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它，就没有中华文明

　　典籍的诞生，被先人赋予了神圣的传说。《尚书伪孔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意思是说，早在三皇之一的伏羲时期，华夏就已发明书籍，改变结绳记事的旧俗。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汉朝人认为，伏羲之所以画八卦图，是因为看见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而大禹时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洛书》。

　　河南省汤阴周文王羑里城龟驮洛书浮雕图源 | 图虫创意

　　几千年来，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从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流传至今；也是思想与知识的外化，从诸子百家、医学、科技到佛道经学，每一页都是文明的结晶。

　　中国人的典籍，与文字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年代为3000多年前的商朝后期，为目前已知最早定型的汉字。（此前也有大汶口文化等的象形符号）。

　　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尊上刻有象形符号图源 | 图虫创意

　　甲骨文本是殷人占卜留下的遗物。他们通过烧灼龟甲、兽骨占卜凶吉，并根据卜兆裂纹，刻上文字，作为卜辞。

　　在考古发掘中，已发现殷商甲骨文有编连成册的痕迹。考古学泰斗董作宾回忆说，有一次他在整理甲骨时，发现有几块龟甲粘在一起，揭开一看，其右角有“册六”二字，而另一端还有一个缺断的小孔。他推测，这个孔是用来贯穿编连龟甲的，这些龟甲原本应该是完整的一册。

　　甲骨卜辞图源 | 图虫创意

　　甲骨文的内容包罗万象，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字，多则上百字，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气象及灾害等各个方面。从这些无声的文字中，可跨越时空，探寻商代先民的生活，甚至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比如其中一片龟甲上的卜辞说：“乙巳卜毂贞（壳上的纹路），王大令众人曰恊田。其受年？十一月。”这是殷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乙巳这天，根据占卜结果，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种田。他问，有好收成吗？史官记载此事时，正是这一年的十一月。

　　殷商尊重文字与典籍的传统被周朝继承。《尚书》记载，周武王联合其他部族战胜末代商王帝辛（即纣王）后，他的弟弟周公旦对殷商遗民训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向殷人解释说，周灭商是合法地秉承天命，你们看，殷商先人的典籍上不也写着“殷革夏命”吗？

　　安阳殷墟甲骨文碑林一角图源 | 图虫创意

　　周人尚文重礼，仍有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也将文字铭刻在另一种载体——青铜器上。青铜器发展到西周，铭文字数开始增多，成为继甲骨之后又一种重要的文字载体，其中，记录周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多达497字，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多。

　　毛公鼎铭文图源 | 图虫创意

　　建国前夕险些被运往海外的西周大克鼎，其铭文290字，记载了周天子对大臣克一家的赏赐与任命。通过这段铭文，我们才知道，克铸造大鼎是为了祭祀祖父师毕父在天之灵，感激周天子对他们一家祖孙三代的的提拔。

　　大克鼎铭文图源 | 图虫创意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虢季子白盘，则以111字的铭文，记述了虢国的子白战功赫赫，周王为他设宴庆祝，并赐予弓马的故事。

　　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的西周利簋，铭文只有4行33字，却记载了一件大事，即周武王在甲子日清晨出兵伐纣，一夜之间就将殷商灭亡。这段史料印证了《尚书·牧誓》中牧野之战的记载。

　　青铜器铭文，亦是华夏典籍的原典。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被批判为“礼崩乐坏”，包括孔子在内的大咖认为，那世道坏透了。

　　另一方面，也有好事，东周时期，文化中心下移，以前，典籍被西周官方垄断，不能流传于民间，叫做“学在官府”，孔子之前，“惟官有书，而民无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四夷”，周王室与诸侯的藏书开始向列国贵族与学者开放。

　　于是，百家争鸣，著书立说，迎来典籍初兴的时代。春秋时期产生的典籍，不再局限于商周甲骨文、青铜铭文中的档案资料、政教典章，而更注重于表达思想、传播知识，在一个混沌的蒙昧时代，成为华夏民族的启蒙。

　　孔子正是当时文化名人的代表，他创立私学，门下弟子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还自己动手，对当时已有的典籍进行搜集整理，编成教材，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化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即儒家的六经。

　　孔子圣迹图浮雕 图源 | 图虫创意

　　有一句话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勤读《周易》，因为反复研读，翻了很多遍，连用来编连竹简的熟皮绳子都严重磨损，断开多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用。

　　从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可知，这一时期，竹、帛已取代金、石，成为典籍生产的主要材料，直到东汉以后逐渐被纸书取代。

　　竹简编排成册，有像孔子一样用皮绳的，也有用各颜色丝编成。而制竹简的方法，需将竹子火炙去汗后，刮去青色表皮，以便书写和防蠹。这一道步骤，被称为“杀青”。

　　“杀青”演示模型 图源 | 图虫创意

　　《墨子·兼爱》中有个故事。有一人问墨子，我们怎么知道先贤的德行呢？墨子现身说法，说我并未与先圣六王生在同时，更未曾亲聆其声、亲见其颜，我不过是靠阅读书写在竹简缣帛、雕刻在金石盘盂上的文字记载，才知道他们的贤德懿行。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并称为“显学”。

　　除此之外，还有以老子等为代表的道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邹衍等为代表的阴阳家，惠施等为代表的名家，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孙子、孙膑代表的兵家，许行等代表的农家，吕不韦等代表的杂家，百家争鸣，不胜枚举。伟大的先贤们奠定了中华文化各个领域的理论基础，带来我国古代典籍的初兴，留下了大批文化遗产。

　　长沙简牍博物馆藏简牍图源 | 图虫创意

　　不幸的是，其中不少先秦典籍已经失传，如农家的《神农》、《野老》，名家的《惠子》、阴阳家的《邹子终始》、法家的《申子》等。从诞生到流传，典籍往往会经过无数次涅槃，能够传世至今，更是了不起的千秋功业。

　　大秦帝国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作为法家人物的商鞅，却主张烧毁与之相对立的儒家著作《诗》《书》等。《商君书》中说，只要百姓不在意学问之争，就会专心于农耕。这无疑是一种愚民政策。

　　云梦睡虎地秦简 图源 | 图虫创意

　　嬴政灭六国后，将商鞅的思想付诸行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一次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后，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颁布严酷的焚书令，烧毁在民间流传的《诗经》《尚书》等诸子百家典籍。李斯向始皇帝指出，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是在否定现行制度，扰乱老百姓的思想。

　　焚书后，秦朝官方还留存了许多诸子典籍，七年后，起义军将领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其他将士忙着庆功，随军的萧何却及时保护了秦朝藏书，使其中一部分避免了被毁的厄运。

　　之后，骄傲的项羽与刘邦开了场鸿门宴，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咸阳，杀死此前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放火烧毁咸阳宫室。大火烧了三个月，咸阳城中的秦朝官方所藏典籍皆化为灰烬。

　　当无数典籍毁于烈火中时，一位老者默默守护着他珍藏的《尚书》。在当时，私藏儒家典籍是死罪，伏生曾为秦博士，借机藏下百篇《尚书》。

　　唐写本《古文尚书》传卷 图源 | 图虫创意

　　兵乱马乱之中，伏生回到老家济南，将这些典籍藏于墙壁内。汉朝废除挟书令，在民间搜寻逃避秦火的珍稀典籍。汉文帝听说了伏生这批秦朝典籍的下落，征召伏生进京，但他年事已高，无法从老家山东赶往长安。

　　于是，汉文帝派大臣晁错前去拜见伏生，请老人家当面传授《尚书》。当时，伏生所藏《尚书》有数十篇已经亡佚，晁错从他手中得到《尚书》28篇，以汉隶书写，后世称《今文尚书》。有学者认为，伏生出生于战国末年。晁错见到他时，他已经90多岁了，早已言语不清，却始终留着一个信念，那就是，将典籍传下去。

　　秦汉之后，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对典籍的搜集、保护。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注重儒家典籍。为保护典籍，皇帝甚至下令将其刻为石碑。

　　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洛阳城南的太学立起了46块石碑，上书儒家六经，由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用隶书书写而成，此即“熹平石经”。书成之日，前来观赏与摹写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上千辆车堵在洛阳街道上。

　　熹平石经残字图源 | 图虫创意

　　蔡邕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藏书大家，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藏书万卷的藏书家。东汉末年，蔡邕将部分藏书送给了时年14岁、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而更多的典籍在董卓之乱后毁于战火。

　　曹操是蔡邕一家的故交，他有一次问蔡邕之女蔡文姬：“我听说你家里先前有不少藏书，你还有印象吗？”蔡文姬答道：“先父的藏书大多已流离涂炭，我如今能完整背诵并记住的，不过上百篇而已。”

　　蔡邕的万卷藏书逃不过末世的离乱，熹平石经也在千百年间历经沧桑，仅余残石，现存8000余字。在蔡邕所书熹平石经之后，还有曹魏朝廷下令刊刻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北宋嘉祐石经、清朝乾隆石经等。历代贤哲，也在各地摩崖刻石书写佛道经典、文书。中华典籍凝固在山石碑刻之中，至今不朽。

　　秦汉之后，典籍遭受的劫难更甚于始皇帝焚书坑儒。

　　六朝焚纬，将曾经大行其道的谶纬典籍付之一炬。所谓谶纬之书，起源于西汉，是一种附会六经经义的著作，对大自然某些偶然现象进行解释，将其视为天下兴亡的征兆，实际上是一种被人利用的政治预言。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就是假借谶纬之学，哪里有什么祥瑞之兆，他的亲信就往朝廷上报，给王莽包装一个堪比周公的贤德人设。之后，刘秀中兴汉室，也是凭借谶纬之书。到了南北朝时期，皇帝们怕臣民学王莽、刘秀，危及其统治，就下令禁毁图谶之说。

　　隋朝时，隋炀帝杨广在夺嫡之争中不择手段，登上帝位后，担心世人以图谶说他坏话，命官吏四处搜查天下书籍，疯狂地焚毁谶纬之书，不分官私。至此，谶纬之书基本绝迹，只有《周易乾凿度》一种流传下来。

　　《易经》古籍图源 | 图虫创意

　　谶纬虽多为迷信内容，但也有不少古代神话、传说、科技的记载，诗、书经过秦始皇与楚霸王放的两把火后还能流传，谶纬之学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的数百年间，还有三武一宗灭佛，这是佛教典籍遭受的政治灾难。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迅速发展，与本土的儒学、道教形成天下三分之势。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与后周世宗，在其统治期间，为了打击佛教势力，都曾下诏禁佛，大毁佛教寺庙，焚烧佛典。

　　北朝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藏卷图源 | 图虫创意

　　唐武宗会昌年间，佛教典籍焚毁惨烈，甚至出现无典可藏、无经可读的情况。当时，日本僧人圆仁来唐求法，却被迫还俗，在去长安的路上，他将一些典籍寄放在楚州（今淮安）翻译刘慎言处，当他再次回到楚州时，所藏佛典尽毁。昔日，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带回佛典，开拓了中原王朝的视野，

　　每一册典籍，都是先贤的血汗，也是文明的记忆。统治者的独断专行，依旧无法杜绝典籍的流传，民间僧侣、信众、学者不惜性命，将一部分典籍保护下来，最终捍卫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鼓山摩崖石刻佛经 图源 | 图虫创意

　　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术出现。雕版印刷，比原本手抄典籍更有效率，只要雕刻一套板，就可大量地印制典籍，但每套板只能印一种书，若要更新，就要另雕一套板。雕版印刷，至迟在唐初已经成型。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不幸病逝，年仅36岁，留下一代贤后的好名声。宫女将她所编纂的《女则》十篇呈献给李世民。李世民睹物生情，更加悲痛，下令“梓行之”，以纪念他们夫妻的爱情。

　　梓行，即雕版印行的意思。这是有史记载的宫廷最早用雕版印刷刊行的典籍，还是一部妇女著作。从此之后，关于雕版印刷的记载逐渐增多。

　　雕版印刷传统工艺图源 | 图虫创意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改良了印刷典籍的技术。中华典籍的生产，又一次发生重大革新。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即用胶泥刻字，每字为一印，按照典籍内容排列，随时替换，而非难以修改的整块雕版。

　　活字印刷术字模 图源 | 摄图网

　　如此一来，印刷效率更快，这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早了四百年。直到清朝，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仍被广泛采用。

　　宋末，北方的蒙元崛起，横扫天下，后来参与制定元朝典章制度的汉人姚枢，在做过一阵子小官后，为弃官避祸，携一家老小隐居于河南辉县。在这个河南小城，姚枢除了开垦荒地，每日浇灌，便是用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排版印制《小学》这类书，传之于民，造福四方，后来，他被元朝起用，成一代名臣。

　　姚枢不仅屡次劝说蒙古贵族停止屠戮，还对儒、道、释、医、卜等各类典籍进行收集、保护，使典籍不再毁于蒙古铁骑的野蛮践踏之下。蒙古军队攻下湖北德安后，俘虏了人称“江汉先生”的学者赵复，姚枢前去劝勉一心求死的赵复，告诉他，只有活下来，他的毕生所学才能传诸后世。

　　赵复虽不愿跟随姚枢北上，但相信姚枢的传道之心，将所藏八千卷书全部托付给了姚枢。正因为有了这些学者的守护，宋朝虽亡，文脉不绝。

　　宋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 图源 | 图虫创意

　　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典籍发展达到极盛。永乐帝朱棣为彰显国威，命解缙、姚广孝等千名学者、大臣网罗天下典籍，编成《永乐大典》，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此后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只有800余卷散落于世界各地，不足原书的4%。而毁书最严重的王朝，莫过于清。

　　清朝的文字狱，对典籍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清初的明史案中，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买了前朝朱国祯编纂的《明史》，因为有钱任性，召集江浙一带的名士对其原稿进行增补，并募集印刷匠刊印，以庄氏的名义出版发行。书中详细记载了崇祯与南明隆武、永历二帝的经历，提及满清入关的历史，却不用清帝年号。不久后，此书被人告发，清廷震怒。

　　当时庄廷鑨已死，他的家人与参与印刷、卖书的人都被捕处死，就连一些曾经购书的人也不能辛免，前后有200多人死于非命。除了明史案，康雍乾年间还有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等。据统计，康雍乾三代兴起的文字狱有100多桩，被毁典籍不计其数。

　　康熙皇帝 图源 | 网络

　　这一时期，只言片语就可能招来祸害。有关明史的著作，或者被清廷认为议论偏谬、有影射之嫌的著作，都被一并禁毁，如高拱《边略》、张居正《太岳集》、叶向高《四夷论》、顾炎武《亭林集》、黄宗羲《行朝录》等，都在焚毁之列，即便流传下来，也是历经艰险。清廷的思想禁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代前夜的落后。

　　乾隆皇帝在位时，为了显示自己的雄才大略，决定编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涵盖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还为收藏《四库全书》，修建了包括紫禁城文渊阁在内的南北七阁。

　　故宫里的藏书楼文渊阁图源 | 图虫创意

　　然而，乾隆命人编纂《四库全书》，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所谓《四库全书》的真相，是查禁“有碍”典籍，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编修《四库全书》，也变成了禁书、毁书、焚书。因此，当乾隆帝颁发征求图书谕旨时，民间藏书家也不敢轻易献书，文字狱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但是，有时候不献书更惨，广东的屈昭泗就因为被查出藏有未上缴的“逆书”，于乾隆年间被判斩决。

　　文津阁（南北七阁之一）本四库全书 图源 | 图虫创意

　　私人藏书，成为文化迫害下的最后一片桃花源。明清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私家典籍收藏的主要区域。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后，为了修建防火、防潮、防蠹、能够长期保存的藏书楼，特意派人前往宁波了解范氏天一阁的构造。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历经四百年不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第一任主人，为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

　　范钦嗜书如命，不但在天一阁的建设上费尽心力，还严格管理楼中典籍，他的书不轻易借人，就算是亲族也不外借。范钦怎么也想不到，天一阁的建筑可防止典籍防潮霉变，却无法躲过乱世之劫，在明末、晚清、民国的多次战乱中，天一阁的藏书先后被清军、太平军、英军等盗取，到解放初期，范氏藏书仅余七分之一。

　　天一阁图源 | 图虫创意

　　除了天一阁等明代藏书楼，有清一代，还有四大私人藏书楼，分布于南北各地。在江浙一带，江苏常熟有瞿镛修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湖州有陆心源建的皕宋楼、杭州有丁氏修建的八千卷楼。

　　北方藏书楼相比南方藏书楼而言，寥若晨星，其中，以杨以增修建的海源阁为代表。

　　海源阁位于山东省聊城市，所藏为清朝大臣杨以增在贵州、陕西、湖北等地为官时搜罗的典籍，还有明末战乱后，由钱谦益等学者收集的典籍也被他购得，藏书总数达几十万卷。杨氏认为，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学者应该涉海而探源，知源之所出”，于是将藏书楼取名为海源阁。

　　典籍，也是文明的无尽之源。

　　有的人，为了典籍奔走。晚清时，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一生致力于收藏典籍。太平军战乱席卷大江南北，许多藏书楼的珍藏被弃之如敝屣，藏于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也被太平军盗毁，在市场上论斤叫卖，或当做包装食物的纸张。

　　丁氏兄弟一边逃难，一边四处打听，花费巨资收回大批典籍，还在半夜里潜进文澜阁，将残留于此的万卷《四库全书》捆成八百多捆，运到上海保护起来。此后，经过丁氏兄弟四处求购，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大体恢复原貌。

　　杭州文澜阁敷文观海藏书楼图源 | 图虫创意

　　有的人，为了典籍悲叹。19世纪末，负责看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王道士，将一些敦煌经卷当作礼物送给了来往客商和达官显贵。

　　后来，洋人斯坦因与伯希和相继慕名而来，他们通过哄骗王道士，骗去了大批的经卷典籍。此外，还有大量敦煌经卷因政府的漠视，遗失在国内。当中国学者意识到国宝流失时，为时已晚。陈寅恪为此慨然道：“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唐人写敦煌残经卷图源 | 图虫创意

　　有的人，为了典籍战斗。《赵城金藏》被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为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于1933年在山西省洪洞广胜寺被发现。

　　这一国宝，险些被抢到日本。抗日战争时，日军企图以武力抢夺《赵城金藏》，当地群众得知此事，联系上八路军，连夜将经书运出广胜寺。几年后，移交北平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即便是在战火硝烟中，典籍仍然牵挂着无数人的心。

　　广胜寺 图源 | 图虫创意

　　从典籍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命运似乎注定坎坷。早在典籍初兴的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叫崔杼的大夫，因弑君夺权，执政后逼迫史官给他写几句好话。齐国的史官太史却秉笔直书，坚持写下一句：“崔杼弑其君。”

　　当时史官是世袭的，愤怒的崔杼一连杀了太史氏兄弟三人。崔杼对太史氏最小的弟弟说：“你的哥哥都被我杀了，你不怕死吗？你就照我说的，把这句话删了吧。”太史氏却宁死不屈。

　　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也站了出来，表示崔杼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崔杼弑其君”这个史实，再也无法抹去，而是由典籍记载一代代流传下来。

　　这就是典籍的力量，无论是史家绝唱、经学典籍、科技专著，还是轶事趣闻、宗教经书、诗词歌赋，典籍，书写着民族的源流脉络，讲述着文明的沧桑巨变。

　　典籍尚在，历史就在。典籍不亡，文明不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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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中国典籍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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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6.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