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国从王朝的兴衰入手，去研究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也就是元朝，因为他的上层统治者是蒙古族的贵族。因此在整个国家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承方面，就和以往的王朝不同，因为他带有了极大的少数民族色彩，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元朝的成立结束了自唐朝灭亡之后中华大地上战争不断、各自为政的分裂格局局面。体积庞大的元朝国祚不到百年，便轰然倒地，这与汉朝、唐朝的存续时间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每个朝代在建立之后，都会积极编撰之前朝代的史书，希望能够从中吸取到一定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的维系本朝的统治。汉族人一直带有的排外思想，使得后世的朝代在总结元朝覆灭的经验时。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加上因为其是少数民族，所以思想落后，统治残暴，加速了其统治朝代的灭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探讨的！
许多人都以为，在蒙古族执政期间，实行暴虐的统治方针，刻意打压汉人。将当时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不少人还举出了元朝时期的“四等人制”以及在元顺帝时期，有大臣建议杀尽汉人百家姓中占比最大的“五大姓”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笔者以为，这些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不妨对这种观点进行一定的分析。
当年，蒙古军队参与到金国与宋朝的战役中，根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的军队确实杀了不少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这些平民中女真人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同时，当时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也参与其中，也就是说，这些平民的死亡，不仅仅蒙古人有责任，我们汉族人的自相残杀也不容忽视。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当时很多汉族人的劣根性。
随着战事的不断加剧，进入蒙古上层的贵族官员的素质也越来越高，他们也在逐渐调整对于汉人的策略。其中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改变是最为明显的，在忽必烈成为皇帝之前，他执掌的华北地区就采取了与汉人友好的策略。他制订了一系列的军队管理方法，其中就包括禁止军队对平民进行骚扰，同时，他还积极恢复因战争而被破坏的汉人经济，争取安定民心，给汉人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政策，他选任良贤，主持地方大局。同时积极和地方乡绅合作，从基层建设入手，让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民依附在土地上去闯找更多的价值。同时这种做法也让元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随着元朝疆域版图的扩展，南方的中下游地区也成为了他们的土地。而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农业生产的重地，军队建设的速度跟不上元朝军队版图扩展的速度，当时不少文臣就积极进谏，希望蒙古军队能够改变自己的作风，减少嗜杀。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蒙古大军在攻克襄阳城时，大汉折损。他留下遗愿，要让整个襄阳城的人为他自己陪葬。可后来忽必烈在攻克襄阳城后却下令禁止屠杀百姓。这个结果的发生出了吕文焕当时主动投降，避免了更多的蒙古人死亡外。还有就是忽必烈在对于不断扩大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法去安定民心，维护自己的统治。
再回到前文中有人提到的“四等人”制度。这个在元朝时期的体现多在司法方面，偏袒蒙古人与色目人。可是如果将这个“四等人”制度放大到整个社会来看，去判定元朝暴虐，这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
最后一点就是元朝的军队强大带来了元朝的版图强大。但是对于元朝的版图掌管却大部分是汉人武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达鲁花赤”官印。
县官不如现管，汉族人听过担任主管工作，取得了很多地方的实际控制权。正如组织学家马奇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政策，只有好的执行才能够将其延续下去。而每个好的执行，必定是在分析了具体环境之后所做的决定。这个决定带有主观的理解，也带有客观环境的限制。所以即使“达鲁花赤”不尽人意，但是他的意志力会得到削弱。所以我们在研究元朝是否暴虐，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实情来贯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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