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 背后的痛点、难点、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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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是所有自然物种生生不息的存续方式，它就像一行代码，早已写进每个物种的基因片段里，人类也不例外。

然而，我国“出生人口、出生率、生育率同步下降”的问题已持续久矣，同时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征也日益凸显，人口红利的未来形势不容乐观。

在上月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出台后，面对复杂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及时推出“全面三孩政策”，可谓是用心良苦。

一、“全面三孩”的国家战略意义

近年，“人口红利”、“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初育年龄再推迟”、“退休延迟”等关乎我国人口质量与发展趋势的关键词，高频出现。

继开放“单独两孩”、“全面两孩”后，国家此次再放宽生育政策，出台引发全国热议的“全面三孩政策”。

据新华社报道，5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积极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距离全面二孩政策出台仅五年，国家就祭出“全面三孩政策”这记大招。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人口形势到了一个异常关键的节点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系列的数据来解读这项政策背后的深意。

二、跌跌不休：我国生育率、出生人口、出生率再创历史新低

上个月，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出炉。其中，全国2020年生育率、出生人口、出生率三项指标均创下建国以来历史新低。

01、超低生育率下探至警戒红线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1.3，即，去年每1000名育龄妇女仅诞下1.3名活婴。这个数值低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在人口学界有三个界限，如果总和生育率低于2.1，叫低生育率；低于1.5，叫很低生育率；低于1.3，叫极低生育率。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跌入1.3，叫跌入低生育陷阱，就很难再回来。

我国生育率1970年代之前约在6左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全国生育率在1990年降至2左右；2010年再降至1.5左右。尽管2016年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但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2020再降至1.3的生育率历史新低。与此同时，我国一线城市生育率更是大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仅为0.7。

我国当前生育率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距离低生育陷阱仅一步之遥。

【生育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1年内）平均每千名育龄妇女生产活婴比例，单位为‰】

02、二胎政策难挽出生人口、出生率速降

继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后，我国近五年出生人口、出生率均未达到预期回涨目标，依然降势明显。

第七次全国普查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人口总量为14.1178亿，但全年出生人口数仅有1200万；而年出生率也首次跌入10个点以内，仅为8.5。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最低。

不难发现，自2000年之后，我国的每年人口出生量也仅达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1961）的年均水平，但出生率则只有后者的一半。

新生儿增速的不断放缓，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双重压力之下，我国人口形势面临着巨大挑战。近邻国家日本和韩国同样也面临着严重得低生育、老龄化的人口形势问题，在十多年持续不断的鼓励生育政策下，两国形势依然没有改善。

【出生率：一定时期内（通常指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活婴比例，单位为‰】

三、低生育痛点纠集：婚姻形势、育儿成本、生存压力……

即使是在计划生育实施后的20年间（1971-1990），全国的各项生育数据浮动还是较为平稳，甚至在1990年出现了一次出生人数和出生率的峰值。但经此波峰之后，就开始了长达30年的总体下降趋势。

低生育的成因背后是“不婚“、”晚婚“、“少生“、”晚生“、”不生“这些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那这些社会问题又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01、结少离多撼动生育基石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全年结婚登记人数仅为813.1万对。

这意味着我国每年结婚人数自2013年起持续“7连降“！

反之，自2010年起我国离婚人数却经历了整整“10连升”！2019年离婚人数超过结婚人数的一半。但在2020年，全国离婚人数出现首次回落，据有关专业人士分析，可能与新冠疫情和结婚人数基数持续减少两方面原因有关，未来趋势还很难预判。

新婚夫妇数量的逐年递减和离婚人数的常年走高，这种趋势对我国生育形势而言，不亚于釜底抽薪。

同时，逐年攀升的结婚成本，也让许多适婚青年止步于婚姻的门口。比如，高企不下的房价，让刚踏入社会工作的青年男女直面人生不能承受之重，为了买房结婚，一些家庭甚至是倾几代人积蓄之力。加上如今社会各行业迭代加速、生存压力与成本走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是两人搭伙共创美好明天，这个选择题让适婚青年们冷静又冷静地陷入深思。

若结婚率无法显著提升，生育形势只怕是很难提升起来。

毕竟造人得先有人才行。

02、女性初婚初育年龄继续推迟

晚婚晚育，曾是一句政策口号，但如今，却是不可阻挡的大势。

不知何时起，”结婚没有？“、“有结婚打算没有？“、”近三年或者五年有没有生孩子打算？“等问题成了女性求职、入职的必答题。

虽说“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国内已宣传日久、深入人心，但大部分女性在职业生涯和生儿育儿两者之间总会多多少少面临着权衡的压力。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城市，职业女性普遍面对的生育压力也将越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关于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年龄持续推迟的报道常见于各媒体专栏。根据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统计，2006至2016年我国育龄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均向后推迟了三年。

2020年全国人口第七次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已推迟至29.13岁，上海女性平均的初育年龄更是推迟至30.73岁，大幅超过女性最佳生育年龄（25-28岁）。而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7.1岁，上海为28.4岁。

对于30岁左右的女性而言，多生多养显然是旁观者们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即确保职业生涯的同时又能养育好一个孩子，对于如今的中国女性而言已经是极不容易的事情。

同时，起源于欧美的“丁克家庭“也正成为一些国内晚婚家庭的人生新选择。多元化的婚姻观、家庭观也正冲击着中国数千年来强调传宗接代的儒家文化思想。

03、亿万单身青年的脱单难

曾经“空巢青年“、”不婚主义“等新锐词汇，如今也变得习以为常起来；“单身经济“、”悦己消费“等针对单身青年的经济体量也站在了风口、全面飘红。

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达到2.4亿，其中约70%未婚。约1.7亿的未婚成年人人口，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1.33倍，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50%，可见这个数字有多么惊人。

如此庞大的生力军，何时快速转化为生育大军，希望还显得渺茫，毕竟“7连降“的结婚人数铁证了严峻的脱单形势。

是什么造成了适婚青年的晚婚、不婚？各种相关调查显示，不外乎结婚成本、生存压力、社会婚姻大环境等主要因素。

不妨大胆预测，未来的单身经济有多发达，我国的婚姻形势就将是多低迷。

04、不容小觑的育儿成本高企

目前，在国内生一个孩子并抚育他/她到大学毕业，成本有多高呢？

就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武汉、青岛、西安、长春这十个国内大型城市来说，在北京养大一个孩子的平均成本最高，据推算是约276万元，长春垫底，但也需要121.5万元。而这个数字，只是2020年的静态成本表现，并未计入年年的物价涨幅。

而以上十座城市2020人均可支配收入成绩单中，上海以7.22万元位居榜首。但是，面对上海247万元的养孩成本，7.22万元的税后年收入也仅仅是前者的1/34，相当于夫妻中一方34年的全额收入，或者夫妻二人17年的全额收入。北京更夸张，养孩成本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达到近40：1，也就是夫妻中一方需要拿出40年的全部收入才够养一个孩子。

以上测算只是基于一个很粗略、理想型的计算模型，并未考虑到部分孩子成长过程中会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事故，也未考虑到夫妻可能背负的房贷、车贷、债务等压力，同时也是基于夫妻两人未来几十年无病无灾且工作一直稳定的理想条件之上。

即便是这样，测算结果已然让人压力山大。

四、“三孩政策“的良苦用心：希望能者多生

“三孩政策“，冷静来看，可能与绝大多数适龄青年、已婚家庭毫无关系，毕竟在如今这已是一项”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

要完成“三孩“指标，首先要解决单身问题，也就是过“结婚”这一关；接下来，得过“一孩”这关。其实前两关，就已经劝退了许多人。

接下来，生了一孩的家庭，若是心有余、力也有余的情况下，就可以努力通关“二孩”了。同样，“二孩”这一关又劝退了不少“一孩”家庭，看看近五年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生育成绩就知道了。毕竟谁家都不会拿生孩子当儿戏，家长都期望能给到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教育资源、经济支持，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成功闯过“二孩”关卡的极少数家庭，是否都会去冲顶“三孩”，显然是不一定的。毕竟多生养一个孩子而衍生的各项成本要求是明明摆在眼前的。

那什么样的家庭适合“三孩“呢？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我们能看到的是，经济实力越强的家庭，越倾向于多生多养，从古至今，从西至东，都是如此。即使是曾经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也有宁可罚上巨款、也要多生多育的名人与富商案例。

最后，总结一段话来说：政策有其宏观性，也有其针对性。“三孩政策”的及时出台，相信会大大惠及愿意多生、能够多养的高净值家庭，让一部分人先多生起来，对于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或将起到一定的改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