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在途死亡者”——归纳在仅仅几行字里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采访从太阳尚未升起的凌晨四点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正在东京湾岸警察署背后的栈桥上待机。这里是警视厅的警备艇专用栈桥，常时停靠着四五艘警备艇。其中一艘“天鹅号”艇是配给我们采访用的。据说因为早晨是船只来往的高峰时段，所以浮到水面上来的尸体因撞上船体而被发现的频度较高。由于天色还很暗，在发光二极管的照射下，警察署外墙上的警视厅吉祥物“小皮泼？”图案和“Tokyo Wanan？”的文字正反射出橘黄浅蓝色的色彩。
记者与节目主持人，加上摄像师，全都一直屏住呼吸，等着发现溺水死者尸体的电话。从一大早守候待机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记者的手机响了起来。
“彩虹大桥下发现疑似尸体的漂泊物。”
电话里的声音伴随着兴奋。这是东京湾岸警察署干部打来的联络电话。虽然他使用的是“疑似尸体的漂泊物”这种慎重的措辞，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溺死者尸体。我们立刻绷紧了神经。
当时的紧张感至今也忘不了。我们穿上警察事先给我们的救生衣，等着刑警们到栈桥上来。虽然没过几分钟，五名刑警就从警察署跑到栈桥上来了，但我们在栈桥上早已心急火燎，只觉得等待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刑警们乘上停靠在栈桥旁的警备艇“朝潮号”，立刻开船出发，我们乘坐的“天鹅号”也赶紧跟了上去。由于是快速启动，船尾呈现出略微下沉，当时我正站在甲板上拍摄，差一点儿踉跄跌倒。
没过一会儿，我们两艘警备艇上开始旋转表示紧急行进的红灯，震耳欲聋的警笛声朝着四周扩散开来。由于侧风很强，水面激起了大浪，但高速前进的警备艇不顾浪高一直朝前猛冲过去。
“湾岸警察署的侦查人员已经到达附近。”
驾驶舱里的无线通话机传出听不太清的声音，他们已经到达目标水面——发现溺水死者尸体的现场了。从栈桥出发到现场只花了五分钟左右。那地方在彩虹大桥的正下方，让我们感到格外惊奇的是，从下朝上看到时，彩虹大桥竟然那么巨大。
这一天发现的尸首是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子。他上身是件白色宽松夹克衫，下身穿着条深藏青色的裤子。身体呈头朝下俯卧状，后脑勺露出水面，在波浪中摇来摇去，水面上他那件白色宽松夹克衫海蜇似的轻轻浮动。

一名刑警从船甲板上伸出一根三米多长的长棍，开始打捞溺水者尸体。棍子头上装着个J字形的金属钩，他用金属钩钩住死者裤子上穿皮带的裤襻，将尸体朝警备艇拉过来。接下来，警备艇最后面放着的那个类似货架的部件如同吊车一般向水中降了下去，这样一来，就能够把水面上漂着的尸体原封不动地载到那“货架”上去了。与此同时，别的刑警用烧杯采集海水样本，测量水温，这是在进行现场取证，一旦这个案件具有刑事性质，即可作为物证。
彩虹大桥上，一辆辆汽车、卡车争分夺秒地疾驰而过，而桥的正下方却在进行溺死者尸体的打捞作业，日常与非日常的活动交错进行在彩虹大桥现场。然而，眼前的光景却令我们感到，对于已经死去的这个男性的存在，似乎没有任何人予以关注。男子尸体运进了东京湾岸警察署地下一楼的太平间。五名刑警把裹着灰色被单的尸体横放在太平间的简易床上，然后要进行验尸，检查该尸体是否牵涉刑事案件。太平间里已经有警视厅的鉴定科验尸官等着了，他是从东京樱田门的警视厅总部赶来的。
清晰地说完一声“默哀”之后，验尸官与五名刑警双手合十，为死去的男子献上了一分钟默祷。他们双手都戴着极薄的医用橡胶手套，使得氛围与通常的默哀迥然不同。随后，验尸官平静地说了声“那就动手吧”，验尸便开始了。
那男子双臂朝前弯成钩形，姿态像是一个拳击手在进行搏斗。这种现象源于尸体肌肉发生了硬化，叫做尸僵。据说尸僵通常从死后两小时起先发生于下颌与颈部，半日左右会波及全身。然后再过三四十个小时又会开始逐渐消除，九十个小时后会完全消除。所以在进行犯罪侦查时，从死尸的僵硬程度，就可以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验尸进行的同时，别的刑警在一旁研究死者的体貌特征和他的随身物品，试图从中推测他的身份。他们给那些依山或傍海的警察署打电话，将死者与那里有人申报过的失踪者名单进行比对。他们想设法找出死者的身份，然后将尸体送到他在世时的亲友那里去。刑警们不言不语，不停地埋头工作着，然而他们的愿望也往往是一厢情愿。据说，这几年来，警察查找之后依然身份不明的无名尸体数有增无减。我们的调查，使三万二千人“无缘死”的事实浮出水面。其中，与在东京湾岸警察署采访时见到的那具男子尸体一样身份不明的无名尸体，一年高达近千具。这些尸体规定由各地行政部门火葬并埋葬，随身物品则由行政部门保管数年。
在东京足立区政府，我们访问了位于中央栋三楼的福利管理科。他们称，对于那些身份不明死亡者的随身物品，他们会保管五年。一位极为认真的戴眼镜的女职员随后把我们带到了保管处。
“这里就是。”
保管处的大门上写着“仓库0302”，女职员打开门锁进到里面。跟着她朝前走，看得到昏暗的仓库中排列着八排资料柜，把屋子挤得满满的。走近跟前第二个柜子，女职员从柜子里双手抱起一个纸板箱给我们看，那上面写着“文书保管箱”的字样。
“这是今年开始保管的（遗物）箱子。警察把遗物都装在这种形状的箱子里，寄存在这儿。里面都是些钱包、手机吧。”

她从纸板箱中拿出一个个按死亡者区分的B4大小的牛皮纸信封，又从信封里拿出分别装在塑料袋中的钱包、手机之类遗物给我们看。女职员接连取出遗物的手势非常熟练，而对我们来说，正因为清楚这些东西都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对着这些钱包、手机合起了双手。死者们的随身物品就是这样被按人分别保管，资料柜里密密麻麻排满了这种纸板箱，总共有将近二十来箱。每个箱子上都写着相同的文字。“在途死亡者”，指的是无论警察还是行政部门都无法搞清其身份的“无缘死者”。
《在途病人及在途死亡者处置法》的第一条第二项是这样记载的：“无法获知户籍所在地、住址或姓名，且（遗体）无人认领的死者，视为在途死亡者。”在第七条、第九条里，还规定这些死者的信息由行政部门在火葬和埋葬之后用官方文件进行公告。
这里说的官方文件，就是指国家每天发行的《政府公告》，即公布法律政令和条约、登载内阁会议决定事项和破产者信息的政府公告。在它的角落里，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这些启事是为了呼吁死者的亲属去认领遗体。
关于死亡者的信息只有几行：身高、随身物品、年龄、性别以及遗体发现地、死亡时的状况。但里面也看得到诸如“职员打扮”、“身穿西装”、“饿死”、“冻死”之类引人注目的表述。
为什么人们会渐渐失去与社会的关联而“无缘死”？他们本来与家人有“血缘”，与故乡有“地缘”，与公司有“职场缘”，这些“缘”与“纽带”在人生中是如何失去的？通过细心追寻他们的轨迹，或许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引起“无缘死”的我们这个社会吧。《政府公告》几乎每天都登载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我们决定就以此为线索来进行采访。记者和节目主持人仔细研读一天一天的《政府公告》，然后一个一个走访那上面记载的尸体发现现场。
可虽然把关于“在途死亡者”的启事作为采访线索，但启事的简短、行文的超然都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因为它将一个人的人生终点归纳在短短几行字里，给人一种似乎是草草了事的感觉。每天目睹如此这般的现实，久而久之，无法不让人去想：人的一生难道就该是如此草率的吗？
启事如此之短，其实是有其原因的。我们被告知说，在《政府公告》上登载启事是要花钱的，因而文字都归纳得尽量紧凑。登载“在途死亡者”的启事时，一行可以写二十二个字符，但每行须支付九百一十八日元的费用。某个行政部门的办事员曾经告诉过我们：“其实我们想写得更多一点，可再想想费用，还是不得不又写得简短了。”
我们感到愤懑，感到纠结，但这反而激励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通过采访来揭开“在途死亡者”的人生之谜，以此来消除那些死者的遗憾。我们觉得，这或许能算是为死者献上的小小祈福吧。去聆听已经无法说话的死者的声音——我们就是满怀着这种愿望，毅然辗转踏勘在各个死亡现场上的。
死亡现场踏勘进行了一个月的时候，一则关于“在途死亡者”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死者虽然是在自己家里的起居室亡故的，但却无法确认他的名字，只能将他列入“姓名不详”之列。除了遗体发现场所的详细地址，该启事只是描述道：
“（死者）在客厅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

他大概是坐在自家的起居室里，像平常一样在看电视什么的吧？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浮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就在这时候，死神突然来临了。而且他已经腐烂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会没有被人发现呢？
在途死亡者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身高162cm左右，体格不胖不瘦，年龄约为60～80岁；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存折2本、现金卡2张、钱包2个、居民基本情况公簿卡1张、手表1个；身穿蓝色裤子。
2008年11月5日下午3时15分左右，该人被发现于东京都大田区东六乡（以下地址略）之起居室里，盘着两腿呈向前倾倒状，已经死亡，遗体腐烂。死亡时间约为2008年10月26日左右。
该人遗体已付诸火葬，骨灰由相关部门保管。
倘有人了解该人线索，敬请提供给本区。
2009年3月23日
东京都大田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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