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人物｜农发行新行长湛东升往事

　　1998年5月12日下午，农业部机关大楼11层小会议室内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挂牌揭幕仪式。这块牌子上印着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青年文明号”。这五个大字由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题写，可见分量之重。

　　在成百上千个中央国家机关处室中，仅有13个单位获此殊荣。在农业部，获得这一荣誉称号的是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下称农经司）农民负担督查处。该处当时共有7人，负责全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超负荷工作是常态。当时33岁的湛东升正在该处工作，因为在外地执行农民负担执法检查的任务，他遗憾地未能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

　　对于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辽阔的农村面积和庞大农民基数的中国而言，三农问题尤其农民问题自古至今都是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有11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农民的情况如何，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安定关系极大。农民问题，过去、现在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上世纪90年代，湛东升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如是指出。

　　农民负担监督处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不深入基层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就难以摸清情况、对症下药，因此，对于湛东升及其同事而言，调查研究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调查研究也成为湛东升日后重要的工作方式。中国知网上可查询到湛东升署名的研究报告共有四份，这些报告往往资料翔实、论证充分、分析透彻，有很高的下载及引用量。

　　“农民负担督察处是一个大熔炉，是一所大学校，一般同志只要到这个处去锻炼一段时间，很快就成长起来了。”当时的农经司领导如是说。或许正是凭借着深厚的调查研究功底，湛东升才得以调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工作，并在日后成长为中国唯一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掌舵者。

　　今年5月24日，农发行召开干部大会，中央组织部干部四局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湛东升任农发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他将出任农发行新一任行长。

　　湛东升早年在农业部、中财办工作20多年，非常熟悉三农政策及业务。2008年，他跨行进入银行业。在农行工作的13年间，他见证并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农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为什么早年从事农业工作的他，会在43岁时转行进入银行业？农发行目前资产规模接近8万亿，是中国第九大金融机构，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长于调查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湛东升从西南农业大学毕业，进入农业部工作。当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推行了10余年，农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农业增加值为5017亿元，相比1978年增长了4倍。

　　但要不要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认识还不统一，各级农经管理部门职能弱化，农业部也没有一个部门来主管和指导全国的经管工作。在1990年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明确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部新组建了农经司，其主要职责是指导责任制的稳定完善等。其中，乡镇农经站处于基础层次。

　　1990年，湛东升和同事一起发表了《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农经基层站建设》一文，这是中国知网上可查询到的湛东升首篇署名文章。该文介绍了各地的探索经验，比如江苏每个乡镇基本上建立了经管站，平均每站有农经人员5人。

　　在农经司工作期间，湛东升还对以色列的农村合作组织进行研究。以色列一半以上国土被沙漠覆盖、水资源和耕地特别匮乏，但以色列的农合组织给该国的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他研究后发现，以色列农合组织在经营中具有规模经济、资信、专业化等优势。他建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组织资源比较稀缺。合作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农民比较容易认识和接受，需要着力研究如何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创造和发展新的合作组织形式为发展经济服务，而不是否定。

　　在中国，人们所熟知的农合组织是人民公社，但80年代农村改革后，人民公社已解体，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使农合组织合作主体推陈出新，出现龙头企业带动、产权带动等类型的合作社，农合成员可以从中获得现金分红，增加收入。

　　对于9亿多农民而言，减负也是增收。据农业部不完全统计，1992年对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总额达120多亿元，人均13.6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另据典型地区抽样调查，合同外负担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

　　1994年4月，湛东升作为主笔之一，参与撰写并发表了《中国农民负担：历史、现状、出路》的报告。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文章通过对2000多年的历史考察和现状分析回答了这一问题。

　　文章认为，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涉及国家财税体制、农村组织制度、城乡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既有浅层次的问题，也有深层次的问题。要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取“深化改革、标本兼治”的对策。

　　具体措施包括改革财税体制、理顺税费关系、缩小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时值预算法审议通过，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向农民乱收费的现象减少。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则在2006年，当时农业税在中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已不足1%。此是后话。

　　这一调研报告是公开发表的，未公开的应该更多。据《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1998年报道，湛东升及其农民负担督察处的同事几年来完成重要调研报告36份，其中被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做了重要批示16份。或许正是凭借深厚的调查研究功底，他才得以调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党在经济领域事实上的最高决策部门，组长通常由党的一把手担任，具体的事务则交由下设的办公室来执行处理。某种程度上，中财办是财经工作的中枢：一方面它直接服务中央最高层；另一方面，它又与有关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触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层。

　　中财办的成员大多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又需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决策性的建议。早年间，中财办下设5-6个组（局），每个组（局）3-6个人。湛东升所在的是农业组。或许是因为处于财经决策中枢的原因，湛东升在中财办工作期间几乎没有公开发表文章，偶见一些地方调研。

　　2006年4月，湛东升到河南省新乡市调研新农村建设情况，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他的头衔是“中财办领导”。湛东升调研后表示，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是根本，一定要让农民从中得到实惠，使村容村貌、村民素质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金融服务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2008年4月，湛东升转行进入银行业，出任农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副总经理，时年43岁。对于湛东升而言，这次转型是双重转变：一是跨行业，从农业到金融，而湛东升本科是农学专业出身；二是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由公务员转为企业职工。

　　回头来看，2007年的一次对外考察可能是湛东升转行的重要原因。这一年，他和原银监会的工作人员一道赴印度考察农村金融。这次考察团成员日后大多成长为中国金融业的翘楚，有的仍在监管或者实务一线：考察团团长臧景范当时担任原银监会合作部主任，后出任中国信达总裁；潘光伟当时在原银监会人事部工作，现担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等等。

　　此次考察团中，湛东升是唯一一位非金融专业人士，但这次考察可能使湛东升对农村金融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篇名为《印度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的考察报告总结道：由于逐利驱动，农村是商业银行不愿介入的领域，印度通过立法强制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在农村设立营业网点。

　　与此同时，印度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保证商业可持续。比如在农村机构网点中，招收一部分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专门为农户、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提供技术及市场指导，以提升贷款项目的成功率和效益水平。

　　该篇文章鲜明地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农村金融严重滞后于城市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以农信社为主，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纷纷撤出农村网点，大量农村资金流向城市。

　　湛东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调任农行，他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参与相关讨论。“金融服务要‘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他在一个论坛上直言。但是如何使金融资源留在农村依然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这对于农行尤其重要。

　　农行则在2009年前后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该部定位于以三农和县域业务为主体的非法人独立经营机构，采取不同于城市业务的制度安排，业务单独核算。“如果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没有结果，农行的上市很难顺利进。对国务院、对全社会没有一个好的交代，我们是上不了市的。”时任农行董事长称。

　　当时的一些分析称，湛东升从中财办调任农行的任务之一即是推动这一改革。2009年出任三农政策与规划部总经理的湛东升就这一改革专门答记者问：“农行对三农金融业务实行事业部制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同时兼顾两大目标。”

　　具体而言，农行股改横跨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两个领域。一方面，农行要按照建设现代商业银行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又要把国家确定的面向三农总体定位落到实处，切实发挥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

　　改革当年，农行对三农及县域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数据显示，2009年农行一年的农户贷款累计投放量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农行一些分支机构三农业务做得越多，整体利润越少。对于当时正在筹划上市的农行而言，需要用盈利能力说服投资者，如何做好平衡？

　　在农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总经理任上，湛东升作为课题组组长推动并发表了《大型商业银行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作模式研究》一文。文章提出，农行应科学制定三农业务发展规划，本着风险可控、量力而行的原则，设定一个可行的目标，而不追求全面覆盖。对于超出目标之外的，农行应通过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提高三农金融服务，但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近、严控风险。

　　2010年7月，农行A+H股同步上市。在公开上市路演中，投资者对农行服务三农由疑虑到认可，在于农行很好地诠释了县域蓝海市场的增长潜力。不过农行市值在四大行中仍是最低的。Wind数据显示，农行上市当日市值为7890亿，而中行、建行、工行市值分别为8811亿、12880亿、14650亿。

　　“农行公开上市后，能否尽快按照优秀大型商业银行的要求演绎好投资故事、如期兑现路演承诺，关系到农业银行的品牌形象和未来投资价值。但农行县域业务各项指标仍与城市业务有不小差距，赶超之路仍很漫长。”湛东升及其同事则在次年发表的《县支行改革发展问题研究》一文中表示。

　　在这篇研究中，他还批驳了将三农业务责任化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未能看到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县域农业产业体系日趋强化，城镇化提升带来的需求不可估量。他相应建议，未来县域贷款增速要持续高于全行3%-5%。同时，前瞻性介入新农保、新农合等战略业务。

　　在农行总行相继担任三农政策与规划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及办公室主任等职后，湛东升于2014年5月出任农行四川分行行长一职。《中国金融年鉴》显示，2013年末农行四川分行存贷款规模分别为6905亿、4002亿，体量仅次于广东、江苏、浙江分行，在农行体系内占据着重要位置。

　　（2004年5月，湛东升在企业调研，前排左一）

　　这是他首次在地方任职，湛东升由此成为对一个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话语权的银行高管。这期间，湛东升公开发表的文章较少，公开信息主要是到企业调研、与地方政府座谈。

　　在四川分行召开的首个年度工作会议上，湛东升提出的策略是“城乡并举，转型创新”，加大对水利、农业现代化、城镇化试点项目的支持。湛东升说，水利建设是农业命脉，事关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又是新形势下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支持水利建设，就是四川农行服务三农、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支点。

　　他还进一步推动四川农行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业务试点。其显著特点是，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反担保措施，由担保公司向金融机构提供保证担保，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在湛东升看来，土地流转贷款是重大突破，农民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收益作抵押，取得必要的生产经营性资金，有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抵押物形态：以往多数的抵押物都是有形的，与之不同，土地的经营权是无形的，而土地上的作物则又是有形的。

　　农发行新使命

　　在四川分行历练两年多后，湛东升于2019年2月调任农行总行副行长，分管三农、对公等业务，湛东升由此进入中管干部序列。两年后，湛东升调任农发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他将出任农发行新一任行长，由此成为副部级金融干部。

　　农发行是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成立于1994年11月，主要职责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承担农业政策性业务，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农发行主要业务为办理粮棉油贷款，但近年来大规模介入棚改等政府性业务。

　　农发行年报显示，2015年农发行投放的棚改贷款仅为283亿，但2016年激增至2133亿，此后进一步上升，至2018年攀升至5876亿——四年间农发行合计投放1.25万亿，棚改贷款也成为农发行的主要业务。依靠着央行PSL（抵押补充贷款）资金的支持、棚改贷款的投放，农发行资产规模迅速扩张。

　　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农发行资产规模6.85万亿，相比2013年末增长1.6倍，其间超越了民生、中信、浦发、兴业、招商五大股份行。通过扩大信贷投放，农发行在稳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一些业务绑定了政府信用，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

　　2019年9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八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完善治理体系和激励机制，遵循金融机构经营规律，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这将是湛东升任上面临的课题：存量政府性业务面临如何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增量业务如何转变业务模式。

　　农发行从筹备到成立时，由人民银行牵头、农业银行具体负责，某种程度上农发行是农行的兄弟行，农发行创业员工中，100多人即来自农行。农发行至今的七任行长中，有两任来自农行：2000年-2004年担任农发行行长的何林祥任职前担任农行行长，这次则是由农行副行长湛东升调任农发行行长。

　　目前农发行尚未披露2020年年报。其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农发行资产总额7.5万亿元，同比增长5.37%。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农发行的资产体量仅次于六大国有银行、国开行、招商银行，居银行业第九位。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度提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新形势下，人们也关注农发行如何进一步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这些问题仍考验着湛东升及其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