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正丽团队坚决捍卫科学尊严

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追溯，或寻找世界各地传染源的“零号病人，这说到底是基于数据分析的科学问题。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科研团队前不久发表了最新的研究论文，再次否定了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说法。世卫组织的联合专家组在中国专家的配合下两次到中国的疫情区进行实地调查，在公开发布的调研报告中证实了石正丽团队有关病毒源自某些野生动物的结论。在全民免费接种疫苗的“群体免疫”政策支持下，美国疫情有很大的缓解，“松了一口气”的美国媒体和一些政治人物开始轮番炒作病毒“实验室泄露”一说，极不愿为美国疫情大爆发担责的拜登总统“趁热打铁”，在5月26日发布了一道“白官命令”：下令情报部门在90天内报告新冠病毒的起源，敦促中国参与一项以证据为基础的“全面、彻底、透明”的国际调查。

以行政手段干预科学调查，以情报人员取代科研人员，以行政命令制定本来是一项重大科研课题的期限，结果可想而知，“先入为主”的预判严重干扰了科研人员的实证研究。假如拜登政府真的关心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那么早在2019年下半年，病毒已在欧美多个地区出现，包括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在内的美国200多个生物实验室为何不接受世卫专家组的现场调查？为何不公布相关的病源数据？

《今日美国》网站报道，美国近7天平均每天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为430人，死亡人数所在的州县几乎遍布美国各地，累计的新冠死亡病例超过了60万例。美国在全球抗疫战中输了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糟糕的战绩与中国比相差甚远，就是与“一塌糊涂”的印度疫情相比也好不到那去。6月15日，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的5个州在官方公布首例新冠确诊病例之前（2019年12月之前）已出现新冠感染的病例，既然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和欧洲多地已出现新冠感染病例，那么比中国最早的新冠病毒可能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出现。特朗普在武汉封城后的“第一时间”关闭了中美人员往来的海关大门，然而，“马前失足”的特朗普敞开了美欧人员往来的海关通道，美式防疫的“双重标准”坑害了民众，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屡创纪录，“美国的悲剧”不是源于国外的“阴谋论”，而是源于自身防疫体系的缺陷和漏洞。

在6月17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明了观点：新冠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论”毫无根据，石正丽领衔的武汉团队应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武汉团队在新冠病毒的早期发现和后续的病理学研究、疫苗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原创成果，石正丽的诺奖提名符合科学价值标准，一，武汉团队最早分离了新冠毒株，测出了病毒的基因序列，2020年1月12日，石正丽向世卫组织通报了病毒基因序列。最早发现和确认了新型病毒，这为武汉和湖北、全国和全世界的战疫奠定了科学基础。二，团队发现了新冠病毒的受体ACE2，摸清了新冠肺炎的发病机理。三，团队发现了人体对新冠病毒的免疫机制。武汉团队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新型病毒的研究成果，科研团队在长期的沙士病毒研究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热衷于散布“政治病毒”，他们把疫情失控归因于病毒从实验室“泄露”，不仅不会提名石正丽获诺奖，而且向她“泼脏水”，企图将一位公认的优秀科学家当成“替罪羊”。

身处“风口浪尖”的科学人物石正丽以常用的电子邮件方式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病毒学专家石正丽意外地处在国际舆论的“风口”，可能受电影《蝙蝠侠》的影响，石正丽被西方媒体人士称为“蝙蝠女士”，很难分清蝙蝠女王的称呼是赞美之词，还是贬低之义，专注于新冠病毒来源和传染途径研究的她没有心思回应西方媒体的“蝙蝠”之称。她在采访中驳斥了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猜测，这是毫无根据的假设。美国媒体大肆报道，武汉病毒所三名员工在2019年11月出现了类似新冠的症状，有医院治疗的“记录”，这是毫无根据的编造。2019年，石正丽成为美国微生物学会109名科学家之一，在项目合作研究中接受过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她被美国科学界称赞为杰出的科学家，科研活动和职业道德严谨。石正丽前不久也回应了《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她说自己没做错什么，没什么可担心的，不会为没有证据的指控提供证据，不明白美国的媒体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持续泼脏水。

在6月14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研究员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和科学检验的事实驳斥了一些“兴风作浪”美国人士的无理指责，武汉科学团队最早测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他们为何将新冠病毒的源头指向武汉病毒所？为何推断石正丽的科研团队人为制造了新型病毒？原因之一是有美国人士听信了一种莫须有的谣言：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所谓增强病毒毒性的“G0F实验”，“Gain of Function”直译为“功能性获得”，带有基因改变或“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方式可能使病毒产生变异，获得增强毒性的功能。石正丽在外媒记者采访中坚决否认了“阴谋论”的凭空指责，她说，“我的实验室从未进行或合作进行过增强病毒毒性的G0F实验”。美国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是否进行过违反生命伦理学的G0F实验？为何不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到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查验？我们只能用成语“做贼心虚”、“贼喊捉贼”来形容一些美国人士的内心不安。

蝙蝠和乌鸦的文化寓意在东西方文明渊源中有所不同，蝙蝠和乌鸦在东方人的文化符号中带有邪恶、阴暗和丑恶的意味。长期从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石正丽研究员被西方媒体人士称为“蝙蝠女侠”，称呼本身没有丑化、抹黑、厌恶一位世界知名女科学家的含义，但一些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罔顾事实，把石正丽说成是制造病毒的科学家，把武汉病毒所说成是新冠病毒的源头，这种栽赃陷害的政治操弄手法实际上是在传播政治病毒，抹黑石正丽和武汉病毒所，他们的目的十分邪恶、阴险和丑恶，无非是拉仇恨，挑起相关疫情国民众的不满情绪，逃避民众对数十万死难者的追责。

在以蓬佩奥为首的美国右翼人士“步步紧逼”下，“束手就擒”的拜登做了两件违反常理的事，一是对情报部门的“情报”深信不疑，说什么武汉病毒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在武汉疫情出现之前染上了疑似的“新冠肺炎”，拜登下令情报部门在90天内查出新冠病毒的来源，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反对拜登用行政命令干涉对病毒来源的科学调查。二是在前不久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他要求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起源的第二阶段调查。拜登有没有“私心杂念”作怪？特朗普班子下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疫情防控的失利，疫情危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街头骚乱的政治危机。拜登上台后面临60多万的新冠死难人数，无法对选民交待的死难人数超过了“一战”以来历次战争中美国士兵的死亡总数。特朗普和拜登不是真的对新冠溯源感兴趣，而是借此抹黑中国，转移美国民众“追责”疫情的注意力，对中国兴师动众的“问罪”暴露了美国一些政人物的险恶用心。