置之不办”和“今竟有任三年,未奏一事者”加以批评。18 十五年三月,他谕令: “近日部院折奏事件甚少,可传询部院各衙门八旗大臣等,如有应奏事件,即办理具奏。”19同年五月,他又令以“近日各衙门折奏事件甚少” ,而谕令奏折随到随递, 折人等不得观望迟延20。二十四年六月,他又以陕西布政使方世俊、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履任一载,奏事仅一次;陕西按察使杨缵曾受事二年,奏事亦止二次,而将之交部察议。21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官员虽具折请安但并不陈奏地方情形者也加以批评。如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他批评各省藩臬“于地方政务,陈奏寥寥”2。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他又批评广东巡抚孙尔桂一年仅进两折, “并无专行陈奏事件”23。这样,由于乾隆帝十分重视,不少督抚大员皆以折奏地方事务为主要政事。如湘抚方世俊“除办理折奏事件外,概置不问”24。

乾隆帝还一如父祖, “凡有奏折,朕皆详细鉴阅,不遗一字”25。每次外出巡幸,乾隆帝也必颁谕旨谕令奏折递送办法。如北巡热河,进哨前,各省奏折由折人亲至行在递送。进哨后,则由在京总理大臣收取,加封交内阁,随本呈递行在。待乾隆帝批示后,随本发回,仍于总理处交付折人领。有时,因为军务紧急,乾隆帝还特谕改动递报路线,安设临时台站,以使奏折能迅速到达自己手中。如乾隆十九年夏秋御驾东巡和二十二年春南巡,乾隆帝即命分辟递报路线,以使军营奏折直抵行在。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乾隆帝又下令自明年为始,改变北上秋时进折办法,绕过内阁等机构,进哨后, “兵部即派妥干司员一人,住于哨门外,其各省折人均至彼处,将奏折交该司员接收,按日由台递送,朕仍得每日披览,于事既无濡滞,至发回后,亦由该司员付各折人领回,亦不致过于久候,实为两便”26。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宣布建储密旨并决定次年归政,他还规定,归政后, “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俱由嗣皇帝批阅,奏知朕办理”27 ,但是批阅奏折的权力,却仍然置于己手。由此也可看出,奏折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二

乾隆时期,由于奏折在国家事务处理中的作用愈益重要,乾隆帝还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奏折在各种上行文书中的地位并妥善处理题本与奏折之间的关系。

其一是废止奏本,以在信息输入中为奏折让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帝颁布谕旨,废止奏本。谕旨称:“向来各处本章,有题本、奏本之别。地方公事,则用题本; 一己之事,则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盖因其时纲纪废弛,内阁、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著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将此载入会典。”①

其二是精简题本数量以为奏折让路。乾隆十五年九月,乾隆帝以山东、山西两省进呈乡试题名录,山西所进之本,“词甚简明” ;而山东所进之本,则“连篇累牍,不胜繁冗”。因命内阁会同通政使司将各省督抚所进本章,“通行查核,分别定式通行”。根据这一指示,内阁、通政使将从前红本通查,“除一切钱粮命盗案件及因事敷陈等本情节各殊者应听各省据事办理外” ,其通行典礼及循例题报等本章“如乡试题名录、乡试入闱、耕日期、学政报满、各省考试教职、节妇请旌、照旧缉拿、过失杀人等案” , “于红本内择其词意简明者各一件,拟作定式” ,“通行各省遵照办理”。②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乾隆帝又下令裁减题本种类。其中,八旗放官,改授庶吉士,盛京庄头粮石数目,口内庄头粮石数目等部本四件,玉粒告成、乡饮酒礼、恭缴邮符、各省耕日期、各省将军副都统提镇奉到谕恩诏、各省副都统提镇加级纪录谢恩、各省三年有无成效事件、各省并无匪类在营假冒食粮、督抚代藩臬谢恩、在籍翰林等官病故等题本均因“无关紧要”而被裁。③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乾隆帝又下令将各省经通政使司恭进皇太后、皇后之乡试录以及礼部恭进皇太后、皇后之会试录、登科录一并裁草④。

其三是采取措施解决题奏重复问题。自从乾隆十三年废止奏本之后,上行文书仅有题本和奏折两种,两者之间关系也形成了大致固定的模式,即地方事务,一般均先由督抚等地方大员折奏请旨,待得到乾隆帝批准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上达。或者为一事而先拜发奏折,而后通过驿递送出题本。为了使各地官员正确使用题本、奏本,乾隆帝先后对以折代题或重题轻奏的现象进行批评。如乾隆十五年五月,山东巡抚准泰折参滋阳县知县方琢,乾隆帝虽于折上批令“该部察议” ,但仍申饬准泰: “此等事件,向例俱系具本题参,即或先行折奏,亦应声明另疏具题,并非应密之件,乃仅以折奏了事,既与体制未协,而于办理地方事务,亦失慎重之意。”⑤数日之后,又就此通谕各省督抚: “凡遇此等参奏,概用题本。”⑥乾隆十八年六月,山东巡抚开泰折请移设驿站,乾隆帝表示同意,但是又于批内提示他: “此事例应具题,饬部议复。勿以奉到批,即谓已经允准,辄抄录咨部,遂不复具题也。”⑦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浙江巡抚三宝分别以奏折、题本报告拿获匪棍骆正修,而在操作次序上,却是于“拜具题本数日后,方行具折” ,乾隆帝发觉后,对其即加指责: “缓急倒置,殊属不合。”⑧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乾隆帝又以四川巡抚李世杰于川匪周仕贵等结众抢劫一案“仅具疏题报,并未具折陈奏”而传旨申饬⑨。这样,在乾隆帝的导引下,督抚大吏相率重奏轻题,或者拜发奏折之后又另疏题报,至乾隆五十年代后,出现了严重的题奏重复现象。为此,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乾隆帝颁谕: “各省督抚往往因无事可奏,将地方例应具题之件复行折奏,以见其留心办事,而总不计及勋劳驿马。朕日理万机,于臣工章奏,披览从不惮烦。但此等重复之案,徒烦案牍,实属无谓。嗣后应用折奏者,不必复行具题;其应具题者,即不得再用折奏,以归简要。”10为了使各地督抚知所遵守,乾隆六十年六月,乾隆帝驻跸热河期间,又由留京王大臣等议奏条款,经乾隆帝批准,交各地督抚执行。该条款称: “各省督抚办理地方事务,凡事关奉旨或命盗邪教重案及更定旧章、关系民瘼一切紧要事宜,自应随时具奏。若寻常照例事件,俱有例案册档可查,毋庸专奏滋扰。乃各省办理,未能画一。有循例具题而仍复具折陈奏者,有各省俱系题达而一二省独用折奏者,亦有命盗案件已结,其案内续参人员即可一律题参仍复有具折劾奏者。又如丞牧令题升调补,如有实系要缺,原准专折奏请,其余寻常之缺,自应循例具题。即间有人地相需历俸未满者,不妨于疏内声明,而督抚等因有专保之例,率行纷纷折恳,亦应饬止。再地方照例办理事件,各省有只奏不题者,亦应于年底汇奏咨部,用备查核,均无庸专折具奏。”1 由上可见,留京王大臣议准改奏为题各款,皆系无关紧要内容事件,但是,为了防止各地官员“以向来具奏之件,大半改为具题” ,因此而忽视奏折作用,乾隆帝又专颁谕旨: “国家创立奏折,原为关系民瘼并一切紧要事宜而设,至于王大臣现改题咨各款,皆系无关紧要之件” , “其实系重要急务,原仍许其随时专折具奏”。12 可以看出,经由这次改动,和题本相比,奏折在处理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进一步突出和提高了。

三

乾隆时期,由于奏折在国务处理中的地位愈益突出和重要,有关奏折的各种规定更加细密和完善。

其一是继续严格坚持康雍以来的奏折保密的各种规定,具折人和因工作关系接触奏折的官员不得泄露奏折内容。重要奏折只能自己书写,不得委之于幕僚。臣僚之间不得互相探听批内容,奏折批不得引入题本。违犯者,即予申斥或者处罚。如乾隆七年十二月,乾隆帝以鄂容安、仲永檀二人“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而斥其结党并各予处罚①。乾隆八年七月,乾隆帝专颁谕旨,强调奏折保密: “嗣后凡密奏事件,未经发出之前,即上司属员,概不得互相计议参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经发觉,按其情事轻重,分别治罪。”② 同年十月,他以广西巡抚杨锡绂奉到批后, “每多扬言于人” ,而再颁谕旨: “嗣后各省督抚除以奏代题事件奉旨之后始许通行,其余奏报大概情形事件并密请训示以及褒嘉申饬之奏折,一概不许轻泄一字,如有抄录咨行,仍然宣,经朕访闻,必交部严加议处。”③ 而后,此类谕旨即不绝于书。如乾隆十四年四月,新任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将前抚陈宏谋所奉批移咨刑部” ,违犯了不得将奏折批抄录咨行的禁令。为此,乾隆帝一方面下令该部将其咨文“改正批发” ,同时,再颁谕旨重申旧有规定: “外省督抚所奏密谕事件,俱不必叙入题本内。即有必须奏复之处,亦应另折声明。”④ 并对彭树葵进行申饬。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又通谕各省督抚提镇: “凡传谕各省督抚查办事件,俱关紧要,屡经传谕,令其不得叙入题本。即具折复奏,若应交部议者,亦不得叙入。”⑤对于违犯禁令刊刻批奏折的官员则严加处罚。如乾隆四十四年二月,福建巡抚黄检刊刻其祖已故大学士黄廷桂奏疏,并将雍乾两帝批刻入,乾隆帝闻知,立即下令撤其巡抚之职,交部严议,已刻书籍收缴,板片销毁。⑥对于自己,乾隆帝也严格要求,凡属机密奏折如督抚奏属员贤否折, “从未发出”。⑦如果将奏折发交部议,则将其抄引批部分删去。为了防止奏折录副时泄密,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他还特谕各省督抚于密奏属员贤否折外另缮清单,“朕披阅后,将原单留存,以备稽考”⑧。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他又传谕各省督抚于陈奏属员贤否考语时, “不可商之僚属,委之幕友”⑨。

其二是进一步划一奏折包装和书写格式。按照规定,奏折递送,或用凭匣,或用夹板加封。奏折字画亦必须清晰可观。奏折封面,还必须加填拜发日期。如果违犯规定,字画粗劣,字迹细微,丢字漏字,轻则申斥,重则处分。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规定,奏折夹板外用纸封固,以免递送中发生擦损10。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总兵官德滋以奏折字画过于细微, “一任该衙门字识率意书写,一望模糊,几不可辨”而被传旨申饬。11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乾隆帝又以李侍尧奏折封外数目与封内不符,封面年月下未填日期而对之加以申饬12。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又对富察善奏报民数谷数折字迹过小加以指斥13由于官员更新换代,有的官员不谙奏折格式,乾隆帝专予指导。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帝命军机处将周元理奏折抄寄郑大进,“令其嗣后遵照办理”14。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乾隆帝又以各部院奏折与外省督抚奏折于看语书写格式尚未统一,因命传谕各省督抚: “嗣后奏折,凡看语,俱空一格缮写,以清眉目。”15 乾隆五十八年二月,根据乾隆帝指示,具折官员又皆须于折上书写自己职任16。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乾隆帝又谕各省督抚根据重要程度,“嗣后陈奏事件,务须酌量先后次第,并将第一折、第二、三折缮写黄签粘贴封函之上,以便次第披览”17。同年十二月,又以闽省督抚将“奏折事由,全行开注折封之外” , “设遇地方机密事件,不必拆封,业已宣露,殊非慎重封疆之意” , “实属非是,著传旨申斥”。同时,还规定: “嗣后奏折,只须于封面黄签开写第一、第二折字样,不必择叙事由,以昭慎密。”18

其三是规定满员具折言事,必须使用清书或清汉合璧,不得仅用汉书。康雍时期,是奏折试行和推广的时期。最高统治者注意的是奏折的内容,对于使用文字并未做出硬性规定。乾隆时期,随着满汉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汉字汉语已经成了满族的通用文字和语言。与此相一致,愈来愈多的满洲贵族官吏不谙清文清语。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性,乾隆帝在极力提倡满族注重清语骑射的同时,也十分强调满洲官员具折言事使用清书。最初,是坚持满员使用清折言事,尤其是满员执行军务时必须使用清折,或者至少应该清汉合璧。如乾隆六年十二月,他即谕令宁古塔将军鄂弥达具折言事时使用清书或者清汉合璧,不得用汉折①。此次谕后,乾隆八年五月,鄂弥达仍以汉折参劾属员,乾隆帝即加呵斥②。乾隆十一年二月,乾隆帝又谕令驻札西宁副部统莽古赍、驻藏副都统傅清等: “嗣后奏事,俱著缮写清字奏折。”③ 对于担任各省督抚提镇的满洲官员,因为“办理地方民情及绿营事务”而皆使用汉字具折,乾隆帝虽然表示理解,但也提倡他们使用清折。而后,对于不遵守规定以汉字具折的满洲官员则即行指斥。如乾隆十九年四月,副都统卓鼎请于乍浦满洲兵丁应补水手缺额内扣留三十六缺挑选绿旗兵丁。因为使用汉字具折,乾隆帝即命对其严加申斥④。此后,用兵准噶尔,乾隆帝即决定,西北军务奏报, “如系粮饷等事,仍用汉字外,所有关系军机事件,俱用清字具奏”⑤。同年十月,他又谕令: “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著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折俱缮写清字具奏。”⑥ 后来,考虑到不少满洲官员清文实际水平较差,单用清文具折,词不达意, “错谬太多” , “不胜改正” ,将会妨碍公务处理,乾隆帝始网开一面,特准一些人在执行军务或特急公务时以清汉合璧或汉字折具奏。如乾隆二十五年九月,乾隆帝派常亮前赴江苏清查钱粮亏空,谕令他于奏报时,“如满文有不能详悉之处,不妨即用汉字奏闻”⑦。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他又谕有关官员: “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字者,亦应兼缮清文。”⑧乾隆三十二年六月,明瑞率兵征缅。为了无妨军务,乾隆帝谕令: “从前办理准夷、回部时,将军大臣等俱用清字折奏” ,此次进剿,“若具奏地方事件,不得已而必须用汉字者,著用汉字折具奏;若进兵事务,则不宜用汉字,仍用清字折具奏为是”⑨。乾隆三十五年七月,金川役起,乾隆帝又谕令川督阿尔泰, “若用清字奏折,恐彼此不能公同商酌,而该督衙门所有笔帖式于清文亦未必尽皆精熟,转恐不能尽达其情,嗣后著概用汉字会折具奏”10。但是对于并非紧要事件,乾隆帝并不让步,仍然坚持满员使用清文或清汉合璧具折并对仅以汉字具折的官员进行申饬。如乾隆二十八年九月舍图肯、倭升额、永宁等陈奏事件,只缮汉折,乾隆即加申饬: “竞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11 乾隆六十年四月,黄岩镇总兵用清文折奏出洋会哨事,乾隆帝又谕令:“向来满洲人员擢任提镇,凡遇陈奏地方雨泽寻常事件,自应用清字具奏。若如海洋盗匪及会哨等事,关系紧要。伊等清文多属平常,如用清字缮奏,转致声叙牵混不清。嗣后各省满洲提镇,除地方雨水收成照例事件仍用清字外,其余有关海疆及出洋会哨等事,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12

其四是关于奏折递送,乾隆帝也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作出了一些规定。军务奏折以及事务紧急者,准予使用驿递;寻常事务,则只准具折人差员送。如果事情紧要而不使用驿递或奏报内容不紧要而使用驿递,都会受到申斥,情节严重者甚至还要给予处分。举例而言,如乾隆十二年四月,山西安邑、万泉两县发生民变,巡抚爱必达以家人折入京奏报,乾隆帝即加批评: “即因此事驰驿奏闻,亦何不可?”13乾隆五十九年八月,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报邪教情形, “差人送,以致二十余日方始奏到” ,乾隆帝即予指责: “于此等要务而不由驿具奏,国家安设驿马何用? ”“秦承恩何不晓事体缓急若此,著交部严加议处。”14 和指斥官员事务紧急却不使用驿递相比,指斥官员事务不紧急而擅动驿递的事例更多。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江苏巡抚陈宏谋以奏报事情不重要而擅动六百里驿递遭到申斥,同时还谕令他: “嗣后办理案件,当权其缓急,不得轻率辄用急递,以重邮政。”15乾隆二十九年五月,陕甘总督杨应琚由驿递送奏折。乾隆帝阅过,以为“ 俱系照常办理公务,并不关系军机” ,因而传谕: “嗣后凡遇此等奏折,止须委妥协弁役或家人等奏,不得仍前动用驿马,以重台站。”16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总兵吴士胜以擅动驿马递送谢恩折而交部察议17。同年十二月,肃州总兵俞金鳌以派赴伊犁具折奏报起程日期擅动驿递而遭申斥并就此通行传谕: “嗣后非遇紧要公务,概不准由驿驰奏。倘有不谙轻重,复蹈此辙者,定行照例议处。”18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官吏不识轻重,擅动驿递。如乾隆三十三年八月,有一个湖广永州镇总兵顾,连续两次使用六百里、八百里驿递奏报“缉获传播谣言及割辫匪犯之事。”乾隆帝正拟将他交部严加议处,这个不识相的家伙又以八百里飞递进上其父顾国泰诗集。乾隆帝大怒,即刻下令将其革职锁拿来京,交军机处严加审讯19。此后,此类申斥处分一直不绝于书。如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云贵总督彰宝以奏报寻常公务擅动四百里驿递遭到申斥①。同年六月,福建巡抚温福以四百里驿递奏折奏报访获洋盗、续获台湾伙匪及地方情形,乾隆帝又对其加以申斥并传谕各督抚: “嗣后除紧要公务不容缓待者仍准由驿驰送外,其寻常奏事之折,俱著按例专人进。”②乾隆四十年二月,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以使用驿递谢恩而遭申斥③。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云南巡抚图思德又以使用四百里驿递奏报巡阅营伍等事而遭申斥④。因为此类情形过多,乾隆五十五年八月,乾隆帝专颁谕旨,禁止各地督抚以寻常事务擅动驿递。谕旨称: “向来各省督抚陈奏各折,如遇紧要事件急于上达,或地方公务关系重大,即须请旨办理,或有特旨令其由驿速奏者,始准其由驿驰递。近日该督抚等奏事,往往擅用五六百里驰递。及披阅奏函,不过寻常照例之件。事非紧要,只益惊异,甚属不晓事体。至由三百里及马上飞递者,该督抚尤为视为泛常,率行驰奏,殊非慎重驿站之道。嗣后各省督抚等如非紧要事务,俱不准滥用驿递。倘不知轻重缓急,仍沿故习,必治以应得之罪,不能稍为宽宥也。”⑤ 总之,乾隆间,乾隆帝对使用驿站递送奏折的控制几乎达到了十分苛刻甚至不近情理的地步。在他的干预下,各地督抚提镇以下官员只好自出盘费雇佣家人或者专差递送奏折。其中腹里省分往返一趟少则十数日,多则一个月。至于云贵、浙闽、川陕、新疆等边陲地方,至少需时数月。单是递送奏折开销,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养廉银丰厚者犹可支持,养廉银较少者则几乎无法应付这笔开支。如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台湾镇总兵章绅分遣三人于本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连进三折,每人给路费银八十两。乾隆帝知后,也认为: “如此糜贵,于事何益?”⑥ 乾隆三十三年时,还发生了总兵明达拒不支付折路费,致使守备甘廷亮自缢身死的严重事件⑦。因为送奏折路费开销过大,为一般官员力所不支,早在乾隆四年七月,署广东提督副都统保祝即奏“遣员折,往返即须三月, 事关紧要,仰恳将报匣由驿驰送,以速机宜。”乾隆帝随即谕:“寻常事件,仍遵旧例;紧要事件,原应由驿递送。”⑧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山东布政使颜希深又要求: “嗣后各省督抚藩臬陈奏事件,俱由驿驰送。”对此,乾隆帝不但以“各省应折奏之文武大员甚多,将何以分孰应由驿、孰不应由驿”无法区别为由不予接受,反而指责其动机不纯,在财务上“过为计较”。⑨这样,一些廉俸较薄的中级官员或者很少使用奏折奏事,或者为省费而于数篇奏折上填注不同拜发日期,雇人送至京,分日投递。对此,乾隆帝发现后,又皆加指斥。如乾隆五十年十月,乾隆帝以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将一次写好奏折,日期故为分别,并令差弁分日呈进而指斥其“糊涂取巧”。10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他又对这种现象加以批评: “向来各省督抚提镇,遇有陈奏事件,往往令折差弁分日呈进,希图惜费见长,最为陋习” ,嗣后“不得仍蹈前辙”。1乾隆六十年七月,他又再次就此予以指斥: “外省习气于陈奏事件,往往用一差弁, 带数折,分日呈递,以此见勤。所谓弄巧成拙,最为陋习”。12 可见,至乾隆末,这一问题也未能彻底解决。乾隆帝对奏折递送方法采取的限制性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重要信息的输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奏折内容的准确性及其输入的及时性。

四

乾隆时期,由于奏折在处理国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奏折递送机构也成了一个关键部门。为了保证奏折输送畅通无阻,乾隆帝还采取措施,整顿奏折递送机构。

其一是统一奏折输送渠道。雍正时期,虽然成立了专门收发奏折的机构——奏事处,但是也不乏由内阁递送奏折之例。乾隆间,所有奏折收发则统一汇总到了奏事处。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军机处收到南河总督周学健缴还军机处寄信匣时发现其中有奏折一件,当即进呈乾隆帝。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乾隆帝命军机处传谕周学健及各省督抚: “封奏事件,自应至奏事处。”13奏事处则分为内奏事处和外奏事处。外奏事处人员由内务府拣选人员充任,内奏事处由奏事太监充任。为了防止内外奏事处太监、官员互相勾结以及内外奏事人员与进折官员勾结,还专门派御前侍卫一员往复稽察。

其二是采取措施保证奏折疏送渠道畅通无阻。如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奏事处总管王常贵“将应奏事件驳回未奏” ,乾隆帝即下令将其交总管内务府大臣治罪。14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乾隆帝下令改变御门听政之日“奏事处人员遇各衙门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转递”旧例,规定: “嗣后御门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著一体接收呈览。”15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乾隆帝又发现奏事太监并未将兵部奏折单行呈览,而是夹入吏兵两部月折一并递换,当即下令将奏事太监“各责三十板示惩”。①

其三是严防奏事官员与朝臣内外勾结弄权而不断对奏事处加以整顿。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奏事处人员将云贵总督爱必达与山东巡抚阿尔泰两人报匣甲乙误发,阿尔泰并不具折声明,仅将误发报匣咨送军机处。乾隆帝以其与奏事处有交结嫌疑,将阿尔泰交部严加议处,奏事总管王常贵等亦交内务府治罪②。乾隆三十年二月,乾隆帝南巡。福建巡抚苏昌折奏闽省盐政,乾隆帝命交行在户部议奏。后来发现,奏事处竟将奏折及口传谕旨直付苏昌本人,有揽权之嫌。乾隆帝下令, “所有接交此折之奏事官员著交内务府大臣察议。”③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发生了军机大臣于敏中私奏事太监高云从探听批记名道府官员使用情况以及高云从交结外官的案件。乾隆帝闻之大怒,当即下令将高云从斩首示众,于敏中以下与高云从有嘱托来往关系者各予严惩。同时,还颁布谕旨称: “在京部院各衙门陈奏事件及外省督抚等奏差弁赴宫门具折,设有奏事处官员接递,转交奏事太监进呈,所以严内外之防,使宦寺人等概不得与外人交接,法至善也。乃近来奏事官员日久懈弛,至有山东随至天津之参将王普与高云从认识,听其嘱。高云从不过写字处下贱太监,何得与外省参将相识,则是太监等与外廷官员在宫门觌面交谈之处大致可知。”④ 为此,他下令将负责稽查的御前侍卫春宁革职治罪,同时,又采取措施限制奏事处太监与外官接触,决定: “嗣后除军机处应奏事件仍照旧交奏事太监呈进外,其余各部院衙门奏折,俱悉从奏事官员接收转交。即内务府衙门一切事件,虽系家务,亦著由奏事官员转交,概不得由奏事太监等接奏。大臣官员等并不得与太监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将伊等从重治罪。”⑤ 数年后,乾隆帝又采取措施更动外奏事处人员成分。前此, “奏事处皆挑取内务府官员行走,”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他下令“著于各部院司官一并挑取,”并规定,奏事处六缺,“著分给部院司官二缺,内务府官员四缺”、“八年期满更换”，“若有行走平常者,该堂官等查出,不必俟至八年,即著更换。”⑥

文献来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