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与政治

白话文运动只是文学语言的改良，提倡用白话写文章，代替文言文，但在发展过程中，和政治扯上了关系，并且成了“五四”政治运动的先导。为什么白话文运动要和政治扯上关系呢？

白话文运动发生在上世纪的1917年，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为运动的公开信号，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纲领性意见，得到陈独秀的响应。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最先把反对文言文与反对“独夫民贼”、反对弄坏白话文的“文妖”联系起来，还考虑到应用文的改革。随后，1918年1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发表文章。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年底，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白话周刊《每周评论》，傅斯年、罗家伦创办白话月刊《新潮》。

白话文运动似乎只是一场知识精英的语言革命，并不会涉及什么政治。但当时很多守旧派都喜欢用文言文，况且辛亥革命以后，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但在思想上没有对人们进行一次普遍的洗礼。要想在思想上有所进步，就要试图改变语言，改变了语言也就改变了文化。胡适的初衷只是改变语言，并没有想到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钱玄同的口号无疑是激进的，也是要和政治强行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封建势力还有复辟的可能，不然不会由简单的文化运动扩展到政治运动。

封建统治者以及文人要用文言文写作，并且把文言文作为官方文书，还要不遗余力地去推行。而白话文运动期间正好是民主和科学的风潮吹进国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传播，有识之士开始批判传统文化。虽然当时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但他提倡白话文运动，并且首先对文言文发难。说是对文言文进攻，其实是对封建守旧势力进攻。而当时用口语来写小说的现象出现在明清章回体小说中，但也仅限于通俗文学，正统文学仍然是文言文的天下。于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白话文的改革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号召思想解放，掀起民主主义浪潮。

可以看出，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的变革，而是成了思想的变革，并最终发展为政治运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哪一条都是语言的改革，不涉及政治。但后来《新青年》的运作，让白话文运动渐渐脱离了语言改革，变成了一种思想革命，和政治直接挂钩。后人总结白话文运动的“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只有最后一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文学界的革命，也是文学语言的革命，但前三条都是思想界的革命，也是政治革命。也就是说，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语言的建议，却没有料到这场语言改革发展为思想革命，进而引起了政治革命。

新文学的代表们和文言文学者之间发生过很多次论战，双方各执一词，但新文化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年之内全国白话文报纸就出了400多种，1920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学教科书的文章改用白话文，标志着当时政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却在1921年以后“整理国故”去了，或许他认为白话文运动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有违他的初衷。就是现在对比一下，也仅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一条符合胡适的初衷，其余三条都是胡适所始料未及的。

白话文运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统一了国语，也对汉字改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白话文运动不免矫枉过正，把代表文言文的所有人视为封建余孽，把文言文全部打倒，全部否定，却是相当过激的。难怪胡适要“整理国故”了，可能意识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偏激，要适当纠一下偏，不能带动别人纠偏，就自己去纠偏，但已经难以控制白话文运动的风潮了。

或许当时的知识界精英们总是以天下为己任，把什么事都同政治联系起来，要打倒封建残余势力，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哪怕自己是一点烛光，也要尽量点燃自身，照亮别人。白话文运动就是一个知识精英要借助语言改良来反封建进而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运动，说白了，还是以他们的认知来和政治挂钩，进而改造世界。如果当时能够联系人民群众就好了，只是他们没有那个决心，也不适合联系群众，只是在知识阶层发动语言革命，即便发展成为政治运动，也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只是做了一个铺垫而已。

或许，白话文运动的初衷只是语言改良，并没有政治什么事，只不过后来被一些人借用了去而已，发展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到现在仍然有着一定的影响，什么事只要和政治沾上边就立刻显得高大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