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萧红大传》：走进萧红的世界

萧红

季红真是萧红研究学者，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获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萧红大传》是季红真从事萧红研究四十年的成果。《萧红大传》尝试厘清萧红一生中诸多的模糊之处与疑点，如萧红的身世背景的考察，如对汪恩甲身世以及神秘失踪的考辩，对萧红研究中的相关史料的爬梳与鉴别等内容。
最近，纪念萧红诞辰110周年暨《萧红大传》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界的几代学者：赵园、孙郁、杨联芬、袁权、姚丹、郭娟等与读者一起走进了萧红的世界。

《萧红大传》

同时代人中，格外突出的萧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原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谈道：“《萧红大传》中的每一章节都埋伏着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里面的一些有难度的话题，比如左翼文学。我们一般把萧红放在左翼作家里面，但是她和丁玲这样的左翼作家、和聂绀弩这样的左翼作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交叉。所以在这本书里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抗日、左联，以及她在重庆时期和香港时期的这些经验，里面都牵扯到很多现代文学史的一些难题。”
孙郁也谈到一个具体的案例，鲁迅去世以后，写鲁迅写得最好的，一个是萧红，一个是徐梵澄。徐梵澄继承鲁迅早期在“文化偏执论”、“人之历史”那个时期鲁迅对于人类的文明、古典学的关注，但鲁迅没有精力去做它，徐梵澄完成了鲁迅的未竟之业。“萧红则继承了鲁迅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散文写作里面那种质感，原初的带有元气的、本真的生命体验，这是萧红衔接鲁迅的传统。当然她在跟聂绀弩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自己跟鲁迅有距离，她对自己缺点的认识非常准确。萧红继承鲁迅这一面，聂绀弩继承鲁迅的杂文思想，所以鲁迅同时代人或者鲁迅的学生，他们都是在某一个方面继承鲁迅的传统，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整体上能够表现出鲁迅那样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是在鲁迅的学生里边，萧红的的确确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实在是太丰富了，萧红是左翼，但是她没有政党意识形态的强烈纠葛，我个人认为她是一种草根左翼。萧红的作品是天籁，她植根在东北的黑土地里，但是她又跟中国的国难、中国的现代史很深刻地纠葛在一起。”孙郁谈道。
此外，孙郁也认为，在现代文学发展历史里面，萧红的存在的确是一个奇迹。她早期没有受过那种严格的现代教育，可是她衔接了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好的传统，她以自己敏感的生命捕捉力和她的审美经验表现的是一个被囚禁在现代生活困境里的人如何反抗绝望、反抗奴役的生活，而且她呈现出个体的生命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她这个命运超过了意识形态的范围，更有深广的延伸性在里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在1985年11月写了一部近三万字的作品《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赵园在其中提到了很多观点，比如关于萧红作品近乎稚拙、无结构的结构等观点。
赵园谈到自己从事萧红研究时的学术环境时说：“我和季红真开始所谓的学术生涯时，当时在中国输入了很多国外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对于作品的研究和传记研究应该剥离开，提出一种‘作者已死’的论调，认为传记研究不应当用来解释这个作家的作品。当然这个理论始终很难实践的彻底，就因为有很多作品确实有自传性，有的甚至就是自叙传……到了近代以来，文史渐分，史学规范的传记和文学传记渐渐有了界限。回到《萧红大传》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但是仍然偏于文学传记。我由于自己的学术经历，其实不太能接受传记中的文学这个成分，但是我也知道，文学传记受众更广，更具有可读性，更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所以它的价值是无可否认的。”
情感漩涡中的萧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专家杨联芬谈道，我们对于萧红的理解有很多偏颇：“萧红的第一次婚姻，我们会认为汪恩甲非常恶少，把萧红引诱到宾馆同居几个月以后又抛弃她跑掉。季红真在《萧红大传》中，把这个历史细节还原出来，认为，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是青春期的少年，又有叛逆性，同时经济又不独立，在这样的关系中两个人都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一点我倒是觉得电影《黄金时代》对这个关系的还原还是比较真实的。我们后来从成熟的萧红形象和地位去理解她的历史，把她看作是成年人，也会对跟她有接触的人带有一种苛刻的眼光。”

《黄金时代》萧红萧军

还有后期端木蕻良跟萧红的关系，大多数的观点是出自左翼文学作家群的，他们对端木蕻良有一种偏见，包括聂绀弩，他的《在西安》虽然委婉，但还是很明确地暗示端木蕻良是一个比较怯懦而又很自私的小人形象。
杨联芬说：“萧红自身还是有责任，她老是怀疑端木蕻良会抛弃她，尤其在香港她病了以后。那时候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出去要找机票，又要找医院，又要找钱。出去半天不回来，甚至几天不回来，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用常人的经验去推测和判断。萧红在之前不止一个场合说过要是萧军在的话，萧军肯定不会抛弃我，如果跟萧军说我需要他，萧军一定会回来。像这些话，对端木蕻良来讲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端木蕻良完全可以负气出走几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黄金时代》中的萧红与端木蕻良

2005年曹革成出版了《我的婶婶萧红》，季红真的写作中没有排斥这样的亲属回忆，而是博采众家，把所有的，比如到香港沦陷，端木蕻良离开萧红的这一段，以及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和萧红之间的纠葛仔细进行还原。
萧红研究专家袁权认为，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困局，同样在困扰着今天的女性。包括婚恋、贫穷、疾病，包括事业和家庭的关系这种困局，很多在今天也是很让当代女性困惑的，所以萧红的话题是说不完的，萧红在当下也是有意义的，“她的小说有非常明显的民间色彩、草根，非常悲悯。你看她的小说，看着看着就会很沉重，所有人都是蝼蚁一样，很底层，有的人就是盗墓的，有的人就是聋子，有的人是盲人，战争年代有的孩子去当兵，一个母亲疯了，都是很小、很卑微的人。”
大量的器物作为细节、作为历史的标记
季红真谈道：“萧红像一个我的梦魇一样，从青年时代这么压着我，笼罩着我，让我摆脱不了她。我做萧红研究做到最后发现，萧红的成就在于她转型转得好。从她和萧军的差别来看，同样是写抗战，萧军是把抗战作为孤立事件写的，但是萧红不是。你看《生死场》，王婆站在村头，这时候她看见桥头上火车通过时候的浓烟，火车就是一个器物，按西方现在理论的分析，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主题，所以你看着是乡村里的这些事，但是它有一个现代性的主题整体的笼罩在这里。比如你看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生死场》里都有，瘟疫的问题，水患的问题。有人说她是凭直觉写的，不是，她的写作艺术性特别好，她的历史意识非常明确，大量的器物作为细节、成为历史的标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萧红，那么病弱的一个人，很了不起。”

萧红亲手设计的《生死场》封面

季红真认为，传记必须得综合对照各种资料，才能够理解一个人物所处的那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她的所有的挣扎、奔逃、无奈和奋斗。“我们要超越一种道德主义，必须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比如各种偶然性，如果没有九·一八，她人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汪恩甲他们家反对这个婚姻，已经要解除婚姻，汪恩甲还一往情深，而且她还怀了他的孩子，她可以当一个贤妻良母。汪恩甲家很有钱，后来到欧洲留学，完全可以把她带到欧洲，她经历的很可能是像林徽因这样的人生。九·一八开始了，东北沦陷了，她未婚夫失踪。”
谈起《萧红大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丹谈说，写传记特别容易写成一个人物的传记，就会忽略对于她作品的理解。“季老师的态度我很喜欢，她把汪恩甲的材料用完以后，在书中说：‘本书基本保持原有的说法，特别是保留存疑与开放的叙事结构，同时也保留了研究和考辨的学理逻辑’。”
“季红真对萧红的作品还是有非常尖锐的发现。我自己特别喜欢《生死场》，对于传统的以胡风的评论奠定的对于萧红极大的肯定和极大的否定，我是有质疑的。我注意到季老师对于这个是有反驳的，而且反驳的特别好，她说：‘胡风的批评其实是根据现实主义的美学归类，而萧红则一直在抵抗这一话语体系，排斥所有的小说、美学的常规’，这个也是我自己特别认可的说法。萧红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她的这种拒绝和排斥是自觉的。接着季老师说：‘其实这个散漫的素描已经准确道出《生死场》与先锋美术的血缘关系，这正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特点’，这都是非常新鲜的观点。”姚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