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华：明十三陵研究的进展与反思

明代帝王陵寝在中国陵墓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十三陵自永乐五年明成祖命在北京择选陵址至清顺治十六年清廷改建思陵完成，前后延续了近 250 年，规模宏大。明十三陵的营建、管理、防卫、祭祀等活动涉及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是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将梳理明十三陵研究的进展，并对以后的研究提出几点想法，以推动明十三陵研究的深入。

一、明十三陵研究的进展

明十三陵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主要介绍各陵寝的墓主、卜选营建、建筑规制、陪葬墓等，如刘仁甫 《前明十三陵始末图说》 ( 1915 年铅印本) 、华绘《明陵肇建考略》( 《禹贡》第 2 卷第 12 期，1935 年) 等。此外，建筑学界也开始了对明陵建筑的调查测绘和修缮，如刘敦桢 《明长陵》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4 卷 第 2 期，1933 年) 、黄鹏霄 《明陵长城调查报告》 ( 《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大学出版社，1935 年) 、《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 怀英制版局铅印本，1936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明十三陵的关注源于 1956 年开始的定陵考古发掘。发掘完成后，即发表了 《定陵试掘简报》 ( 《考古》1958 年第 7 期、1959 年第 7 期) ，记载了定陵简史、考古工作情况、玄宫结构、器物分布、帝后葬式、出土器物等内容。随之还出版了部分定陵简介和画册，如 《地下宫殿定陵》 ( 文物出版社，1958 年) 、 《定 陵》( 文物出版社，1990 年) 、 《定陵掇英》 ( 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等。虽然定陵考古发掘在当时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却进展缓慢。直到改革开放后，明十三陵的研究才重新起步。商传 《明十三陵》 ( 北京出版社，1978 年) 作 为 《北京史地丛书》中的一种，论述了长陵营建、十三陵的规模及历史等问题，虽然篇幅不大，但具有拓荒的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明十三陵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取得丰富成果。与此前研究以官方文献如 《明实录》 《明史》 《明会典》为主相比，许多新史料被发掘和运用。首先，地方文献，地方志如历朝编纂的 《顺天府志》 《昌平州志》等; 涉及昌平的文人笔记如刘侗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谈迁 《北游录》、谭吉璁 《肃松录》、梁份《帝陵图说》、于敏中 《钦定日下旧闻考》、朱孔阳 《历代陵寝备考》等，有的旁征博引，有的注重实地调查，对考察明末清初明十三陵的状况有重要作用。《兴邑衣锦三僚廖氏族谱》中记载了永乐、嘉靖时期，廖均卿和廖文政分别卜选长陵和永陵的过程，文中虽掺杂着传说色彩，但对了解陵址卜选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次，明人奏章、文集，这类史料浩如烟海，虽搜集困难，但价值很大，如李东阳 《燕对录》中讲述了裕陵地下玄宫的情况，是目前所知对裕陵玄宫布局最为详细的记载。李腾芳《李文庄公全集》中的 《相择山陵疏》《相视德陵宝城崖土疏》详细地记载了李腾芳卜选庆陵、德陵的过程。再次，档案文献，如明末档案有关于德陵营建和用工的内容。清乾隆时期，对明十三陵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造成陵寝建筑形制变化很大，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则有当时官员去明十三陵调查和后来修缮的详细资料，使得我们能非常清楚地了解明十三陵建筑形制的变化。最后，考古资料，定陵考古发掘报告 《定 陵》出版，内容包括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营建、陵墓建筑、帝后棺椁葬式与随葬器物分布概况、出土器物、附表、附录等，全面细致地揭露了定陵考古发掘的收获。《定陵出土文物图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 年) 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定陵的出土文物，共收录文物 1196 件，1326 张彩色图片，是对 《定陵》的丰富和补充。

第二，初步确立了明十三陵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明十三陵作为封建王朝后期的帝王陵墓群，规模大，修建时间长，涉及内容多，确定其研究对象和体系尤为重要。胡汉生 《明十三陵》 (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年再版时，改名为 《明十三陵研究》) 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明十三陵的专著，详细阐述了明十三陵的营建、陵寝建筑规制和建筑艺术、陵寝管理制度、军事防卫体系、陵区内妃子和太监墓、相关礼制等，基本涵盖了明十三陵研究的重要问题，奠定了明十三陵研究体系的雏形。刘毅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 人民出版社，2006 年) 从考古学的角度对陵寝制度的研究内容做了总结: 其一，陵园制度，包括陵园布局、祭祀建筑使用制度，以及相关的陵园总体规划、祔葬墓和陪葬布列制度等; 其二，地下埋葬制度，如棺椁制度、玄宫制度，以及葬式和殉葬、祔葬之制等。除了这两项主要研究内容外，还应该兼及一些其他与陵寝规制有较密切关系的问题，如身份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灵魂观念，以及宗庙、宫室制度等。该著对明代帝王陵园和玄宫制度、陵墓选址、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对明清两朝的皇帝陵寝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明十三陵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可以说，这两部著作基本上架构了明十三陵的研究体系，可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营建历史，包括选址拟名、物料征集、组织施工等; 二是管理和防卫，包括管理机构和制度、陵卫和防御体系等; 三是陵寝规制，包括陵园建筑形制、地下玄宫制度、陪葬制度等; 四是礼仪制度，包括宗法制度、祭祀制度和礼仪等。

第三，研究深度和广度逐渐增强。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发掘，明十三陵许多问题的研究得以更加深入。陵寝历史方面，选址中对风水因素的研究更加具体细化，如胡汉生 《明代帝陵风水说》(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年) 、何歌劲 《简述长陵风水对庆陵选址的影响及李腾芳在庆陵选址中的作用》 ( 《明长陵营建 6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在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刘毅还强调选址时政治因素、宗法制度、国家财力，甚至偶然因素的作用。清末以来，一直流传着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兵破坏十三陵的传言，何冠彪 《流贼、清人残毁明陵传闻考辨》 ( 《史语所集刊》第 76 本第 1 分，2005 年) 对该传言进行了考证，指出 “流贼”在入京途中，曾焚毁康、昭、定三陵; 而清人入主后，仅破坏了定陵，但在入主前的崇祯九年曾焚毁德陵，使得这一传言真相大白。陵寝管理和防卫方面，基本弄清了管理机构神宫监、祠祭署、守陵太监的设置、职能和人员配备情况，以及由天寿山守备、各陵陵卫、陵军和边墙、山口组成的一整套防卫体系。相关论著如胡汉生 《天寿山的守陵太监》( 《紫禁城》1992 年第 3 期) 、张登璨 《明代祠祭署的设置、类别与职能》( 《内蒙古大学学报》2019 年第 4 期) 、王岩 《明十三陵边墙山口查勘记》 ( 《考 古》1983 年第 9 期) 、胡汉生 《明代天寿山的陵军》( 《紫禁城》1991 年第 3 期) 、王秀玲 《明陵边墙山口及其军备》 ( 《首届明代帝王陵寝研讨会、首届居庸关长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 年) 等。陵寝规制方面，十三座陵寝基本都呈前方后圆形，但在占地规模、平面布局、殿宇形制、宝城明楼形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胡汉生 《明十三陵》和刘毅 《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 开明出版社，2016 年) 中对十三座陵寝的规制作了考古类型学分析。很多学者重点关注了明宪宗和明世宗陵寝改制这一重要问题，刘毅 《明宪宗与昌平皇陵改制》 ( 《紫禁城》2016 年第 11 期) 认为，明宪宗开启了多位皇后合祔于皇陵和皇贵妃从葬昌平陵区的先例。刘毅 《明世宗陵墓礼制思想分析》 ( 《南开学报》2014 年第 3 期)认为，明世宗的陵寝改制活动体现了他重孝道、明等级和维护家人伦常等思想观念。王丽梅 《朱厚熜帝系独立意识在陵寝建造中的反映》 (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1 期) 分析了永陵的建筑规制和朱厚熜对十三陵的增补，反映了朱厚熜帝系在整个明皇室中的独立意识。这些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明十三陵陵寝制度的演变过程。

第四，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不断涌现。一方面，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地下玄宫和定陵出土文物进行科学研究。王谦身等 《微重力方法在考古工程中的应用———明茂陵地下陵殿探查》( 《地球物理学进展》1995 年第 2 期) 利用微重力手段对茂陵地下玄宫进行探测，推测出其形制与定陵玄宫相似。赵瑞廷等 《明代定陵万历墓出土三件玉带钩的比较研究》 ( 《博物院》2017 年第 2 期) 、于平等 《北京定陵出土部分明代玉器的无损检测与分析》( 《中国古玉无损科技检测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 年) 利用体视显微镜、三维视频显微镜、X 射线荧光能谱仪、激光拉曼光谱仪等对玉器进行无损科技检测，其结果反映出明代皇家同类器物所蕴含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同一时代同类器物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学者也开始跳出传统研究体系，寻求新的研究视角，最突出的是对明十三陵历史书写和政治寓意的研究。王云、崔建利 《梁份及其 〈帝陵图说〉考论》 ( 《故宫学刊》第 5 辑， 2009 年) 、朱鸿 《明遗民的陵寝书写———梁份的 〈帝陵图说〉》(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 论述了 《帝陵图说》对明十三陵的书写和蕴含的遗民思想。刘少华 《明代以来方志文献中明十三陵的历史书写和角色转变》( 《中国地方志》2018 年第3 期) 梳理了明代以来不同时期地方文献中关于明十三陵的书写方式和内容，发现地方文献建构起来的明十三陵的历史角色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对明陵象征意义研究最深刻的当属台湾学者朱鸿，其 《微旨阴寓———明十三陵的历史意涵》( 《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1 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 分析了明长陵的营建、规制设计，揭示了明成祖想将长陵变为明代皇帝祖陵的意图。他的一系列关于明代皇帝和清初士人谒陵活动的论述极为精彩，分别是 《以展思为名: 明代皇帝的谒陵活动》(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近世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 960—1800) 论文集》，2007 年) 、《情系钟山: 清代皇帝及士人拜谒明孝陵的活动》( 《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和 《清代人士的明十三陵与景帝陵情怀》 (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论文集 ( 第二册) 》，2008 年) ，文中认为明代皇帝拜谒陵寝的活动虽以怀念祖先为名，而实际上都有各自的目的，如宣示武力、借机出游、卜选陵址、加强皇权等; 清初士人把明孝陵、十三陵和景泰帝陵看作是明朝的象征，拜谒明陵是寄托他们的故国忧思，反映了他们的遗民心态。

二、反思与展望

目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上解决了关于明十三陵的几个重要问题。但也存在着不足，如研究对象和范围狭窄，问题意识不强，研究深度尚需加强等。如何突破瓶颈，开拓新天地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开拓思路，寻求新的研究视角。目前的研究依然是沿着以陵寝制度为中心的视角或范式在进行，由于陵寝本身研究内容有限，很难再出新成果，必须要转变研究视角。首先，从国家工程的视角研究明十三陵的营建过程。过去的研究侧重于营建的开始和结果，对营建过程关注不够。明代皇帝大多寿命较短，陵寝营建十分频繁，可以想象，整个明朝 200 多年的历史，天寿山陵区内的建陵工程应该是一项声势浩大的持续的国家工程，如此规模宏大、跨度时间长的国家工程如何组织工匠、运输用材、管理协调是值得研究的。其次，从地方社会的视角去审视陵寝与地方的互动。明十三陵建于昌平州，对昌平地方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地方又是如何应对，过去学界关注不够。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昌平简史》课题组编著的 《昌平简史》( 北京出版社，2016 年) 将影响归结为行政地位的提高、防御力量的加强、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气息的提升，这样的评价显然并不全面。明代顺天府地方官经常在奏疏中发出“本州地亩人丁，多被各陵内臣官军占买隐蔽” ( 万镗 《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方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一) 、“昌平以寝陵所在，供亿滋烦，民不聊生” ( 《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一，正德九年四月己亥) 的感慨，史籍中也有关于朝廷减免昌平赋税的记载。如果从地方社会的视角去审视明十三陵，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最 后，从宫廷政治的视角分析陵寝的政治寓意。长陵和永陵的政治寓意已经有学者关注，但是其他陵寝关注较少。陵寝的选址、规制的大小与宫廷政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凡是皇位继承顺利合法的皇帝陵寝规制基本沿袭以前而未有变化，而皇位继承出现特殊情况的陵寝则有明显变化。陵寝选址中的风水之争往往也渗透着政治斗争，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陵寝隐藏着深厚的政治寓意。

第二，从史料搜集、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不断拓展新领域。首先，搜集文献史料，以名人文集、奏疏、墓志铭为主，如王祖嫡 《师竹堂集》中的 《山陵扈从记》、王在晋 《越镌》中的 《银钱山督工记》都是研究明十三陵营建、祭祀等活动的重要文献。很多太监墓志铭中也有大量的明陵资料，如太监韦贵墓志铭记载，他曾于甲申岁( 天顺八年，1464 年) ，管镌天寿山御制碑文，此处的御制碑文指的是长陵神功圣德碑文，传统认为此碑完成于正统时期，该墓志的出现为研究该碑的镌刻时间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次，开展考古调查。明十三陵的管理机构如神宫监、神马房、祠祭署等在陵区内仍有建筑遗存，虽然帝王陵墓不能再主动发掘，但对这些附属建筑遗存的考古调查是必要的。通过考古调查可以摸清它们的建制和布局，结合文献资料，能够推进明十三陵管理制度的研究。最后，加强比较研究。明代皇陵在全国共 6 处 18 座，还有大量的藩王陵墓，为研究明代帝王陵墓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此，应加强各陵各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掌握演变规律。清代帝王陵寝的规制直接源于明代，且有自身特点，明清帝王陵寝的比较研究也很重要。此外，朝鲜李朝时期的王陵也受到中国 《周礼》和明代帝王陵寝的影响，加强中外陵寝制度的比较研究，对于探索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第三，集中精力，踏踏实实增强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从目前研究现状看，许多问题的研究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首先，深入研究陵寝管理和防卫运行机制。陵寝管理和防卫机构、职能、人员配置等都已经基本厘清，但是其具体的运行机制则不明朗。例如，神宫监和祠祭署的职官建制是什么样的，陵户的来源和服役情况如何。再 有，陵区的防卫体系是独立的，还是与整个北京北部防御体系相联系，它们的隶属关系如何; 陵卫驻扎在昌平永安城内，对昌平州政有何影响，等等。其次，深入研究陵寝建筑本身。陵寝的基本建筑规制已在学界形成共识，需要在建筑细节的研究上下功夫，例如陵寝的排水系统如何运行，需细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营建所用的石材、城 砖、琉璃等建筑用材的产地和运输，工匠的来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深入研究定陵出土文物。现行的出土文物研究绝大部分还停留在文物纹饰、形制、材质的介绍阶段，研究深度明显不够。一方面，作为研究的直接对象，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其内理，如丝织物的织造方式、金银器的元素含量等，从而研究明代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其他课题的实物材料，要弄清其时代特点、文化内涵及反映的明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综上所述，明十三陵的研究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成果显著。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要不断积累新资料、开拓新领域、探索新思路，持续推动明十三陵研究向前发展。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