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麻子是不是青天大老爷？

文/徐飞

01

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

我们都知道，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社会民主文明的基本尺度。

而要实现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是最基本、最底线的要求。

张麻子假扮成县长来鹅城上任，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审理了一个社会恶性事件。一个凉粉店老板不小心撞落了武举人的酒壶，就被武举人残暴殴打，打得头破血流。

武举人是鹅城最大地头蛇黄四郎的团练教头，平日里狗仗人势，横行霸道，老百姓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张麻子打了武举人几十大板，用武力强迫他对着凉粉店老板磕一百个头。

眼看“县长”替凉粉店老板伸张了正义，人民群众感激涕零。鹅城的县衙门口，一群老百姓看到“县长”走出来，齐刷刷下跪喊道：“青天大老爷！”

张麻子掏出枪，对着天打了一发：“起来，不许跪！皇上都没得了，没得人值得你们跪，我也不值得你们跪。我来鹅城只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你妈的公平！”

熟料，老百姓接着又跪下来，山呼：“青天大老爷！”

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他把公正平等看作“人类文明之进步”的“道德上之最高目的”，他反复强调，三民主义就是为了谋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两大支柱，也是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集中体现了他的公平正义思想。

孙中山对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教育平等、男女平等等广泛诠释，体现出他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望，也说明他所期望的公平社会远非一蹴而就。

孙中山所领导的推翻满清的革命，既是要推翻满清这个王朝，更是要推翻两千多年来专政政治体制。

他要建立的新体制，没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没有低声下气的奴才，只有一个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

遗憾的是，满清虽然推翻了，但是满清的思想遗毒依然在广大国人的血液中流淌。

鹅城的老百姓，在“县长”的面前下跪；

武举人则在黄四郎的面前下跪，哭哭啼啼道：“这哪里是打我的屁股，这明明是打你的脸！”

整个鹅城，从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到嚣张跋扈的武举人，都习惯了在更强者的面前下跪。唯一不用下跪的，就只有黄四郎一个人。

但是，我们怎么就能肯定，黄四郎在他的幕后老板军阀刘都统面前不会下跪？

鹅城，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孙中山实现了他的政治革命，却没有实现他理想中的社会革命。

02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得很对：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满清朝廷就是山中贼，而满清朝廷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秦制就是心中贼。山中贼是有形的，心中贼却是无形的，无形胜有形，更难以将其清除。

而且，山中贼的覆灭，还有可能让革命者放松警惕，以为心中贼并不存在，或是已经跟着山中贼一起灰飞烟灭了。

但实际上，心中贼随时都有可能兴风作浪。

过去，我也很不理解辜鸿铭为什么在民国成立后还一直留着辫子，以为他是老顽固，是思想反动分子。

直到现在我才回味过来，他可能正是要以这种怪异的行为，来警示所有人，不要拘泥于有形的贼，而忽略了无形的贼。

辜鸿铭在北大礼堂讲《中国人的精神》，面对众人的嘲笑，他不紧不慢地说：诸位同学，我知道你们笑什么，笑我头上这根辫子，你们看！

▲《觉醒年代》，辜鸿铭演讲

说着，他背对众人，摇一摇他的长辫子。他继续说：辫子有什么好笑的呀？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

在座的各位同学，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听，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要依附于这条辫子，只不过我们不同的是，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割掉了毛发，穿上了西装，满嘴的English，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

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辜鸿铭的话字字都掷地有声，听得人热泪盈眶。更重要的是，他直接指出了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割掉了辫子，穿上了洋装，就以为自己是进步的，时髦的，转而去嘲笑辜鸿铭教授这样的人落后、守旧、不合时宜。

尽管辜鸿铭批评的是崇洋媚外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个批评的方式同样适用于鹅城这个微缩政治图景，黄四郎、武举人、胡万以及所有的老百姓，都是头上割掉了辫子，但是心中的辫子却还在，他们要么强迫别人给自己下跪，要么就自己给别人下跪。

这一切，与大清帝国统治时别无二致。

为此，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痛心疾首：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另一位旗手陈独秀则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两千年来皇权专制思想的荼毒，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洗涤人心。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但是，这个社会还需要有些提前觉悟的人来推动洗涤的进程。

毕竟，在20世纪初那个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社会，给予中国自信的时间已经相当紧张。

再说回到鹅城，只有一个半道杀出的张麻子，他公开在鹅城老百姓面前说要实现公平，他不允许老百姓向他下跪，他也不会向“南国一霸”黄四郎下跪。

当马邦德告诉他：“百姓眼里，你是县长，可是在黄四郎眼里，你就是跪着要饭的”时，张麻子表示：“丢人，日妈很丢人！”，“我是想站着，还把钱挣了。”

整个鹅城，只有一个张麻子，和他的几个麻匪弟兄始终在追求公平正义。也就是说，只有张麻子能跟孙中山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产生思想上的共振。

有些人，表面上是麻匪，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党。

03

张牧之的选择

根据张麻子的自述，他本名牧之，十七岁那年毕业于讲武堂（应该是蔡锷任监督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追随过蔡锷将军，当过蔡锷的手枪队长。后来庐州会战，蔡锷负了伤，再后来死在了日本（历史上蔡锷是因为得了结核病去日本治疗）。蔡锷死后，他回到国内，正碰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他只好浪迹江湖，落草为寇，牧之也被喊成了麻子。

其实，以张麻子的资历，连同时代的蒋介石都不一定比得上，他完全可以在回国后依附某一个军阀，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另一种选择是，他可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样是出自于广西陆军讲武堂、当过蔡锷部队军官的朱德，后来就参加国民革命军，并在日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

然而，张牧之两个道路都没有选，而是选择成为麻匪。可能在他的心中，只有人格高尚、真正为国为民的蔡锷将军才值得追随。军阀们大多数毫无道德底线，例如曹锟曾贿选大总统。这些人除了手上有些武力，完全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他不想跟这些人狼狈为奸、同流合污。

他心知肚明，跟着这些人，无法实现革命党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公民合理的诉求得到应有的维护与满足。人们对任何现行制度的设计与批判，对未来的任何期许与美好描绘，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那么，该怎样评价张牧之的选择呢？

孟子的弟子公孙丑曾问老师，怎样评价伯夷、伊尹等古代贤人。

孟子说，伯夷的作风是这样的，他绝不侍奉他不喜欢的国君，天下太平，他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退隐家居；伊尹的作风是这样的，天下太平，固然出来做官，天下混乱，也要出来做官，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侍奉的国君；至于孔子，他可以做官时就做官，可以隐居时就隐居，可以久留就久留，可以速去就速去。这三人的风格都很好，但是我最欣赏的还是孔子的风格。

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张牧之选择的就是伯夷的道路。

这条道路谈不上最好，但也有独善其身的正面意义。

况且，张牧之在落草为寇后，劫走了黄四郎的大批鸦片。电影中没有交代张牧之到底怎么处理了这些鸦片，但是从张牧之身上确实没有什么钱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领着弟兄们自行销毁了这些鸦片，以免其继续毒害国人。黄四郎曾愤怒地说，张麻子砍掉了他的这条“大腿”。

就算当麻匪，也能惩恶扬善。

张牧之选择冒充马邦德去鹅城当县长，其真实动机肯定不是为了钱。从电影中的种种表现来看，他对钱的兴趣并不大，如果他喜欢钱，他完全可以去贩卖抢劫来的鸦片，他也完全可以按照马邦德提出的敛财方案去挣钱，“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他没必要去跟黄四郎作对，因为只要黄四郎愿意给他九牛一毛，他也算是发财了。

也许他的真实动机，只是突发奇想，想在鹅城实验一下自己曾经的革命理想，即在鹅城建立一个小型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他知道自己力量有限，无法改变这个国家，但是他或许可以去改变这个西南小县城。

当他为凉粉店老板伸张正义的时候，鹅城就已经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了。因为法律上的公平正义不只是法院墙上的标语，或许还是最鼓舞人心的理想。

鹅城人或许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每个人在面对不公不义时， 都应该去争取自己平反的机会，而非仅属于有权有势者的特权。从这一刻开始，张麻子为黄四郎统治的覆灭埋下了地雷。

结语

无论是跟着蔡锷将军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带领一帮子麻匪弟兄和一群软弱无力的老百姓反对黄四郎，张牧之从未忘记过自己的革命初心。

正如他对马邦德所说的：“我问问你，我为什么要上山当土匪？我就是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

部分参考资料：

1、孙中山《建国方略》

2、陈春生《政府论：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3、《孟子》

4、李敖《胡适语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