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高富华：中国茶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来源：封面新闻

文/高富华

“茶为国饮。”中国人喝茶1000多年后，大航海时代，欧洲商船到了中国，中国茶进入西方，成为大众健康饮品。茶叶传入西方时身份还是“毒药”，今天，中国茶是如何实现复兴的？

茶为何物：直叫人“以茶试毒”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国有着悠久的茶叶饮用史和茶文化史。茶作为贡品和祭品的记载，可以推及周武王伐纣时。茶作为商品的记载，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是在西汉。

西汉著名文学家王褒的《僮约》中，有两次提到茶：“脍鱼氰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就是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意为到武阳县（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买茶叶。

《僮约》虽是消遣之作，但在不经意间为中国茶史留下重要一笔。从茶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茶叶能成为商品买卖，说明在西汉时饮茶已盛行了。

那么，中国茶叶又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的？

100多年（1868—1872年）前，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在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探查。

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他把古代从东方向遥远的西方输送丝绸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很快传播开来，沿用至今，逐渐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其实，东西方交往的通道早已有之，只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除丝绸之路外，在大西南还有一条通往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是现今发现的中国茶叶传入西方最早、最著名的两条国际通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雏形，大约也是在西汉时期。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茶就到了西方。

让人纳闷的是，在西方并没有中国茶的记载。

欧洲最早出现“茶”，是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首次提到茶叶，这与《僮约》相差了1500多年。在这1500多年里，西方的文献中找不到一个“茶”字，更说不上茶叶的交易和消费了。更让人不解的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看不到对茶叶哪怕是只言片语的介绍。

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但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茶叶并没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价值80000两，是茶叶的好几倍。

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国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1720年代后，欧洲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欧洲所有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

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他的《中国见闻录》书中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

在品茗的历史中，俄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幸运得多。1638年，俄国一名叫斯特拉科夫的使者受命前往蒙古拜见可汗，带去珍贵的貂皮作为晋见礼。可汗收下礼物，向沙皇回赠200包中国茶叶。沙皇使者对茶叶一无所知，将茶叶带回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请近臣们品尝，众人一致认为入口有奇香。从此，俄罗斯人开始了漫长的饮茶史。

18世纪，英国对茶叶等奢侈品征收重税，引发大规模的茶叶走私。走私茶叶利润巨大，以致不少水手铤而走险。一个名叫罗伯特·特罗特曼的商贩，就因走私茶叶被打入死牢。

时至今日，不少史学家仍常常在徘徊在他的墓前。他们并非想梳理这个走私犯的人生，只是想抄下他墓碑上的铭文，上面留着罗伯特·特罗特曼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一点儿茶叶，我偷的不多。上帝啊，我的血流得冤枉。一边是茶叶，一边是人血。想想，就因这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兄弟！”

如果说罗伯特·特罗特曼死得有些“冤”的话，那么瑞典的一对孪生兄弟“喝茶免死”就有些传奇了。

1772年的一天，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头戴皇冠，手握权杖，愁眉苦脸地坐在龙椅上发呆。一位大臣向他呈报说，从遥远的东方传来一种神奇的树叶，可以做饮料，但人们担心饮用这些东西会被毒死。

古斯塔夫三世灵机一动，让人把一对被判死刑的孪生兄弟押进皇宫，命令他们说：“你俩一个每天饮茶，一个每天饮咖啡，即可免去死罪。”

60年后，饮咖啡者因病过世；再过了10多年，饮茶者无疾而终。

茶从何来：红茶绿茶“另有种乎”？

事实上，从16世纪西方接触茶算起，在3个多世纪中，茶叶一直被西方人疑为有毒之物。

1664年，东印度公司向英王进贡茶叶后，追求时髦的贵族妇女纷纷仿照王室试饮起来。可她们担心茶叶有毒，于是饮茶后必须要喝白兰地“排毒”。

欧洲人开始饮茶了，但在欧洲大地上依然找不到一株茶。

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欧洲人一直不解，原因是中国不允许欧洲商人进入内地，谁也不知道茶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所以，这种神秘植物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好奇。

1560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克鲁兹乔装打扮混入一群商人中，在4年多里，来往于中国贸易口岸和内地，搞清了茶的来龙去脉。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入《中国茶饮录》，这是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茶的专著。

从克鲁兹开始，西方不少探险家打起了中国茶的主意。

1848年，为获得品种优良的茶树，同时寻找中国的茶农茶工和栽培工具，帮助英国政府在其南亚殖民地大范围建立茶树种植园，掠夺中国政府通过全球茶叶贸易获取的巨大利润，东印度公司派苏格兰最成功的“植物猎人”福琼到中国考察。

为顺利地进入中国探险考察，福琼一番乔装打扮，穿上清代人的衣服，让向导为他剃一个清代的头式。

后来，福琼在他的《茶国之行》中，详述了这次冒险经历。

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园内，他发现一株从未曾发现的植物。他刚想爬墙进去，突然醒悟到自己早已是一身中国人的打扮。干是，他们一行从容不迫地走进客栈，在一张桌边坐下，点了酒菜。吃完饭，福琼又慢条斯理点上中国烟斗，对店主说：“这些树真漂亮。我从海边来，在那里看不到这些树，给我一些种子吧。”善良的店主满足了他的请求。

这一回盗窃，福琼从衢州和浙江其他地区采集到了茶树种子，还从宁波、舟山等地采到大量茶树标本。最后，他将23892株小茶树和大约17000粒茶种带到了印度，并带回8名中国茶工。

福琼的中国之行还为西方品茗者和植物学家解开了一个谜团：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而福琼却告诉西方人，绿茶和红茶的区别，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他这一观点起初受到公众和专家的嘲笑，直到他请印度制茶专家在公众面前手工制茶，亲自验证后才得到了认可。

1848年福琼的中国之行，无疑是世界茶史上重大的分水岭。不久，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茶园陆续涌现。到19世纪下半叶，茶叶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

从1854年至1929年的75年间，英国茶叶进口上升837%。随后，立顿红茶在全球飘红。百年后，依然占据世界茶叶第一品牌。

在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相对应的是茶叶原生地中国的国际茶叶贸易量的急剧滑坡与衰落。

食而不化：探秘藏茶“个中滋味”

面对茶叶这片神奇的“绿色黄金”，19世纪下半叶，英国商界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英印政府把目光放在西藏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上。又一个英国人唐古柏来到中国，他的目标是川藏茶马古道。

1867年，唐古柏在上海接受欧洲一商人团体的委托，寻找一条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茶叶贸易通道。

唐古柏也跟福琼一样乔装打扮，他计划考察的路线是成都—雅安—康定—巴塘—印度，从而打通一条从印度到川藏之间的商路。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他走到巴塘受阻，只得沿路返回。虽然考察没成功，但他发现了藏茶和巨大的藏茶市场。

他在《蓄辫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游记——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一书中写道：

“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处，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的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8包茶叶，即72公斤，但其中也有背12包的，大约109公斤。”

唐古柏考察的路线，正是古已有之的川藏茶叶大道（今称川藏茶马古道）。清同治年间，从雅安入藏的茶叶数量达110000引（1引=50公斤）。这上千万公斤的茶叶入藏，全靠人力背运至康定后，再由马驮入藏。来自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崃的南路边茶，源源不断地运到打箭炉，在锅庄交易后再转运到西藏、青海等地。

茶叶是藏族人不可缺少的东西，也是川藏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中国人出于垄断边茶贸易的需要，对雅安生产砖茶的制作过程完全保密。唐古柏设法从客栈老板那里打听制作过程，分不同等级的茶叶产地、采摘时间、制作工序、单价、销售区域分别做了详尽的描写，为印茶按雅安边茶的生产标准提供了精确数据。

唐古柏认为，在印度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种植的茶叶，能取代中国内地的茶叶而占领西藏的市场。一旦印度茶叶入藏，印度茶叶在与雅安茶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印度政府所获效益，将弥补鸦片贸易利润随时可遭到的损失。如果能用印度茶叶替代中国茶叶，这将是一个巨大价值的市场。

从1870年后，英印政府不断地派人到雅安、打箭炉一带考察。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和各种手段，试图破解雅安砖茶的谜团。考察川茶种植和边茶贸易，所收集的情报为印茶入藏做了充分的技术和商业准备。

后来，印茶进入西藏，尽管印茶较雅安藏茶低廉，但印茶并不受西藏人欢迎，因为印茶在口感上不被西藏人所接受。唐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关雅安边茶入藏的详细情况和相关数据。但在生产加工上，还缺乏技术支撑。英印政府开始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印茶入藏的生产加工问题。

1905年，一个叫哈奇森的英国人出现在雅安街头。他以雅安为中心，考察茶山（蒙顶山）、茶路（经荥经的“大路”和经天全的“小路”）、茶城（雅安、打箭炉）、茶人（吴理真）、茶事（莲花山会）等。

在他的笔下，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管理和税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他们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7株茶树的来历，哈奇森称吴理真是“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

哈奇森写了《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等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茶树栽培及砖茶生产加工技术依据。时至今日，印度茶业依然重视当年文献资料的价值。2013年，印度一出版社重印了此书，并公开发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史海中打捞碎片，还原中国茶走向世界的过往，可为我们打开一道认识自己的窗口。对中国茶的复兴，以及以茶文化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都有着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