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任继愈

作者 | 槐荫书话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开馆之日举行一个仪式，任继愈先生担任馆长。在见报的开馆新闻里，报道写有参加仪式的领导和新馆的规模、功能。有读者看报后投书，质问：为什么图书馆新馆开馆，只报道出席仪式的领导，不报道馆长的名字？那些年的报纸有这样的批评稿件。我读到读者的批评后，特意翻了一下有关开馆的报道，至今记得那条百字新闻的版面位置。读者的批评是对的：北京图书馆新馆开馆，新闻里没有馆长的名字，这不正常。

今天冷静地想一想，新闻里没有馆长的名字，不是记者的错。那时的报道规格，记者服务的新闻单位是有规定的。任继愈当然不会在意新闻里有没有他的名字，是读者看不下去了，不平则鸣，投书报纸，批评新闻报道中的官本位。

多年后，北京图书馆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任先生还是馆长。不过，这个名字的改变，有点向官本位靠拢的意味。任继愈先生本色是学者。他供职的单位是什么名字，新闻报道中有没有他的名字，我想他是不会在意的。

任先生是西南联大时期北大文科研究生。在那个寇焰日深，弦歌不辍的时代，他们这一届研究生出了不少学术大家，二十几位研究生，几乎全是响当当的名字；任继愈是其中之一。

我有一个老同事，当年曾借调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他有一天告诉我，说出版社要廉价处理一部分词典，问我要不要？我说你抄个书目，我选一些。这样，在我买的词典里，就有了一部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我有时查某词条，就以这部词典为准。这也是我第一次买任先生主编的工具书。有关佛教、道教、哲学的书，我读其他先生的，没有完整读过他的书。但是，他的零篇文章，我读过不少。在阜成门外的“九元书店”里，我买到《我们的任继愈》，很有兴味地读纪念他的文章，任先生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就比较清晰了。他的学术成就，我不能评价；他的一些小事，我很感兴趣。

在河南明港干校时，任先生于劳动之余，利用星期天给附近的农民看病、针灸。从他一位同事的回忆里，我才知任先生懂中医，敢开方，会针灸。文章说，那时农民很穷，粮食紧缺，哪怕是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病人家也要尽力招待一顿好吃的。但是，任先生看病扎针，既不吃也不喝，纯粹是义务。附近村里有个哑巴，任先生多次用针灸治疗。同事跟着任先生学针灸，说“哑门”很危险。如此担风险的事，任先生以医者仁术的精神，事不辞难，坚持给贫苦的农民看病。我读到任先生给农民看病扎针的故事，想，1970年代，社会上还没那么多的法律法规，农民还质朴，搁在今天，任先生不是“非法行医”吗？

任先生是著名学者。能者多劳，经常有博士生的论文送来请他审阅。最初，任先生还认真审读，提提意见，后来一再声明，他不再接受这项任务，甚至为此事生气。他说：先不谈论文的义理，首先文章就不通！他从审读博士论文中，感到中学教育都出了问题，认为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打好基础。对于领导干部中的学位热现象，方克立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认为领导干部学历层次提高是好事，但一定要抵制权学交易的不正之风。领导干部需要名牌大学的博士头衔作为进一步升迁的资本，学校也需要有权有势的校友来光门面和获得项目、经费等方面的好处。正是对博士贬值现象的忧虑，任先生提出建立严格选拔的国家博士制度。”任先生这一代学者，当年在昆明读研究生，物质生活艰苦，是苦读出来的，他哪里能想到，在今天，堂堂的博士学位也有行有市，居然进入商品交换领域？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王永兴回忆：“北京大学在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建筑十几间草房，三届研究生约20人迁居宝台山。史语所就在山下，借书更方便了，两人一间房子，读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我的同屋是任继愈学长兄，二人終日苦读。”王永兴还写到：任继愈习惯早起，凌晨读书；他习惯晚睡，深夜读书。于是，他们一个读书到深夜，另一个在他倒下睡时，又起床读书。他们屋的小菜油灯，彻夜不息。那时，任先生正钻研熊十力的著作。他和王永兴谈起史语所的往事，说史语所选人很严，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选优秀学生。有一年，姚从吾告诉傅斯年，说这一届选不出。傅不信，亲自召集学生，找学生面谈，问一位：你的家乡有什么古迹？学生答：有一棵老树，传说是秦始皇栽的。傅斯年甩袖而出，对姚从吾说：果然一个也选不出。

对图书馆的职能，任先生有自己的理念。他说过，北京图书馆不要成为藏书楼，而要像袁同礼任馆长时一样，成为学术研究机构，要出赵万里、王重民一样的大家。

许多与任先生亲近的人回忆，说任先生在外开会、工作，从不在外边吃饭。会议结束，他一定回家吃饭。这些生活细节，在吃喝成风的年代是少有的。

读纪念文章，看看这些老先生的古风，也是学习传统文化，接受教育。王永兴在晚年和受过任继愈关照的一个女学生结婚，双方年龄差距很大。任先生登门祝贺，带了相册作为贺礼，并对女学生说：“你知道吗？你的辈分提高了，我要叫你大嫂了。”于是，已近80岁的任先生恭恭敬敬站起，叫了他的学生一声“大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