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究竟是卡夫卡未竟的杰作，还是伪作？

文学报 · 此刻夜读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提到人生“三大恨事”：“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未竟的杰作”让爱书人扼腕叹息，古今中外这样的遗憾比比皆是。英国牛津大学布拉斯诺学院荣誉教授伯纳德•理查兹的著作《未竟的杰作》图文并茂地勾勒出一部令人心碎的“另类文学史”，他选取了文学史上一系列未能完成的遗憾之作，深入地探讨每一部命运不济的作品背后的故事。从维吉尔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到卡尔·马克思的喜剧小说《斯科皮恩和菲力克斯》，再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离世前仍未放弃的《我们八月见》，从作家的创作瓶颈到编辑的吹毛求疵，从命运坎坷到英年早逝，每一部未竟之作背后都有发人深思的故事。

伯纳德•理查兹说：若以“文学创作和出版条件”作为定义文学的标准，会使作家们追求完整、完结的原动力变得艰难而复杂，甚至变得难以企及。莎士比亚曾打趣说，“完整”的概念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当我忖思一切有生机之物都只能繁荣兴旺短暂时光”（十四行诗第十五首，此句采辜正坤先生译文）——这话值得商榷，我们并不确定大自然的本质属性是否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短暂时光”。也许，我们能寄予文学的期望，就是能够在一系列的持续演变中短暂地触及完美。

《未竟的杰作——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英]伯纳德 ·理查兹/著

沙丁/译

castle///Franz Kafka

1924年，弗朗茨，卡夫卡因患肺结核英年早逝。当时的他已经凭借一系列短篇和中篇小说——包括《变形记》（1915)和《在流放地》（1919)在家乡布拉格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与大多数作家一样，卡夫卡不将作品修改到完全满意的程度，是绝不愿发表任何东西的，因此当死亡迫近的时候，他在给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信里请求道：“所有我留下的遗稿都要焚毁……一页都别剩下。”

这些遗留下来的作品之所以被后世视为人类文学史上的丰碑，其原因既在于它们精确捕捉了人们近乎偏执和疯狂的精神状态，以及在官僚体系中遭受的挫败感，也在于卡夫卡的文字本身所具备的神秘特质，那些光怪陆离的修辞是层层叠叠的迷雾，有千百种不同的解读方式。《韦氏词典》曾将“卡夫卡式”（Kafkaesque)风格定义为“梦魇般复杂诡谲，不受逻辑约束的文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曾着迷于这种独特的迷幻气质，称赞卡夫卡为“西方唯一一位本质上属于中国的作家”；评论家乔治·斯坦纳也曾将小说《审判》评为“拥有丰富宗教想象和深度问答的、形而上学的伟大作品”；此外，还有不少人把卡夫卡视作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

被勃罗德戴上的王冠

哈谢克（左）和雅纳切克都是经由勃罗德，被推向世界舞台

1884年，马克斯·勃罗德出生于布拉格。在前往布拉格查理大学就读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他从这几分薄名中获得了勇气，并于1902年公开发表了一场关于叔本华的演讲。演讲结束以后，当时比他高一级的法律系学生弗朗茨·卡夫卡走到礼堂的最前面，当众反驳勃罗德“把尼采描述成骗子”的言论。他们的交谈很延伸到其他的话题上，两人惊讶地发现，彼此之间居然有许多共同特质，尤其是在文学品位方面。两人很快成为了挚友。

两人之间的友情坚固融洽。勃罗德身材矮小，脊柱有明显的弯曲，模样很不起眼，性情却十分外向，迷恋他的金发女部不在少数。卡夫卡则与这位好朋友截然相反，他生得高大英俊，却格外害羞孤僻，经常为头皮屑和便秘烦心不已。

多年来，勃罗德始终不知道卡夫卡也是作家。后来，终于意识到这点的他，十分鼓励卡夫卡进行创作，并不遗余力地拉上报社的同事们一起给予他支持。那时候勃罗德已经毕业，在报社工作，主要负责戏剧和文学评论，而卡夫卡则是去了保险公司当职员，直到病逝都没再换过工作。

1968年，勃罗德于特拉维夫逝世，遗体被安葬在位于布拉格的新犹太人公墓，紧挨着卡夫卡的墓碑。

1907年，勃罗德在柏林的一份周报上罗列了他心目中能够得上德语文学“最高标准”的当代作家。名单上除了亨利希·曼和弗兰克·魏德金德等准小说家之外，还有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而那时的卡夫卡，还什么都没发表过。他的首部作品，也是在名单问世的次年才出版的。

1939年，和卡夫卡一样身为犹太人的勃罗德，在希特勒关闭捷克边境之前，搭乘最后一班火车逃离了布拉格，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装满了卡夫卡的小说手稿。他一度在巴勒斯坦定居，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他成了哈比马戏剧公司（以色列国家剧院的前身）的戏剧顾问，并创作了几部新小说。到八十四岁去世时，勃罗德创作过的著作多达八十三部。

四散飘零的遗产

1988年，埃丝特·霍夫以近二百万美元的天价拍卖了《审判》的手稿，稿件最终被收入马尔巴赫的德国文学档案馆。霍夫还出售了卡夫卡的一些信件：这些拍卖也在德国进行，成交对象是私人收藏家。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拍卖，《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作者、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这场荒唐拍卖中最令人感到讽刺的真相：卡夫卡的手稿大都在德国拍卖，但卡夫卡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不仅如此，他的三个妹妹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丧生于纳粹集中营的。

2007年，埃丝特·霍夫去世，她将未被拍卖的进稿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女儿，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对这份遗嘱提出异议，并在此后数年持续诉讼，官司纠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图书馆方面希望这些珍贵的遗稿能被收入馆藏的“伟大犹太作家的作品及纪念品系列”。然而，埃丝特·霍夫的孩子们却坚持要将遗稿拆散了卖给德国，只因为在那里，这些作品可以跟卡夫卡最大的小说并驾齐驱。

许多人看来，马克斯·勃罗德不仅利用卡夫卡牟利（他的继承人也是），而且还在卡夫卡的文字中混入了许多或许根本不属于原作者的思想。

勃罗德的名望多年来一直稳步下降，这个现象在1937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卡夫卡自传之后，变得尤为明显。他在传记中声称，卡夫卡虽不是“完美的圣人”，但却“正走在成为圣人的路上”。这个论断及整部自传作品，都在当时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蔑视。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更是开门见山地批评勃罗德，称其“从未深度了解卡夫卡的人生”。

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勃罗德当时写在初版《城堡》里的编者手记呢？

卡夫卡从未完成过小说最后的章节，但有次我问起时，他曾向我过透露过故事的结局。土地测量员K的诉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满足了，作者将他预设为那种不会在斗争中放松警惕，而是会斗争到最后一刻，直到筋疲力尽，衰弱而亡的人物。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到他的床前，城堡里传来指今，判定K依旧不能成为村里的合法居民，然而，考虑到特殊情况，他可以留在此地生活和工作。

倘若这个构想是真的，那倒真的挺有趣。然而，人们对勃罗德话语真实性的严重怀疑，已经让区分“卡夫卡的真实作品”和“勃罗德的凭空捏造”变得困难重重。勃罗德承认（或声称）小说《城堡》的结尾部分有他贡献的成分，但他是否在小说的其他地方也进行了修改或添补？其实，何必纠结勃罗德究竟如何动过手脚，反正我们已经知道这部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出自卡夫卡之手（至少我们觉得自己知道。有学者曾半调侃式地提到，说不定这整部小说都是勃罗德自己的作品，他将其假托在卡夫卡身上，无非是出于对销量的考量）。

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整个“卡夫卡还是勃罗德”的事件中存在的最根源性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对确定作者真实身份的渴求，倒不如说是读者对“所有故事都能有始有终”的美好愿望。他们希望将七零八落的碎片信息汇集起来。然而现实是，许多在作品开头和中间部分大放异彩的作家，写到结局时总是捉襟见肘，落了下乘。E.M.福斯特曾断言：“绝大部分的小说都在结尾处显得尤为软弱。”这点在惊悚、谋杀类题材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们在小说艺术上的成功，只有在悬念不被戳破的情况下才得以维持；此类作品的收尾方式往往是失败的，字里行间都充斥着矫饰和敷衍。

最和气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对《审判》《城堡》和《美国》的语言风格进行鉴定，并以此来判定哪些文字真正归属于卡夫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出修订版作品集，只收录那些毫无争议的、确信是出自卡夫卡之手的部分。假如作品当真存在瑕疵，我们也可以在作品集中对其进行删减，更不必担心那些马克斯·勃罗德妄自添加的内容。除非这项方案真的实施，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这些未竟之作究竟出自谁手。当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作者至少是两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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