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与反间谍是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向长河（国际问题学者）

连日来，美国被曝通过丹麦情报机构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诸多欧洲政要一事持续发酵。一方面，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诸多欧洲领导人纷纷表示不满，向华盛顿发出要求澄清监听事件的明确信号；另一方面，“监听门”操盘手美国却装聋作哑，欧洲媒体就此询问白宫、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方拒绝予以回答。欧洲颇为尴尬。

监听是间谍活动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多，利益纠葛复杂，是美国与俄罗斯（冷战时是苏联）暗地斗争的前沿，间谍与反间谍活动一直是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此次“监听门”揭露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更大规模、更隐秘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是各方心知肚明的角力。冷战时期的间谍战，是数十年来好莱坞谍战片聚焦的一大主题，欧洲是主战场。

笔者常驻德国，常带客人到柏林与波茨坦之间著名的“间谍桥”———格里尼克桥去看看。这座1948年重建的铁桥古色古香，已名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桥中间那醒目的白线让人记忆犹新。冷战时，白线西边属原西德，东边归原东德，是当时东西两大阵营交换间谍的前沿。

经典的一幕大致是这样：约定时间一到，桥两端分别跑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宪兵和苏联克格勃特警，他们带着各自捕获的间谍走到白线处停下，无声地进行间谍交换。枪口对峙中，间谍们各自继续前行，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自1962年至1986年，美苏两大阵营在这里交换过上百名间谍，包括苏联间谍“千面人”阿贝尔和美国U-2飞行员鲍尔斯。

从人道主义角度看，冷战时期的换谍行动体现了一种文明的进步。间谍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对敌人间谍的处置大都是血腥的。即使是一战、二战之时，对敌方阵营间谍毫不犹豫地处决依然是首选。

后冷战时代，美俄之间的间谍战依然在进行，虽然规模已今非昔比，但这种“换谍”模式也未随着冷战结束而烟消。让世人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7月美俄在维也纳机场的换谍行动：俄罗斯用4名西方间谍，交换10名被美驱逐出境的俄间谍，包括后来爆红的美女间谍安娜。几年前，美国矢志追杀的斯诺登悄然离开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背影，亦是美俄隐秘战线上斗争的一道风景线。

总体来说，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间谍渗透活动最为警惕。近年来，俄欧之间爆出的谍战风云让人目不暇接。2019年12月，德国《明镜》周刊和法国《世界报》报道称，俄罗斯间谍利用法国阿尔卑斯山作为在整个欧洲行动的基地，15名隶属俄罗斯情报总局一支精英分队的特工，负责执行暗杀和破坏任务，其中一名间谍据称参与了暗杀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尤利娅的行动。

2018年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在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中毒”事件，是近年来美欧渲染得最为轰动的间谍案之一。当时，英方认定这对父女遭俄方“下毒”并驱逐俄方外交官，美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同样以这一理由驱逐俄外交官。俄方指认英方“栽赃”，同时出于“外交对等”也驱逐英美等国外交官。

因涉及“间谍”活动而互相驱逐外交官，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似乎是“常规操作”。去年8月，俄罗斯一周之内三次报复性驱逐欧洲外交官：先是挪威以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作为回应，一名挪威外交官被迫离开俄罗斯；紧接着，因涉嫌与一名前车臣叛乱分子在柏林某公园被杀有关，三名俄罗斯外交官被斯洛伐克驱逐，俄罗斯立马驱逐三名斯驻俄外交官作为对等报复；而后，一名俄罗斯外交官被指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而被驱逐出维也纳，俄罗斯迅速采取行动驱逐了一名奥地利外交官。

在“间谍战”一致对外的同时，美欧内部也是“窝里斗”。根据“维基揭秘”提供的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经济、财政和农业等部门就进入了美国的监听范围。

早在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就爆料，美国监听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领导人中包括默克尔。当年喧闹一时的“监听门”，以美方承诺未来不再监听默克尔的通信设备暂告段落。然而，从现在丹麦媒体披露的情况看，美方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对默克尔进行监听，可见美国尽管口头上许诺不再监听，行动上依然我行我素，监听之门从未关闭。

美欧在经济领域互为竞争对手是常态，因而刺探经济情报也不罕见。丹麦媒体去年报道称，美国曾对丹麦政府及其防务产业以及其他欧洲防务承包商展开间谍活动，以设法获取有关其战机采购计划的信息。

所以，美欧“监听门”主要是表面上的喧嚣，私底下各方或许并未太当回事。即将访欧的拜登可能会在言语上安抚一下欧洲盟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