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生活
1942年我出生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的城市慕尼黑,就在我出生几天后,一颗炸弹摧毁了我们邻居的房子,我的家也被严重损坏,一些飞散的玻璃玻璃碎片甚至溅到了我的摇篮里,但我们都幸运逃生,母亲带着我和兄弟们出城到了扎赫兰,一个德奥边境的小山村。
我的童年生活是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小时候我对电影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电话为何物,当时一辆汽车绝对能引起轰动。虽然离慕尼黑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时的 扎赫兰却是一个非常闭塞的地方,我直到12岁时才知道香蕉是什么东西,17岁那年才第一次打电话。我们的房子里没有抽水马桶,事实上根本连流动水都没有。我们没床垫,母亲就用干草塞满一只亚麻布袋子来代替,每到冬天我都会在早上被冻醒,盖得毯子上还覆着一层因为呼气结起来的的冰。但像那样长大也很棒。我们 得自己创造玩具,因此富于想象力,被我们发现的党卫军士兵们遗留下来的枪和武器也归我们所有。作为小男孩的我和当地孩子玩在一起,还发明了一种可以飞出去 的箭,你得像抽鞭子那样把它扔出去,这样它能飞150多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虽然很难瞄准,但却能不停地飞啊飞啊飞。我们创造了身边一整个世界。我 们身体的某些部分至今也没有真正适应我身边的事物,我仍然不习惯电话,每次它响起来的时候我都会吓一跳。
可能如今的人们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可是正是诸如发现武器藏匿所这样的事造就了一个美好的童年。每一个都认为在城市的废墟中长大是很可怕的经历,毫无疑问,对于丧失了一切的父母们来说事 情的却如此,但是对孩子们来说这却实在是最美妙的时光。城里的孩子们会接管整个被炸毁的街区,宣称残留的建筑是他们玩耍的领地,并在其中实施伟大的冒险。你实在无需同情这些孩子,每一个我认识的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中度过童年的人都迷恋那段时光。这是一种最棒的无政府状态。没有管教人的父亲,也无规则可循,我 们必须从零开始创造一切。
一次我偶然看到几个工人打了一只乌鸦在路旁的锅里煮,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水面上漂浮着肥肉,之前我从来没见 过那样肥美的肉,这着实让我激动了一把。于是我拿出一支在家附近的森林里找到的冲锋枪,也想射一只乌鸦下来,可我不但没有成功,还被枪的反作用力弹到了地 上。我母亲会使枪,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知道这件事情后并没有生我的气,更没有惩罚我。相反她拿着枪说:“让我来告诉你怎么用它。”她开始教我怎么上保 险,怎么退子弹,甚至会把我带到森林里,向一颗粗壮的山毛榉的树干射了一发子弹。子弹直接穿了过去,我记得木头的碎片在另一面四处飞散。这时母亲对我说:“这就是枪会带来的后果,所以就算你手里拿的是木头枪甚至是塑料枪,也不要用它们瞄准任何人。”我当时完全被枪的暴力震慑住了,就此失去了对此类事物的好 奇心和关注,那以后,我甚至没有用手指过别人。
11岁那年,我第一次看电影,那时有个巡回放映委员会带一些精选的16毫米电影到边远地区 的学校里去放,那一次我看了两部。后来我又看了《佐罗》《人猿泰山》和《傅满洲博士》之类的影片,大部分是低成本的美国B级片,其中有一部《傅满洲博士》 让我对电影开了窍。影片中有个男人被枪打中,从十七八米高的一块石头上摔了下来。他在半空中翻了个跟头,腿还有个踢的动作。10分钟后,这个一模一样的射 击场面出现在另一场枪战中,因为同样有哪个小小的踢腿动作,我马上就把它认出来了。他们只是重复了那个场面,还能以为蒙混过关。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朋友 们,并问他们一个镜头怎么可能被重复使用两次呢?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真实事件,电影就是纪录片那样的东西。这下子我突然明白电影是怎样叙述和剪辑的,紧张和悬念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了,此后,电影对我来说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的第一部电影
从我独立思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了自己会拍电影。我从未做出过成为一个导演的选择,我在14岁那年某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开始徒步旅行并皈依了天主教, 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我确信自己将成为一名导演。经历了一长串失败之后,介入电影拍摄仅仅是迈出的一小步。就算是今天,我仍然不能把这看成是一项真正的职业。
为了拍电影,早在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就开始在夜里打工赚钱,我做过钢铁厂的焊接工,停车场的管理员等类似工作。也许我能给那些想 进入电影圈的人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只要你体格健壮,只要你能自食其力,就别去找办公室的工作来谋生。还要对那些制片公司中令人难以忍受且无用的底层秘书 工作提高警惕。走进真正的生活中去,去夜总会做保镖,去疯人院或屠宰场当看守。徒步行走、学习语言,学一门和电影无关的手艺或生意。拍电影必须以生活经验 为基石,我知道我影片中的许多东西不是创作出来的,很多就来自于生活本身,而且是我自己的生活。你能从海明威和康拉德的书中读到无比真实的人生,这些人都 能拍出好电影,所以我庆幸他们只是作家。
我拍摄第一部电影《大力士》时需要一大笔钱,那成本相对于一般处女作而言很高,因为我想一开始就 用35毫米而不是16毫米的机器拍摄。对我来说电影只能用35毫米的机器来拍,其他的都是多余。不管我想表现什么东西35毫米都比其他机器更具表现力。可 我开拍后也曾想过:“要是我输了,我会输得一败涂地。”我当时无意中加入了一个年轻的电影拍摄团体,大概8个人,大多数人都比我大一点儿。在我们的8个拍 摄计划中,4个从没启动拍摄过,另外3部开拍了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完成。其他人的失败都对我意义重大,我渐渐明白,能够保证电影从开拍到完成的不是 钱,而是工作条理和献身精神。后来在《陆上行舟》中,把那艘船拖过大山靠的就不是钱,而是信念。
如今再回头看《大力士》,我觉得这部电影 真是相当无聊乏味,可对当年的我来说,它却是个重要的试验。它让我学会了把各种本不可能放在一起的素材剪辑到一起,我把一次勒芒24小时车赛上的故事和一 些健美运动员的资料照片相互交切,那次车赛上大约有80人因为一辆车的碎片飞到观众席中死亡,二健美运动员的资料照片中则包括1962年的德国先生。这部 电影对我而言相当于一段学徒生涯,我也确实觉得拍一部电影要比去电影学院读书要好。
本文授权摘自《冰雪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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