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替，儒学为何依旧鼎力？各大王朝为何对儒学不断地篡改？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是帝国时代建立的初期，也是帝国时代革命最为危险的时间段，毕竟相对于之前的原始社会或者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它对于社会制度的更改是大幅度的。

在帝国时代建立之初必定是最危险的时候，秦朝的二世而亡，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而这个时候如果想要稳定社会。

那么，帝国的统治者就必须要请出亡灵，要借用前人的口号和行为来稳定当下的群众和社会，而因为华夏文明之前的发展相对繁荣，古人们留下来的政治体系比较多样，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选择如何来借用以进行稳定就成了帝国统治者最为重要的任务。

从大方向上来盘点，对治国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法治和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这三种形式是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春秋战国时代争论最为激烈的。

秦朝的时候选择了使用第二种，也就是法家的法治，但现实告诉我们，在帝国建立之初推行法治是不明智的，因为法治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强硬，它需要强制性地将人们约束在同一个框架之下，就会很容易让人民感受到压迫，而有压迫必然就会有反抗，王朝就会动荡。

后来，汉朝初期，也就是汉高祖到汉武帝之间应用的是第三种，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可是在无为而治的基础上，汉朝的经济实力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推动和发展。

但是，汉朝并没有繁荣，在对战匈奴的时候也是胜少负多，国家发展得非常憋屈，皇帝也过得非常的辛苦，事实证明，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适合于国家的繁荣和富强，那么就只剩下儒家的德治了。

而事实上也正是儒家的德治延续了2000多年，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在帝国制度维持的2000多年当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坚持儒家思想，就算是混乱的两晋时代也不例外。

那么，儒家学说为何能够鼎盛发展呢？为何能够经久不衰呢？本篇文章，我们就来重点地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儒家学说的内涵。

实际上，首先是儒家学说比较适用于帝国时代，或者说适用于帝国的体系结构。

在大秦帝国统一之后，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混乱的时代只出现过一次，就是魏晋南北朝，其它的像是五代十国存在了也不过几十年，相比于魏晋南北朝的369年，显得就没有那么多存在感了。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所以会如此混乱，持续时间几乎能够与春秋战国时代相匹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民间拒绝儒家学说。

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期是佛学比较鼎盛的时代，是佛学在中国传播比较广的年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有很大一部分都崇尚佛学。

但佛学并不适合于一个封建帝国，因为封建帝国是权力的私有，它必须要全民族人坚持同一种制度，共同奋斗才能够维持王朝的运转，而儒家学说则坚持三纲五常，坚持君臣父子就要求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和尊卑。

通俗点讲，就是要求了谁必须要听谁的话。但佛学却不一样，相比于儒家学说佛学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学说，它的影响与儒家学说几乎是对立的，可是无论是魏晋、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国家都是封建性质的帝国，如果国家无法共同的推行和发展同一种制度，无法明确阶层，那么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

即是说儒家学说是最适合做君主统治手段的主张，也正因如此，儒家学说才能够被帝国时代的每一个王朝都加以利用。

每个王朝的儒家学说并非都是一样的，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儒家学说其实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皇帝就会认为儒家人说的有多么正确，也不是说儒家学说真的就有多么好，只不过应用儒家学说更利于皇帝统治一个国家，更利于他们统一成子的思想，更利于教化民众，所以，儒家学说才会被皇帝所推崇。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变迁，社会的框架在一点、一点的发生变化，人们的认知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儒家学说必然不可能一直维持着原本的模样。

那么，为了让自己手中的工具变得更加有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甚至是篡改，有一部分也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家学说实际上就不再是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了。

或者说，在董仲舒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只是一面旗帜，它只要被举得高就行，只要用的顺手就行，至于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只要符合君主的要求就行。

为什么呢？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它需要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的社会混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我们从秦王朝的失败当中就可以看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并不适合于统一的大帝国，只是一味地强制性压迫不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想要王朝真正安定就不能单纯的堵，而是要疏。

如果想要管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并且希望这个帝国能够长治久安的话，在严刑酷法的威慑之下也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简单来讲，就是需要点人情味。在平时使用常规手段，而在非常时代才采用那些严刑峻法等非常手段。

其次，以文教化，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法比单纯的战争要更加地渗透人心，这一点很多例子都可以验证，比如说周王朝。

周最开始只是一个文化技术都非常落后的势力，但他们却推翻了当时强大的殷商王朝，用的实际上用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

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酷刑失去了人心，周王朝就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附属国加以安慰采取温柔的政策，最终得到了民心，而大汉王朝也是这样，秦王朝推行暴力和严刑酷法成为了悬在人民头上的两柄利剑，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后就只是与人民群众约法三章，后来也推行黄老政策循序渐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柔克刚比以硬碰硬要更加好用。就像是刘向在《说苑•指武篇》当中所说的那些，凡武之行，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就是说对于那些戎狄或者是敌人，要先有文明去教化，如果能通过文明改变那是再好不过，如果屡教不改再推行武力也不迟。而对臣民也是这样，需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压制。

而这样的方式与儒家的主张其实不谋而合，儒家就是反对严刑酷法的，他们虽然讲究阶级，但是在阶级内部确实讲究道德，讲究用仁义去约束众人，他们作为硬性的也不过是礼乐道德，像法政那样的硬性规定则是弃之如敝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国之盾的意识形态。

当然，实际上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仅只有儒家，法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符合的，所以，很多时候帝国都是兼用儒家和法家，但是即便如此，在大框架或者是外部包装上却只能是儒家，就像是大汉王朝推行的就是外儒内法。

所以说，虽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儒家学说有着很大量的糟粕，但其实儒家学说的这种糟粕并非是它原本的面目，最开始的儒家学说虽然也不完美，但是绝对不像后来的宋明理学那样有失偏颇。

其实，儒家学说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帝国需要的变迁，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它的核心都与帝国需求的核心不谋而合，因此，儒家必然会成为帝国发展的支撑，在帝国社会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一旦摒弃了儒家学说就很容易走向混乱，魏晋南北朝就是个例子。

当然，儒家学说也有很多的不足，可无论如何，它对于华夏古代历史的发展却是非常重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儒家学说的支撑，帝国时代的发展一定不会如同我们所熟知的历史那样。

当我们从某种角度上去看的时候，一种制度或者一种学说其实没有对错，只有适不适合于那个时代，有的时候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上来看它是错的，在当时那个时代确实相对先进的，就像王羲之所说的那样，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或许很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观看如今历史的时候也会感到一句落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